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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关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几个问题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1 10:09:56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一、关于“回到原点”的问题

  

   有的同志[1]认为,我提出“回到原点”,又说“回到原点,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未来。”这是一个“处在明显的矛盾之中”的说法。“回到原点”就是回到过去,怎么能走向未来?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原点”的问题。

  

   所谓“原点”,并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理论的概念。不是“历史性”的问题,而是“共时性”的问题。我所说的“原点”,是指看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人类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成了看世界、看问题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哲学、文化与西方的哲学、文化有共同的问题,但是,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是不同的。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生命论或生存论的,不是本体论(即实体论)和认识论的;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而不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这是我对中西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个“出发点”虽然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之中,具有历史性;但是,它又能穿越具体时间而存在于一切时间之中,并且能够存在于未来时代,因而具有永久性的意义。其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有可能指引人类走出现代的“泥淖”,迎接一个光明的未来。我所说的“走向未来”就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回到原点”,就是这个基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回到过去的历史时代中去,即回到前工业社会去。事实上,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走向未来”只是用有机统一的观点重新理解并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把过去的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原封不动地搬到未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之进行现代的重新理解与解释,使之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我们不可能绕过现代社会而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我们也不可能放弃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调整甚至改变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否则,人类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这样说决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应当“反思”的理由所在。

  

   这里有一个观念性的问题,即不能因为中国的哲学文化不具有“现代性”,未能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就否定它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具有普遍的价值。反过来说,承认它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普遍价值,并不意味着拒绝接受现代的科学、民主。这里当然有极其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价值观与科学观的关系问题。但是,确定无疑的是,现代科学也处在发展之中,甚至处在某种根本性的变革之中。近代以来的牛顿式的科学与哲学已经不再是永恒真理了。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社会发展能够找到某种“结合点”,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西方从来没有提倡人与自然对立过”。这可能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我们就很难进行讨论了。这里有必要申述一下我的观点。

  

   西方哲学开始于古希腊。西方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有机整体论的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春秋战国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有人说,中西哲学没有区别。但是,二者实际上有很大区别。其中的一个区别是,古希腊哲学是一种对象式的自然哲学。关于人的问题,则与灵魂有关,而灵魂是不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人的问题特别受到重视,但是,人的问题被归结为知识、理念、理性的问题。从“善即知识”到善即“最高理念”,已经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理念世界,一个现存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现存世界则是模仿的、不真实的。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某种分离。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以上帝为最高存在,为绝对实体,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体与客体的某种对立已开始形成了。比如在“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中,人是作为认识主体出现的,逻辑则是认识的工具。近代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二元论哲学居于统治地位,成为“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人是真正的主体,自然界只是被认识、被控制、被主宰的对象。人有“自我意识”,有理性,是最优越、最高贵的,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内在价值”的。人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哲学已经被西方当代哲学家普遍承认,并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了批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是我的什么“新发现”。西方的生态学就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来的,不是从笛卡尔、牛顿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

  

   当然,现实的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生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生态危机是怎样出现的?有没有文化、哲学上的原因?如果像有的同志所说,生态危机的出现与文化、哲学毫无关系,那当然就用不着“反思”了。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文化不仅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作为观念形态、思维方式,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影响。文化决不是一种“副产品”或“装饰品”。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文化,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它是以征服自然、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其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哲学、文化,从一开始就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不是什么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谓“究天人之际”的这个“际”字,很值得深思。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道理。如果把这一点讲清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讲清楚了。

  

   既然是讲“天人”之际,当然承认人与自然有某种区别,不是像某些人所说,人完全混同于自然,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必讲“天人”之学了。但是,既然是讲天人之“际”,当然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就中国哲学的主流而言,是“天人合一”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关系。中国哲学特重视人的问题,但是,决不是离开天而谈论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中解决人的问题。中国哲学也很关注自然界的问题,但它并不是将自然界与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作为单纯的对象去认识,毋宁说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反观”自然界的问题。“反观”的结果是,认为自然界是生命整体或有机整体,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界是生命创造的根源,也是一切价值的最后根源,因而是有“内在价值”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决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当然,人与其他生命特别是动、植物是不同的,“人者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所以不同于动、植物者,在于人有聪明智慧,有道德意识。这就是人性。人之性不同于牛之性、马之性,这是中国的哲学家早就说过的。问题在于,人性之所以为“贵”,是干什么用的?人在自然界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关于人是“实现原则”的问题

