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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张岱年的中西哲学观及其“综合创新论”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2 09:30:5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继冯友兰先生之后,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中的“天”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天”有三层含义。一是表示最高神即上帝,亦即冯先生所说的主宰之天;二是表示“最高原理”,如孟子所说;三是表示自然界,如荀子所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之“天”就是自然界。

  

   最近讨论“天人合一”比较多,但有不同理解。有人可能会提出问题,即荀子所说的“天”是自然界,但荀子是主张“天人相分”的,为什么“天人合一”之“天”也是自然界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张先生通过对“天人合一”的历史演变的论述作了回答。张先生指出,明确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的是董仲舒,但在董仲舒看来,天既是上帝,又是头上的青天,即具有自然之义。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张载,而张载以天为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并据此批判了佛教。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先生的这一论证不仅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实际,而且说出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其实,从孔子开始,天的意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之“天”,已不是主宰之天,而是指自然界了。

  

   更重要的是,张先生通过中西哲学比较,指出西方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天人二分的,它“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8]。近代以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这种哲学的代表。自然科学则成为人类战胜自然的工具。到19、20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9]。与此相反,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则“包含着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10]。这一深刻见解,对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张先生对中西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比较,如对中国哲学中的根本范畴“道”、“气”、“神”、“诚”等以及西方哲学中的“being”等,分别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这些范畴是很难翻译的。但是,只要理解了它们的原意,语言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也是能够进行比较的。又如中西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问题,张先生在指出中国哲学重视人伦道德而西方哲学重视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肯定中国哲学很重视个人的人格尊严,并进而提出,中国有“天赋价值论”而西方有“天赋人权观”。从这方面说,中西哲学亦有相互比较和吸收之处。

  

   三、“综合创新”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前半期,中西哲学文化的交流出现了一次高潮。中国的哲学家们,走出了传统的经学老路,寻求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前景,有的哲学家已开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岱年先生提出了“创造的综合”[11] 这一主张,试图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综合创新”的提出,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而是以平等的眼光,主张将中、西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经过“综合”,实现一种新的创造。在综合之前,当然需要选择,并不是将所有的哲学都综合在一起。其选择的标准,是有利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张先生看来,为中西哲学所共有而西方哲学更特长的唯物论,中国哲学所特长的理想主义,西方哲学中的分析方法,就是“创造综合”的主要内容。所谓“创造的综合”,就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12]。

  

   所谓“唯物论”,是指“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不是旧的机械论的唯物论。新唯物论的一个特点是,“根本已废去本体观念”[13],其“宇宙论之根本观念,是历程,宇宙是一大历程,一切存在莫非历程,在此大历程中的存在,有等级之殊,最基本的是‘物’,其次为‘生’,其次为‘心’与社会”[14]。可见,新唯物论本身已经是一种综合,或创造的综合。它继承了旧唯物论关于客观实在即物的观念,但是抛弃了以物质为实体(即本体)的观念,而是接受了怀特海的生机主义的过程哲学,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哲学中“大化流行”的观念。宇宙是客观实在,但客观实在既不是精神本体,也不是物质实体,而是过程。从“物”到“生”到“心”与社会的“等级”序列,则吸收了进化论的哲学。虽以“物”为基础,但其完成则在社会、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唯物论的哲学,可以说是群本位的哲学”[15],其根本观点不是物理的,而是人群的、社会的。

  

