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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1 10:04:02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接着讲”是在时代变革中实现的,又是在自身发展中完成的。“接着讲”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精神,又要继承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接着讲”的最大启示是“天地境界说”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

  

   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在晚年又重申了这一主张。于是,“接着讲”就成为研究冯友兰哲学乃至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话题。

  

   那么,冯友兰的“接着讲”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何意义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一、“接着讲”的时代意义

  

   顾名思义,“照着讲”是哲学史的方法,“接着讲”是哲学的方法。按照冯先生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否则,哲学史就没法写。

  

   但“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具体地说,“新理学”是在宋明理学“之后”继续前进的,而这又是同社会发展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就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巨大变革,即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因此,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是因为传统哲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不仅有自觉的意识,而且自觉地承担起完成这一转变的使命。

  

   但是,中国哲学虽然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却又是在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完成的,而不是也不可能将西方哲学直接移植过来就能实现其转变的,他所要建立的是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科学可以直接拿来,但哲学是不能直接拿来的。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有民族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冯先生同样有自觉的意识,即认为中国哲学的变革是有连续性的,决不可能“横空出世”般地产生一个新哲学。他本人也不是离开传统哲学另创一个新哲学。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任务的艰巨性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如何“接着讲”的问题就成为冯先生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他在写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时,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一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1] 前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命运问题。他渴望,透过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能使中国真正觉醒起来,步入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并立足于世界之林。为此,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2] 可见,冯友兰的眼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其真正的使命则落在了哲学的创造上。

  

   因此,冯友兰的“接着讲”既不像有些人所说,只是简单地“移花接木”,用西方的某种哲学取代中国哲学;也不像另一些人所说,只是“换汤不换药”,仍然讲宋明理学那一套。这里,既有一位哲学家的苦苦思考和执着追求,又有极其复杂而又深刻的内容。对此应当认真解读。

  

   二、“接着讲”的两层含义

  

   根据这一情境,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含义,二者不可缺一。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似乎都不符合冯友兰的初衷。

  

   第一层含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在冯先生看来,舍此没有别的方法。这一点,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现代理性主义虽然出现在西方,但又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现代哲学共有的。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因其哲学的民族性特征而否定其时代性的普遍意义。冯友兰一直很重视“别共殊”,其实,他所说的“共”,就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遍性意义。使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化从而普遍化,这正是“接着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层含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通天人之际”,这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因而是超时间的。当然,它必须经过现代逻辑分析之后才能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不能直接成为现代哲学的,必须“下一转语”。

  

   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使命。这一使命对现代社会同样是适用的。现代人需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但是,现代人也是人,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人的问题是古今不变的。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

  

   那么,这两层含义有何关联呢?

  

   简单地说,前者是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成为“现代哲学”,不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此即所谓时代的变化,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意义”,可说是用现代哲学语言(不是翻译)所表达的意义;所谓“现代哲学”,可说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新理学”中的“理”,是从宋明理学中接过来的,但其意义和宋明理学有明显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是,“新理学”中的“理”是形式的、“不着实际”的。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这是第一步的工作。

  

   后者则是使中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同时,又“超越”现代哲学,从而实现其永久价值。不如此则不足以实现中国哲学的价值。此即所谓变中之不变者,亦是人性之“本然”,即他所说的“人学形上学”。在冯友兰的哲学著述中,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其对生命的关切。他在“贞元六书”中特别强调“通天人之际”,并以“天地境界”为其哲学的最高追求,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特别是最后一册)中,他又反复强调这一点,说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以重建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为其终身使命。

  

   这两层含义及其使命如何统一呢?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冯先生认为,必须实行方法上的突破。

  

   现代理性主义的方法既然被视为逻辑分析的方法,而逻辑分析就是一种“言说”。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就是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转换成逻辑概念,使其变成可以言说的。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冯先生对金岳霖先生的“概念游戏”的说法很赞赏,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工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概念游戏”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游戏”,即无规则的玩耍,而是很严肃的工作,是哲学语言的有规则的运用和逻辑命题的推演。冯友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但是一般地说,他确实运用了西方式的概念分析,使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富有新意,而且清楚明白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

  

   但是,如果完全用西方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讲出来的还是中国哲学吗?其实,冯友兰在建立其“新理学”的体系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才能成为现代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实质上的体系”,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这些“永久的价值”,经过现代“洗礼”即解释之后,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精神没有变。

  

   所谓方法上的突破,就是指经过现代的理性分析即“概念游戏”之后,又回到中国哲学的本身,言说那不可言说者。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需要言说的,但是讲到最深奥之处,则要靠直觉体验,“意出言表”、“默识心通”,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冯先生所说的“言说”,是指现代哲学的方法,“不可言说者”则是中国哲学终极性价值内容。但是,在冯先生看来,只有经过“言说”之后,那“不可言说者”才能显示出来,才能被人们所领会。对“不可言说者”的言说,当然不是从正面去说,而是从负面去说,但是从负面去说也是一种“言说”,而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正面言说。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冯友兰也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3] 冯友兰对不可言说者不仅采取了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作为哲学的终极目的去追求。这正是中西哲学的一大区别。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天地境界说”就是这样的终极目的。冯友兰在积极评价金岳霖的“概念游戏”之后又说,金岳霖“没有把这个论断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以至于分析概念似乎是一种游戏”[4],就是指此而言的。“概念游戏”是哲学的重要工作,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概念游戏”而又超越之,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冯友兰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认为应当将概念认识与直觉体会“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5] 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终极价值的认同,而且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同。这种认同当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体现了他的“中西互释”的理想,也是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期望。

  

   这样看来,“接着讲”的第一层含义,即逻辑化的理性分析,只具有方法的意义,只是一种手段;“接着讲”的第二层含义,即接续和发展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实现其永久价值,才是真正的目的。他坚持现代哲学是一种“新”的或“好”的形而上学,而同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精神境界说就是现代的形而上学,是从中国哲学中继承下来的。至于究竟有没有“天地境界”那样的东西,这不是一个逻辑分析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实存”的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也可以说是用哲学的方式解决宗教的问题。

  

   三、“接着讲”的启示

  

“接着讲”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我们决不能躲开西方哲学的“挑战”去讲中国哲学,更不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哲学。冯友兰的开放态度是发展中国哲学的正确态度。无论“中西互释”也好,“中西比较”也好,都只能在中西对话中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之路。这既是时代的课题,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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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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