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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人·理性·境界——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2 09:27:25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在中国哲学中,人不仅是现实层面上的“社会角色”,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德性主体,而德性主体是直接“受”之于天而“成”之于人的,此其一。其二,中国哲学的特质,是情感与理性的合一,是“具体理性”而不是形式理性,这种理性具有跨越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三,把心灵存在与境界合并起来考察,说明中国哲学的境界论不仅讲主客合一、心物合一,而且讲天人合一,它是心灵的存在状态或心灵存在的方式,因此是存在论的问题。总之,中西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应当相互参照;中国当前需要补理性主义的课,但决不能以此为由放弃中国哲学关于人的完整性的学说;中西关于人的哲学,尤其是心灵哲学,是有互补性的。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常遇到三个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即人与社会的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实体与境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人与社会的问题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很重视人的问题,可说是关于人的学问。但人是什么?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人在社会中居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经常会出现,但是答案却各不相同。从目前研究的状况来看,我觉得人们更重视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却很少关注人本身的问题。着眼点不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及其结论也就不同。无论是弘扬派还是批判派,似乎都有这样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人们总想从中国哲学中引出对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有利或不利的直接的结论,从而对之进行弘扬或批判。这种现实关怀是可贵的,但是从中国哲学中直接引出“有利”或“不利”、“积极”或“消极”、“进步”或“倒退”的结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考方式未必是恰当的。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是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中国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社会政治理想,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方案。这一方案在现代社会有无意义、能不能实现,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个哲学并不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为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为主要目的。这个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亦即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很清楚,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的。对此,中国哲学一般采取两种态度。

  

   一是在现实层面上,承认人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正如庄子所说,君臣父子之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关于这一点,我想无论中国哲学家,还是西方哲学家,大部分人都是承认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并且为之论证,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中国哲学家们是不是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论证和辩护,为之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有人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上说,还是从理论的层面上说,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是由中国的哲学文化决定的,是由中国哲学为其提供理论支持的。因而,要解决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哲学文化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同陈独秀提出过的“最后觉悟之觉悟”属于同一种思考方式。

  

   “最后觉悟之觉悟”当然是人的觉悟,而人的觉悟就是从隶属于社会阶级的“臣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公民”,从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变成完全自由的人、个体的人。只有如此,即只有人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由个体,才有可能建立现代民主社会;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二是在理想层面上,中国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表达了对理想政治的价值诉求,并未从理论上提出如何建构社会政治体制的具体学说。这就只能在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一厢情愿地诉之于“圣君贤相”。事实上,它既没有“契约论”那样的理论前设,也没有“理想国”那样的设计方案。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是,这一缺陷是不是必然地包含着人仅仅是“社会角色”这一理论前提?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但是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按照这种思考方式,中国哲学只能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为皇权政治服务的。人只能是社会的“角色”而不是“本相”的人,即只能是某种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下,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被忽视了,人的问题被忽视了,或者被掩盖了。人作为“社会角色”,是实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的工具,和一般的“物”一样。人的价值和尊严始终得不到“重视”。五四时期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更值得重视的是,当这种思维方式被固定化之后,不仅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国哲学的深入反思,而且将哲学文化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甚至变成政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哲学失去了任何批判的功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结果,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其根源都在人的问题上。

  

   就拿现代社会的伦理建设来说。有人认为,应当从社会角色出发,建立现代伦理,因而传统哲学是“有用”的;有的则认为,从社会角色出发,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现代伦理,现代伦理只能以个体的自由人为基础,因此,传统哲学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结论虽然不同,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是相同的,即都是把中国哲学中的人理解为“社会角色”、某种社会结构(如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人。这反映了目前中国人的某种比较稳固的思维方式,如果不调整和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研究很难出现新面貌,很难有深度的发展。

  

   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确实很重视人的“社会角色”,并把这种“角色”看作人的现实存在,看作实现人的价值的现实基础。如同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父子关系一样,人与他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角色”。过去有所谓“五伦”,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伦理关系;当社会历史发生变化之后,形成了新的关系,但人作为历史的存在,仍然处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不可能孤立存在。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儒家关于“礼”的学说,在先秦两汉时期与宋明时期就有不同的规定,宋儒明确提出,古礼是不能行之于今的,“礼”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在今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新的经济和交往关系,公平竞争和交易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儒家虽然缺乏竞争和冒险精神,但是从“达古今之变”的儒学观点来看,新的市场经济关系是能够被接受、被适应的。从现代新儒学的学说中也能看到这一点。

