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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王文杰:乡村振兴的战略本质与实践误区

更新时间:2022-05-12 01:07:54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王文杰  

  

   摘要:乡村振兴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和服从于中国现代化大局,不同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要站在历史高度看待乡村振兴,遵循历史规律。乡村振兴要避免线性思维、静态思维、片面思维。明确不同时期乡村振兴有不同的战略重点是弄清乡村振兴战略本质的关键。缺少对乡村振兴不同阶段的区分是当前地方政府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之一。观照当前全国各地乡村振兴实践,地方乡村振兴战略中出现了普遍的实践误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显然,作为战略,乡村振兴就不只是具体的策略问题,而具有四个重要特点:第一,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一致,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即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没有乡村振兴最终目标的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乡村振兴战略是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因此必须从全局和长期来考虑乡村振兴战略,而不能仅就乡村振兴谈乡村振兴,也不能将乡村振兴战略策略化。第三,“三农”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人为分割开来。第四,应当在城乡关系中讨论乡村振兴,离开城乡关系和城市化,就无法清楚阐释乡村振兴的战略与策略。

   本文试图讨论乡村振兴的战略本质,并以此观照当前全国各地乡村振兴实践,讨论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中国现代化视野中的乡村振兴

   引言

   (一)乡村振兴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服务于和服从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因此,应当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中国现代化视野之下进行分析讨论。

   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既定的,是必须要实现的,且必然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当前中国现代化正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面临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压力。从国内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增量减少,经济剩余如何分配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中等收入阶段正是国内阶层冲突可能加剧的阶段。中国因为有农村这个现代化“稳定器”,才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从而大大降低了新常态时期国内阶层分配冲突的压力。从国际来看,由于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体量巨大的中国现代化必然会遭遇到西方国家的阻扰。因此,中国必须要集中资源进行突围,尤其是通过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来突破西方的围堵。

   中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将2020—2050年分为两个阶段,即2020—2035年为第一阶段,2035—2050年为第二阶段。从理论上分析,这两个阶段不只是简单接续关系,而是要在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服从于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地位。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和战略重点依然在城市,重点在科技进步,乡村振兴更多是作为配合以城市为主体的中国现代化的手段发挥作用,并为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而蓄力。当然,在这一阶段,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应更积极一些,其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以扶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治、文化传承为乡村建设抓手,遵循乡村演进发展规律,推进美丽新乡村建设;二是通过乡村振兴缓解国内可能加剧的阶层冲突矛盾,继续让农村发挥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要服务于和服从于以城市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化大局。第二阶段,到2035年中国现代化战略大局已定的阶段,乡村振兴本身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国家将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建设“强美富”的乡村,以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到2035年,乡村振兴将更加聚焦于“强美富”这一目标。

   (二)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时“农民富”中的农民显然与当前时期的农民会有很大差异:乡村全面振兴时的农民主要是指作为“职业”的农民,而目前农民更多是作为“身份”的农民。目前中国仍然有包括农民工在内近8亿的农民,到2050年,“职业”农民人数也许只有不到1亿人。由“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从8亿农民到不足1亿农民,这都与城市化有关。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二三产业。不过,当前农民进城往往并非完全进城,而是表现出很强的半城半乡特征:年轻时进城,年老时返乡;家庭中的年轻人进城,中老年人留村;经济形势景气时进城,进城失败后返乡。农民之所以进城不完全,与当前中国现代化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即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很难在城市获得体面的安居条件,又不愿在城市中漂泊,于是他们就保留了农村这一退路,而正是农村退路避免了中国城市出现大规模贫民窟。

   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随着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完成,中国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届时,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国家也更有财力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并且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具有了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收入与社会保障条件,农村土地随之向少数“职业”农民集中,“职业”农民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靠农业致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说乡村振兴在2035年取得决定性发展。

   农民进城是一个历史性进程,不能急于求成。唯有通过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中国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城市产业收入支撑得起庞大的高价值服务业,进城农民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安居,才有可能真正从农业农村中脱离出来。在中国城市无法提供充分的较高收入就业机会之前,农民不会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土地和农业不仅要为全国人民提供农产品,而且要为全国8亿农民的收入、就业、心理安全和社会保障“兜底”。至少在2035年中国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前,农业与作为“身份”的农民的关系是不可以割裂的。

