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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张岱年的中西哲学观及其“综合创新论”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2 09:30:5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张岱年先生的著名的“综合创新论”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的。他认为,中西哲学有共同的问题,故可比较,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哲学。但张岱年不是抽象地肯定中西哲学之“同”或“异”,而是通过具体分析,指出二者既有同,又有异,同之中又有异。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创新论”,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条可行之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是在30年代“创新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其中特别强调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意义。本文最后讨论了“综合创新”何以可能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张岱年先生(1909.5-2004.4)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创新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是建立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之上的。了解张先生的中西哲学观,有助于理解他的“综合创新论”;理解其“综合创新论”,又有助于正确对待中西哲学的关系。

  

   一、中西哲学有无可比性

  

   早在20世纪初期,随着罗素的来华,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在中国开始盛行。青年时代的张岱年,便在其兄、罗素哲学专家张申府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了罗素、穆尔等人的著作,对于罗素等人所提倡的分析方法“颇为赞赏”,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对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尤为赞佩”[1],并由此开始考虑哲学的改造问题。总之,中西哲学的“交会”在张岱年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20年代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传播,张岱年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了他的哲学观,提出了“创造的综合”论。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张岱年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是,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他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他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著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分析(即“解析”)方法,对中国哲学中的许多难懂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深刻透辟的分析;另一方面,又不断发表有关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论著,阐明他的中西哲学观。到晚年,他还作了《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对中西哲学的异同作出了系统阐述,为他的“综合创新论”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自从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哲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哲学的研究面临着西方哲学的“挑战”:只能在中西比较中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既然要进行比较,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有无可比性?这也就是当下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哲学家们,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上各有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由此有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派之争,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比较的可能性,只是在比较中有选择上、程度上和立场上的不同。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都不否定中国有哲学。虽然有些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这个“名字”是西方的(经过翻译),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固然缺乏“形式的系统”,但是它有“实质的系统”,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任务只是使之形式化,而不是将它排除在哲学之外。总之,在前一辈哲学家那里,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本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前一辈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是真正有研究的,有些人是精通西方哲学的,他们是有发言权的。

  

   在这个问题上,张岱年和冯友兰等学者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他们都认为,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能够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张岱年先生说过,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无形式系统而有实质系统的说法,是“不刊之至论”[2],就是最好的明证。

  

   既然中国有哲学,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共同的问题,即哲学之成为哲学者。这就使比较成为可能。哲学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呢?张岱年说:“我认为,哲学是关于天人之学,即关于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研讨。”[3]“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说法,但“宇宙人生基本问题”却是普遍的问题,中国哲学用“天人之学”的说法表达了“宇宙人生基本问题”这个普遍问题,即中西哲学共同的问题。尽管当我们这样理解和使用“哲学”时,“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而且,“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4] 但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却决不能说在中国没有这些问题的研讨。更具体地说,所谓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是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致知论、方法论等这一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西方人探讨,中国人也探讨。至于结论如何,则正是需要进行比较的。张岱年先生作《中国哲学大纲》,正是以这些基本问题为内容的。这既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等等虽是西方哲学的提法,但这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些语言所表达的哲学问题,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共有的问题。语言是有“意谓”的,哲学语言所表达的,就是符合哲学“意谓”的语言。因此,所谓“表准”,只是衡量哲学与非哲学的标尺,并不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凡是解决宇宙人生问题的学问,都是符合这个标尺的,不是只有运用“哲学”这个名字的才叫哲学,不使用这个名字的就不是哲学。“宇宙人生问题”可说是从中西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共同问题,以西方“哲学”之“名”而名之,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的。中国虽然没有“哲学”这个“名”,却有这个“名”所代表的问题。现在,我们使用西方“哲学”这个“名”,却决不是以这个“名”为标准,即不能认为,凡有这个“名”者为哲学,没有这个“名”者不是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很重视语言的问题,有人甚至将哲学归结为语言问题(所谓“语言的转向”),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语言问题就是哲学问题,语言学就是哲学。哲学必须讨论语言的意义、语境和使用的问题,亦即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意谓”问题。即便是取消了“宇宙论”、“本体论”等名称,宇宙人生的问题仍然不能取消。哲学也是发展的、变化的,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不能消失,除非连哲学也被取消(现在西方确实有人主张取消哲学,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既然中国有哲学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共同的基本问题,那么,中西哲学的比较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比较中,才能显出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也只有经过比较,才有“综合创新”的可能。但比较只是一种方法,其目的则是“寻出整个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5]。而要求得中国哲学之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当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6],是比较而不是套解,这才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也是创造新哲学的正确方法。目前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往往还有套解的肤浅做法,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二、中西哲学的异同