  

   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承认人是“社会角色”,而在于是不是认为人仅仅是而且只能是一个“社会角色”?这才是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人们往往受某种理论观点的影响,只停留在一个未加深思的现成结论之上,不做深入研究,便对中国哲学轻易做出判断,认为中国哲学所说的人只是“社会角色”,再没有其他意义。

  

   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人不仅是现实层面上的“社会角色”,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德性主体,而德性主体是直接“受”之于天而“成”之于人的。正因为如此,人是直接与天相通的,或直接与天“对话”的,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德性主体的现实“处境”。“处境”是被决定的,德性则是属于自己的,是由自己决定的,因而是自由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人是一个双重性的存在,他既是受命于天的自由个体,又是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人的生命的意义即在于通过后天社会处境中的实践活动,实现自己的固有的德性,获得真正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当然不是社会自由,而是自我空间的自由、精神活动的自由,也就是意志自由。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人不能为所欲为,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绝对自由是没有的。但是,作为独立的德性主体,他是有意志自由的,这种意志自由,是由“天命之性”决定的,人可以“从心所欲”,但不是感性欲望的任意膨胀。

  

   这种自由确实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也不同于康德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前者是建立在个人高于社会的个人本位之上的,其社会理论是“契约论”的;后者则是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之上的,只有作为“本体的人”,才能享有这种自由。中国哲学并没有将个人置于社会之上,靠“契约”来维持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将本体与现象截然分开,将自由诉之于纯粹理性的“设准”。中国哲学所说的自由,是指生命目的的实现,即指向善的目的而完成一种独立人格。“从心所欲”之“欲”,依然是一种欲,但它是向上的、自我提升的。这既是一种情感的满足,也是一种精神自由。如果说中西哲学有差别,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但是决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个人自由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社会自由,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我们能够获得这种自由;但是,不能把这种自由同德性主体的自由对立起来,否定其个体论的深层价值。

  

   现在人们都在讲“文化复兴”,东方人在讲,西方人也在讲。历史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西方的一次复兴。其结果是发现了人的价值。上帝的权威被否定了,代之以理性权威。现在西方又讲“复兴”,这次却是针对理性权威,重新寻找人的存在。但后现代哲学所发现的,是有缺陷的人或病态的人,却又是非常个性化的人、极端自由的人。中国哲学也经历过一次“复兴”,这就是新儒学运动,消化了道家和佛家,重新树立了人的地位,但如同有些人所说,“内圣”强了,“外王”更弱了。但这不能不说是人的又一次发现。可惜的是,没有把“内圣”和“外王”真正分开。既没有将“内圣”之学作为个人“私德”而独立出来,也没有建立起客观的社会架构理论。现在又讲弘扬传统文化或“文化自觉”,如果说这也是一次“复兴”,那么,这将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即在多元开放的条件下展开对话,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所面对的,是西方哲学文化,其核心仍然是人的问题。

  

   二、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

  

   许多人包括西方的某些人普遍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但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最通常的说法就是“实用理性”或“政治理性”。马克斯·韦伯就是一个代表。他的看法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有很多人沿用韦伯理论解释中国哲学。但韦伯是一位西方的社会学家,且不说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了解如何,他毕竟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谈论中国哲学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未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其结论则是中国哲学文化缺乏西方的精神,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另外有些人则认为,中国的哲学文化是非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这也是同西方理性主义相对比而言的。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文化是原始思维或巫术一类的东西(如尼采、布留尔等人)。这一看法同样影响了一部分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属于前理性阶段。西方人的某些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也不是不值得我们思考,但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我们不是接受某些现成的结论,而是需要深入中国哲学的内部,不断理解它的精神底蕴和价值,与西方哲学进行深层次的比较。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就是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问题。

  

“理性”已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话语,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的代名词。在当代西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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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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