  

   中国哲学并不否认人的利益,取消人的欲望,否定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取消一切欲望,人还怎么生存呢?正如有的同志所引古人的话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也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但是,中国哲学仅仅是以满足人的欲望为目的吗?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吗?当然不是。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天命之谓性”[2]、“继之者善,成之者性”[3]。善是天命使然,并不全是由人的利益决定的。问题在于,人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

  

   人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人性是恶的,还是善的?科学能够解决吗?不能。我相信,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够说,他能解决人性善恶一类的问题。善恶是一个价值的判断,只从科学“事实”进行证明是不可能的,只从科学“理性”进行论证也是不可能的。说到底,这是一个生活信念的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改造世界”意义上的实践)。这种生活信念及其价值判断是由情感需要决定的,不是由纯粹认识决定的。从西方哲学而言,这正是休谟提出情感与理性、价值与“事实”二分的意义所在。这一区分直接启发了康德。但康德要从“纯粹理性”的立场解决这一问题,因而又否定了情感的作用。直到现代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还坚持认为,情感既是决定伦理的,却又是私人的、主观的,因而否定了伦理的客观性。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哲学则不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讨论)。

  

   善恶问题的提出,说明人是需要善的,人要过一种好的生活,所以不能取消。但是,善从何而来?如何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哲学、宗教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有人说,西方哲学与宗教主张人性恶。那么,它又是如何解决善的问题呢?基督教有上帝,上帝不仅是全知全能的,而且是至善的。人类靠上帝的“恩宠”和“赎救”而获得善。康德则有“自由意志”、“道德命令”,人必须靠“道德命令”行事,但他并没有解决“如何可能”的问题。中国哲学主流派从根本上是主张性善的。对于何为善,以及善从何而来的问题,正是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求得解决的。

  

   《周易·乾卦·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这是对善的一种天人合一论的解释。从自然界来说,元代表四季之首,表示生命的开始。“天地之大德曰生。”[4]“生”就是天地之德,也是天地之善。这个“生”字有目的性意义,即生之目的。目的就是善,善即是目的。但是,人们通常不说自然界是善的,只说自然界是盲目的、必然的,只有因果律,没有目的性。说到善,只能是属于人的,因为善是人所创造的价值范畴。这正是二元式的哲学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

  

   儒家承认,善是就人类而言的,孔子有“善人”之说,孟子有“可欲之谓善”之说。但是,就其生命的最初意义而言,善是从何而来呢?这是天人相“授受”的问题,即“继之者善也”。这里所说“继之”的“之”字,就是代表“天道”、“天德”的。这是一种“天赋德性”说。“天道”、“天德”就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也是最高价值。它有超越性,但不是绝对超越的实体。它是流行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生”之目的性即善。所谓“天道流行”、“天命流行”或“天德流行”实际上是讲“气化流行”的,是在“气化”中进行的,在时间、空间中进行的。相对于具体的“物质世界”而言,“天道”、“天德”有超越性,就如同人的行为受目的的支配一样。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只有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说,目的对于行为具有超越性。但是,目的又是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是在行为中起作用的。不能说目的自是目的,行为自是行为,完全是两码事。程颢举过一个例子,批评某些人。这些人说,我本想行善行仁,但行动起来就做错了。程颢说,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想往西走,却走到东边去了,是我的脚腿不听心的指挥,所以走错了。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哪有脚不听心指挥的?中国哲学并没有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即认为本体是现象背后的实体,而现象只是受自然界因果律支配的。中国有“体用”范畴,没有实体与现象的范畴。中国的“体用一源”说,正是讲存在本体及其作用的关系,不是讲实体及现象界的关系。本体在作用之中,通过作用而显示为本体,作用即是表现本体的,是本体的发用。就如同树之有根,禾之有种。根和枝干是一体的,种子与禾苗是一体的,不是分开各在一处的。虽有体、用之说,却决不主张是两个东西,更没有康德式的“物自体”的概念。这是一种功能或过程哲学,不是一种实体论哲学。

  

所谓“实现原则”(“实现原则”是牟宗三先生提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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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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