  

   张岱年先生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这些见解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中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不必详述。这里只想指出,张先生并不是简单地将中西哲学归结为只有同而无异,或只有异而无同,而是进行了具体分析。但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他更重视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就是说,既肯定普遍性,但更强调特殊性;既肯定共性,但更强调个性。这也就意味着,中西哲学虽然有共同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所谓“不同特点”,既不是从民族优越论的立场,也不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得出某些结论,而是以完全开放的心胸,通过客观的分析,以描述的方式指出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及其所长。首先,在中西哲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因为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不是只有一种派别,而是有不同派别。在这些不同派别之间有某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其中有相同的一面,但同中又有异。其次,从中西哲学的主要派别或多数人所代表的观点来看,中西之间确实有较大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比如就思维方式而言,西方哲学的主要派别是主张分析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分析思维成为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辩证的。但是,在西方哲学中也有辩证思维的传统,在中国哲学中也有分析思维的传统,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凡西方哲学都是分析的而中国哲学都是辩证的。但是如果分出主次,那么,就可以说,西方哲学以分析为主,中国哲学以辩证为主。就辩证思维而言,中西哲学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其相同的一面是,二者都不主张A等于A、A不等于非A式的分析而是主张对立之间的统一;其不同的一面是,西方哲学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而中国哲学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因而又有各自的特点。经过这种层层分析,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就非常清楚了。

  

   又如本体论问题,这本是中西哲学所共有。但是,西方哲学有一个明显而一贯的传统,或者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讲本体与现象的对立,认为本体是真实的,现象是不真实的,这就叫“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对于西方哲学的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也是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家所承认的。实际上,这正是西方二元论、本质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正如张先生所指出的,在西方也有反对这种本体论的哲学家,怀特海就是一个代表。怀特海认为,这种本体论哲学把现象和本体分成两截,是“自然的两分”,是根本错误的,自然是不应该分成两片的,自然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张先生认为,怀特海哲学与中国哲学便有接近之处。中国哲学就从不讲本体与现象的对立,而是讲二者的统一。更确切地说,中国哲学所讲,是本末、源流的关系,虽有本与末、源与流之分,但二者都是实在的、统一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本体论,本末、源流的关系也是讲本体论的,只是同西方的本体论有原则区别。这个区别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促使我们通过比较与反思,看看哪种学说能够说明真实的世界(包括人自身)。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讲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但是常常不区分中西本体论的区别,很容易套用西方哲学的本体观念;有的人看出了二者的区别,却因此而否定中国哲学有本体论。张先生明确指出,否定中国有本体论“是错误的”。[7] 这又是坚持中西哲学的共性。其实,在我看来,套用西方本体论讲中国哲学,同否定中国有本体论一样是错误的。张先生特别欣赏中国哲学的“体用一源”之说,认为这种学说很“深刻”,因为这种学说更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语今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在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的问题上,张先生进行过深刻分析,提出了精辟见解,并且随着中西比较的深入发展,不断赋予天人之学以新的意义,使这一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他将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解释,将前者作为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而将后者作为认识论的问题。这样就避免了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即将天人关系简单地等同于认识论的主客关系,并以此来评价中西哲学的优劣,从而得出中国哲学缺乏主体性等简单化的结论。这两个问题当然有联系,前者作为存在论、本体论的问题,对于后者即认识论的问题有直接影响,但是,就其地位和性质而言,二者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张先生的这一划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对“天人合一”作出了令人心服的精辟分析与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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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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