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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亚滨:中韩建交 30 年:现状、问题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2-05-12 00:53:19
作者: 梁亚滨  
再次,渔业和苏岩礁等主权权益争端。中韩同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如何对中韩之间的海域进行划界,一直是两国政府的重要工作。韩国主张“中间线原则”,中国则主张大陆架延伸原则,使海域划界工作迟迟无法实质性推进。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8月《中韩渔业协定》签署,就两国渔业问题做出“临时性和过渡性安排”。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致力于解决渔业纠纷的协定却在现实中未能减少渔业冲突,伤人、死人事件多次发生。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该协定未能充分考虑我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渔民因为传统作业海域面积缩小,迫于生活压力违规到韩国专属渔业区域捕捞,引发与韩国渔民和海警的严重冲突。随着我国政府加强管理,推动海洋捕捞“双控”制度,严格休渔政策,加大渔业补贴力度,以及与韩国海警合作,中韩之间的渔业纠纷已经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苏岩礁争议同样属于海洋权益争端。作为一块水面以下数米的岩石,苏岩礁不具备海洋法上的任何主权或主权权益意义。但是,韩国国内却一直有试图将该岩石描述为韩国领土最南端的主张。例如,2001年1月26日,韩国将苏岩礁非法命名为“离於岛”,暗含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扩大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意图。但是,苏岩礁毫无疑问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水下地物”,在中韩大陆架划界中不可能被赋予任何效力。对此,2006年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公开表态:“苏岩礁所处海域位于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区。……反对韩方在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海域的单方面活动”,“韩方的单方面行动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尽管韩国国内试图“化礁为岛”的声音一直很强烈,但韩国政府却一直相对冷静。2013年11月27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赵泰永表态称,离於岛是水中暗礁而不是领土,所以离於岛问题属于海洋专属经济区问题。

   总体来看,这些纠纷多属于“低级政治”范畴,争议也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在两国政治互信较强的基础上,很快就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即便是具有较强“高级政治”特性的“苏岩礁”争议,也没能逆转中韩友好的大趋势。

   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发展相伴的是,两国文化交流也日益繁荣。“韩流”与“汉风”分别在中韩两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潮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也分赴对方国家学习。早在2007年,中韩留学生就已经互相成为两国境内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根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6年前往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了前往美国的韩国留学生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韩两国在低级政治领域的纠纷反而是两国关系互动和交流越来越紧密的重要表现,而且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反而更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阻碍中韩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当中韩之间的纠纷扩展到“高级政治”的安全领域时,情况开始发生逆转。这突出表现为“萨德”入韩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和韩国对华民意的变化上。尽管双方的经贸关系总体上还在加强,但民间的对立情绪却走向愈发严重。

   (一)中韩关系走低的转折点

   2016年7月8日,韩国宣布将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之一,引发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也使得中韩关系趋冷。在同年9月份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中韩首脑会谈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表态反对部署“萨德”系统,我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就“萨德”事件表明了反对立场,并表示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的研究成果曾预测“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大,因为“萨德”问题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冲击不如领土利益严重。目前来看,该判断严重失误,因为“萨德”纠纷背后体现的是中韩两国的国家安全,属于典型的高级政治问题领域。“萨德”问题成为横亘在两国关系间的“最大安全隐患”。“萨德”系统本质上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韩国“实质上等于加入了围堵中国的行列”。称萨德系统是针对现在的防御系统只是一种伪装,其实则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武器,探测范围可以根据美国的需要而变更。更为重要的是,该系统具有难以预测的发展潜力,甚至可能成为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先导。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进步、升级换代和战略调整,未来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的可能性在增加。

   2019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时隔五年后再次访韩,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会谈时表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因素,对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Americanfirst)提出批评。第二天,他在首尔奖忠洞新罗饭店举行的韩国“友好人士”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说时,讲到“我是为同韩国加强战略沟通而来”。在回答记者关于中韩关系和“萨德”问题的提问时,王毅外长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萨德”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的,是由美国引起的问题,给中韩关系带来了影响。该表态被韩方认为“显示了中国在中美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希望把韩国拉向中国的战略意图。”

