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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蒙培元全集》第五卷

更新时间:2022-05-12 13:28:05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以满足外在需要的问题。在这里,充实自己的心灵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变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而不是为了追求别的什么目的。否则,人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心也就是孟子和后世儒家所说的“良贵”,心之所以为贵,就在于它是自我完备的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正如明儒陈献章所说:“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团脓血里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著衣服,能行淫欲,……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1]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中国哲学最关心的问题。中国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例外地主张,人决不仅仅是感性动物,也不仅仅是理性动物,更重要的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主体。他不需要到对象中去寻找人的本质,也不需要通过人的对象化或物化的形式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返回到自身,认识心是什么、性是什么,以其能觉之心觉其所觉之性,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按儒家所说,我有道德之心,人人皆有道德之心,我有道德理性,人人皆有道德理性,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按道家所说,我有“神明”之心,人人皆有“神明”之心,我有“自然”之性,人人皆有“自然”之性,这就是人的本质存在。因此,人应该认识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这样教导人们的。

   按中国哲学所说,人人都有内在的本质存在,但是未必人人都能自觉,因而未必都能实现;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自觉。儒家所说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这种理想的圣人境界,正是高度自觉的结果。道家所说的“真人”或得道之人,也是“反朴还纯”、“见素抱朴”即“自知”的结果。

   要实现自觉,必须反身而思、反求诸己。能觉与不能觉,关键在于能不能自我反思即“反求诸己”。因此,理学大师朱熹把这称之为“梦觉关”。能自知其性自诚其意便是觉,不能自知不能自诚便是梦,觉是圣人境界,梦只是生物境界,即便是终身行之,却如同“梦过一生”,失去了人的意义和价值。可见,能不能自我反思,从而实现自我觉悟,便成为能不能实现人的本质存在的关键。

   道家提倡自然主义,这一点与儒家不同,但这是不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外向思维呢?就整体而言,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家的自然主义,固然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然”规定为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人的本性,这样一来,“自然”便不仅是外在的东西,而且是内在的东西,变成了人的存在范畴。老子的“自然无为”说,就是以人性自然为前提的。人和万物虽然产生于“道”,但是既生之后,便具有内在的“德”。“德”是“道”的真正实现者,也就是“道”之在人者。这就是“道生之,德畜之”[2],它不仅是内在的,而且以“自然”为常。因此,他主张“积德”,进行内在的自我认识和修持。“修之于身,其德乃真。”[3] 这个“真”,就是人的真性情。中国人常说的“自知之明”,就是从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4]这句名言演变而来的。“明”是一种自我认识,不是一般的对象认识,就完成自己的人格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认识,不如说是自我呈现。他所说的“知常日明”,就是对自己的“自然”之性即“常德”的自我认识。至于庄子的“虚室生白”[5]之说,与后来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就更加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是人文主义的,也是艺术型、美学型的(或者说是诗学的),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不是纯概念、纯形式、纯逻辑的理念型或理智型思维,而是主体体验型思维,或者说是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向思维。这是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哲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化心理,一直很重视人的情感因素,主体的情感需要和态度在思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思维的类型和特点。由于思维中渗透了情感评价的因素,从而使理论思维具有“温色”的特征,而不是“冷色”或“灰色”的纯理性思维。当然,它也不是纯艺术、纯美学的,因为其中又有更多的道德情感以至宗教情感的成分。

   这样的思维更不能被归结为原始性思维,不能说没有理论抽象思维。问题是,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重视主体体验的作用,使中国哲学思维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人的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爱智”的,即属于理智型思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当代有某些变化)。中国哲学则不然,它没有把知、情、意严格区分开来,并不重视知性的发展,却很重视情感体验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就思维方式而言,它将知、情、意三者结合起来,在三者的统一中追求某种智慧。其结果是,既没有形成重智主义的理智型思维,也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意志论以及宗教哲学,而是形成一种情感体验型的主体哲学。中国人习惯于用体验的方式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善于从具体感受中形成一般原则,而不讲求概念的形式化与公理化。由于在思考问题时,主观情感色彩非常浓厚,总是带有情感的成分,人们在观察或理解自然现象时,也就很自然地把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界具有人的特点。中国哲学中的两大家,儒家和道家,无论是从人开始,还是从自然开始,都是主体体验的天人合一论者,他们都把人和自然界融为一体而不可分离,并且在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中,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得到情感上的某种满足。

   儒家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但他并不讲究礼的形式,而是重视行礼时的情感体验。礼乐是需要的,没有礼乐,则人的内在情感无所寄托、无所表现。但礼乐之类毕竟是外在形式,如果只注重于外在形式,那是不能解决内心世界的问题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 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真实而虔诚的内在情感,有了这种情感,礼乐之类也就不会成为空的形式。所谓仁,就是这种情感体验的结果。有了这种体验,不仅能成为仁人,而且能感受到真正的心理满足,即所谓“乐”。“圣人之乐”是儒家哲学中的最高体验。