   二、作为战略的乡村振兴

   引言

   通过上文分析,接下来在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讨论作为战略的乡村振兴。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特性

   笔者认为,应从全局、历史和动态的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讨论。一是全局性。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于和服从于中国现代化大局,而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现代化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局面,其主要矛盾是突破国际围堵和实现产业升级。这一阶段,农村充当的是中国现代化“稳定器”的角色。只有当中国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基本实现时,乡村振兴才能被看作主要目标,也才可能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二是动态性。不同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不同的逻辑,2035年前的乡村振兴应服从于中国现代化大局,2035年后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才在于乡村振兴。不同时期,乡村振兴遵循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重点,不可以将复杂的乡村振兴战略简单化,要按照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逐步地、稳妥地进行乡村振兴。三是历史性。要遵循历史规律,站在历史高度看待乡村振兴。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体现,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城乡关系正在重组,“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转变,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历史性过程,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缘于以上特性,乡村振兴应避免线性思维、静态思维、片面思维,而要真正在战略层面思考乡村振兴,明确其战略本质。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未对乡村振兴的阶段做科学区分,从而导致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形成了一些误区。

   (二)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按中央部署,2050年要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村富”。届时中国城市化早已完成,农民也不再是目前阶段的“身份”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职业”农民。中国城市化完成以后,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并获得收入,不再从事农业或农业兼业。农村土地由留守农村的“职业”农民耕种,农业也变成“职业”农民的农业。“职业”农民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较高农业生产率并获得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实现“农民富”的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能仅仅局限在农村,更不能局限在当下。当前许多农民正在进城,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务工和经商收入。因此,农民生活的富裕并不等于农民只能从农业获得收入,也不等于农民只能依靠农村获得收入。农民进城了,有条件的农民就可能从农村完全退出。正是有农民从农村退出去,留守农民才有扩大经营规模的可能,才能从兼业变成职业,真正做到适度经营,从而获得收入以达到生活富裕。

   农村中的“产业兴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将本来应当在城市的产业搬到农村,而是发展农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仅靠农村产业是不可能让当前仍然有5亿之巨的农村居民实现生活富裕的。农民生活富裕,其就业和收入往往来自城市,实际上当前大部分的农户家庭收入最大部分来自城市务工和经商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产业兴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在农村发展缺少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是要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适合农村的产业。而且,产业必须要与特定阶段相联系。比如当前阶段,中国几乎所有农户家庭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即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留守务农,使“老人农业”成为当前农村极其普遍的情况。“产业兴旺”显然不是要消灭小农户经济和“老人农业”。因为小农户经济和“老人农业”不仅为中国14亿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农产品,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提供了农业就业,还为农民保留住了农村退路,起到了与农业产品供给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这样的小农户经济和“老人农业”实质上是“产业兴旺”的一部分,不能以为只有现代大规模农业才是“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谁来居?这里显然是指仍然居住在农村的5亿农民。问题是,农民正在进城,且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人早已进城务工和经商去了,相当一部分已在城市买了房。这时候的“生态宜居”究竟是为了谁?谁来建设“生态宜居”的环境?让即将进城甚至正在进城的农户投入资源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农户就既无积极性,也缺少资源(城市买房还欠着贷款呢)。如果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即将或正在进城的农民不参加“生态宜居”的环境建设,那些不准备进城的农民怎么可能参加呢?如果农民都不参与,而是由国家来为农民提供“生态宜居”的环境,这似乎也不可能。

   (三)深入中国现代化内在规律探讨乡村振兴策略

   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战略,必须深入到中国现代化内在规律,进入到城市化背景下面,讨论乡村振兴的策略或战术问题。

从城乡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重心仍然在城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关键在城市,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快速发展,效率优先,农村相对稳定,为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与进城万一失败的退路。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城乡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快一慢、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一发展极一稳定器、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这个阶段,往往是农村越慢、越静、越稳定、越多公平与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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