   除此之外,在访韩期间,王毅还明确发出警告:“韩国不得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签订了价值十亿美元的导弹合同。国际反核武组织荷兰“和平与和解”(Pax)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新的合同、新的武器类型、新的资源分配都表明新的核军备竞赛正在发生。尽管美国尚未正式就中程导弹部署事宜同韩方展开讨论,中国就先发制人地发出警告。从技术角度来看,假如美国未来部署中程导弹的话,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大概率是首选地区。美国突然在韩国部署“萨德”,让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未来美韩之间可能采取进一步危害中国利益的举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和经济客座教授埃伯斯塔特(NicholasEberstadt)就曾在2020年1月表示:“美国应该开始部署将朝鲜置于射程内的中程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Esper)在面对记者“是否考虑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时曾回答说:“我希望这样做。”王毅访韩期间多次提及美国,背后的指向非常明显,就是要求韩国应与对华施压的美国保持距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介绍王毅部长的访韩成果时也强调:“妥善处理‘萨德’等影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问题,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正当关切。”

   但是,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战略谋划越来越清晰,韩国遭遇的压力也必将加大。2021年4月1日,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浦·戴维森(Adm.PhilipDavidson)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申请从2022财政年度(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起六年内总计270亿美元的预算,其中包括在第二岛链构建360度导弹防御系统,并在未来为第一岛链提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目前,美国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包括上述内容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并将该法案送往白宫,交由总统拜登签字,使其正式成为法律。由此可见,未来韩国在美国压力下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2019年12月12日,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首尔汝矣岛举行的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邀请座谈会上也谈到“萨德”问题:“虽然中韩之间存在矛盾或分歧,但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对此不会特别再多言。希望经历了各种风波的中韩关系可以更加牢固、更加友好地发展。”此番表态被《朝鲜日报》解读为“这暗示了‘萨德’问题的‘完全解决’”。但是,邱大使当时的一个语境和背景是:“不久前,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是为两国首脑互访前进行政治准备。……这种高层的真诚关系将成为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果习主席访问韩国成行,中韩关系很有可能会因此而掀开新的篇章。但遗憾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该访问并未成行。中韩之间并未获得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事实上,从中国理性角度出发,“萨德”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下的问题,因为在该问题上的轻易让步,很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比“萨德”更加严峻的问题。

   从“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来看,中韩关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强烈影响:朝鲜和美国。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理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面对朝鲜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韩国没有进行独立自卫的能力,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是,来自朝鲜的威胁并不能完全解释“萨德”入韩。中国军控专家吴日强认为,韩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最佳的解决方法,是以功能较弱的以色列制“绿松”(GreenPine)相控阵预警雷达取代强大的“萨德”TPY-2雷达系统。因为后者对朝鲜的短程导弹几乎毫无用处,却会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探测距离为500公里的“绿松”雷达是韩国导弹防御系统(KAMD)的火控雷达,完全可以在不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保护韩国。所以,韩国拒绝“绿松”而部署“萨德”是自欺欺人的做法。这也揭示出影响中韩关系的关键变量——美国。

   (二)韩国对华主流民意的变化

   在西方社会,衡量民主制的一个简单标准是,平民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政策中。尽管民意测验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民意,但是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施政过程中的重要考量。西方大多数决策者都相信,在决定政策时,公众舆论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合法性因素。公众舆论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民众强烈支持或者反对某项政策的时候。2016年韩国政府宣布允许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使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瞬间被逆转。中韩两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对立。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韩国民众的对华民意态度的变化上。

   韩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峨山政策研究所(AsanInstituteforPolicyStudies)在2017年3月的民意调查中发现,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考虑到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反应,这种下降可谓预料之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下降的速度和程度依然出人意料:一个多月的时间下降超过25%。在韩国对外国好感度评分表中,中国在2017年1月的评分为4.31分,到3月初便骤降到3.21分。更令人惊讶的是,该调查甚至显示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开始低于对日本的好感度(3.33分)。此前,日本一直是朝鲜以外最令韩国人不喜欢的国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2015年9月朴槿惠总统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时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韩国成为唯一参加该阅兵式的美国盟友。根据韩国民调机构韩国研究(HankookResearch)和韩国新闻周刊《时事》(SisaIN)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在2017年以前,韩国民众的对华友好态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中、日、朝、美四国对比中仅次于美国。在2004—2016年期间的多数年份,韩国民众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对华友好。特别是自2012年起,这种友好的态度持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峰值的6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2015年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favorable)高达61分,不好感度(unfavorable)只有37分;到2017年这两个数字完全逆转:好感度降到34分,不好感度激增到61分。

峨山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认为,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与他们对“萨德”的看法无关,因为即使在反对“萨德”的年轻韩国人中,也出现不喜欢中国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萨德”事件都是改变中韩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它几乎重新塑造了韩国主流民众的对华认知。一半以上的韩国人认为中韩两国关系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萨德”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安全关切。中国此前已多次针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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