   关于“理想主义”,张先生强调指出,这是中国哲学的特长。唯物与理想的综合,可说是中西哲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中国过去哲学,更有一根本倾向,即是自然论与理想论之合一。中国哲学家大部分讲自然论的宇宙观,而更讲宏大卓越的理想。西洋人自然与理想主义那种绝然对立的情形,在中国是没有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综合唯物与理想,实正合于中国哲学之根本倾向。”[16] 中国哲学既讲自然,又讲理想,将理想与自然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同时又以理想为最高成就而不是停留在自然主义。这一倾向正是新哲学的发展之路。问题是,什么是理想?是什么样的理想?张先生除了一般地讲到“心”与“物”的关系,即“心”来源于“物”而又高于“物”,并能改变“物”之外,还特别提出人生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天人关系、群己关系、生与理之关系、义与命之关系,等等,而以求得二者的统一为理想。其中,尤以天人关系为人生论之根本问题。人是天之所生,但人生之后,天人之间又有矛盾,克服这种矛盾,就能达到和谐。这叫“动的天人合一”。“动的天人合一是人类生活之最高境界”[17],也就是人类生活之最高理想。这些见解,不仅富于辩证精神,完全符合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而且对于未来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于“解析”(即分析),张先生认为,这是西方哲学的最大贡献,也是哲学的基本功夫。治哲学者不可无解析;无解析,则很容易变成“暧昧”、“神秘”,说不清楚自己所说的东西。“治哲学之基本功夫,实在于解析。”[18] 可见,他对分析方法是多么重视。张先生所理解的解析,是“辨意谓,析事实”,既有概念的分析,又有经验事实的分析,不只是单纯的逻辑命题的分析,但是,也要参照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即句法解析。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一样,对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既有吸收,又有批评,认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使概念清楚明白,其缺陷是“趋于一偏”。冯先生之批评维也纳学派,是由于这一学派否定和拒绝任何形而上学,而冯先生所要创造的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或“好的形而上学”;张先生之批评维也纳学派,则是由于这一学派“谓哲学不谈事实”[19],而张先生正要创建一种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新哲学。他们都很重视并运用了逻辑分析,但是都把它视为一种方法、工具,其目的则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而他们所要建立的新哲学确实是不同的。

  

   要求哲学命题、概念的明晰性,避免、消除其含糊和混淆,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张先生主张运用解析方法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在运用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方面,张先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以范畴的精密分析为特征的。张先生虽然成功地运用了分析方法,但是对于新哲学的建立而言,他更强调综合。分析固然是理解概念、进行推理的很好的方法,但是并不能使人获得新的知识,包括哲学上的“真知”。要产生新的知识,必须依靠综合。这就是他提出“创造的综合”的用意所在。

  

   80年代以后,在学术开放的新的条件下,张先生又提出新的“综合创新论”,在原有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基本精神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20]。其具体内容是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经过几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根据当前的文化讨论,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哲学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总结过去的传统文化”。同时,要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因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在科学、民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中西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果,同时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需要发展的。新的“综合创新论”与30年代提出的“创造的综合”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新的综合已从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扩大到文化领域,涉及文化哲学的诸多方面。这与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也有关系。

  

   在其“综合创新论”中,张先生提出宇宙人生的八个基本命题,即一、物我同实;二、物统事理;三、一本多极;四、思成于积;五、真知三表;六、充生达理;七、群己一体;八、兼和为上。[21] 在对这八个命题的具体论证中,体现了张先生对西方哲学的分析、比较、批评与整合,可说是“综合创新论”的最后成果,也是张岱年哲学思想的一个大纲。

  

   四、“综合创新”何以可能

  

   在提出“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另一个是价值问题。如果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而言,方法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分析方法,这是西方哲学之所长;价值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价值,这是中国哲学之所长。如果从“综合创新”的角度而言,将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的价值思想“综合”在一起,便能产生一种新的中国哲学。这可以说是张先生的“综合创新”的一大特点。

  

   但是这样的“综合创新”是可能的吗?如何可能?30年代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人可能还会提出这个问题。

  

   张岱年先生在最初提出这一方法的时候就说过,他提出“创造的综合”,只是一种可能的综合,并不是唯一的综合,但他确信这是“一个真实可能的而且比较接近真理的综合”[22]。20世纪90年代,张先生提出新的“综合创新”之后,又一次表明这只是“融合中西的一种尝试”[23]。其实,在哲学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哲学上的创新和其他创新一样都是一种可能,而且是尝试性的。问题在于,这种尝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何意义?

  

就实践意义而言,“创新”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需要,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就需要以开放的心胸,吸收多种文化之所长,进行必要的“综合”。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应当允许各种尝试。就其理论意义而言,这种“综合创新”正如张先生曾经说过的,并不是如同古代的杂家一样,从各种学说中东取一点、西取一点,拼凑在一起,变成一种哲学文化的拼盘。这种拼盘式的东西当然不能成为一种具有某种理论形态的哲学文化,因为它缺乏任何内在的联系。或许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建构一种具有某种结构或理论形态的哲学文化,是没有必要的,现在的任务是“解构”,而不是“建构”。但是,如果不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我们就会发现,解构主义实际上是针对西方传统的强大结构,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等等的。分析哲学等等被消解之后,还要不要建设新的哲学?这是摆在西方哲学家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所谓“后文化”、“后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也要回答这些问题。比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后文化”、“后形而上学”,就是以人类未来的“希望”为追求目的,以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为立言宗旨的。[24]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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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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