   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这可以说是古代人道主义的思想。所谓“忠恕之道”,就是从主体的情感意向出发,也就是从同情心、责任心和道德感出发,建立人的尊严。人需要同情和互助,需要互相关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并且建立起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但这种同情感、互助感是在自己的心理需要和情感体验中体会出来的,不是靠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得出的。这同苏格拉底通过辩论,确定“善”的概念意义,是有所不同的。苏格拉底通过辩论,对道德真理作出解释、演绎和证明,使这种道德真理成为自我证明的逻辑推理过程,从而构成自我的道德认识,本质上使道德理念变成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孔子则是从内在的心理情感出发,通过体验活动确立道德原则,进行道德评价,基本上是情感型、体验型的。

   孟子进而把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确立为人的内在本性,使之建立在内在情感的基础之上。这种内在情感就是他所说的“四端”。为了说明“四端”是“四性”的心理基础,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从而把情感经验及其自我体验变成了思维的普遍原则。这一点为后来的儒家普遍接受,至少其主流派是如此。

   理学家的心性情之说,正是体验思维在哲学上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他们以其“天人一本”、“内外一本”之学,提出心无内外、性无内外、情无内外之说,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为最高境界,但是要实现这种境界,还要在自身中进行着实体验。他们坚决反对“自私而用智”。所谓“用智”,就是用自己的智力或智性去知物,“以己知彼,终无所之”,随物而动,就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也不能“物来而顺应”。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感体验型哲学。他们的心性论和性情论,或者是建立在心理情感之上(如孔、孟),或者是建立在道德本体之上(如理学),但都离不开主体体验。如果说其中有认识论的问题,那么,这正是体验层次上的存在认知,不是概念分析基础上的理智认识。程颐所说的“以体会为心”,正是把体验提到存在的层次,以此实现人的本体存在,所谓认识,归根到底是指人性即人的存在的自我显现或自我呈现,不是纯粹的理智活动,是情感的升华、意志的实现,不是概念的确立、论证的完成。中国哲学缺乏概念的明晰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道家也主张体验,而且更具有本体体验的性质,这就是所谓“体道”。老子提倡“静观”,但他所谓静观,既不是感性直观,也不能理解为纯粹的理性直观,这里包含着以自我体验为特征的内视反观。有人说老子善于“冷眼旁观”,其实,老子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冷眼旁观,他是要把自己摆进去,在自我体验中实现所谓“静观”。真正的冷眼旁观,应是客观的或对象性的理智认识,既无情感色彩,亦无主观评价,更不否定一般知识。但老子在提倡“静观”的同时,却反对一般知识,主张“无知无识”的特殊智慧。这种智慧的一个特点是,否定一般对象认识,直接把握道体,“静默”就是把握道体的最好方法。庄子则公开提倡“体道”。“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7] 他把“体道”看作是不同于一般认识的最高认识。所谓“体道”,就是取消名言和概念,取消相对而有限的对象认识,进行直观体验,确切地说,是一种自我体验。郭象解释说,体道者,“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这所谓“自得”,就是自我体验之所得。“自得”之知,不需要外在的知识,只是一种内在体验。这是庄子和道家的一贯主张。“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8] 以知为外,以不知为内,说明知识和体验是不同的,二者有内外、主客之别。体验是主体自身的事,知识则由对象决定。体验所得之知是无限的、绝对的,也是整体的,一般的对象认识则是有限的、相对的,也是部分的。因为道既不是闻见即感知的对象,也不是名言即理性思维的对象,道不仅是无形的,而且是名言即概念不能表达的。一有辩论,便有是非,一有名言,便有分别,大道既无是非的分别,亦无内外、主客的分别,真所谓“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者也。在这样的体验中,内外、物我之分统统消除了,进入了真正的本体境界。

  

  

   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辩型哲学,其思维方式也是实践型的,不是思辩型的。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和经验特征,重视个人的实践和经验,属于实践理性思维,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把重心放在实践或修行上,而不是理论思辩上,因为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建立什么理论体系,具体讲就是如何成为圣人、贤人、神人、至人、真人、仙人和成佛。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就是讲如何成为圣人的学问。由于成圣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此,他们又称他们的学问为“躬行践履之学”。道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道德”之学,也是讲如何“得道”以成为至人、真人、神人的学问,由于“得道”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此,他们又称他们的学问为“修道”或“践道”之学。道教则讲“仙人之学”,即如何修炼以成为仙人,无论“内丹”还是“外丹”之学,其重心都在实践上。佛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内学”,以示同其他各家相区别;其实,他们所谓“内学”,也是讲如何“内证圣智”,即如何进行内心修养以进入佛的境界。所有这些,都是以实践为根本特征,以实践为最后归宿,即诉之于主体实践而后完成,它根本不是理智思辩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实践思维具有自己的特点,同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康德强调意志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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