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蒙培元:当代良知论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1 10:01:4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良知是中国人的生活信念,这种信念有其存在基础。良知的核心是真诚与爱心,表现为好恶、是非之心,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在当今,需要唤起人们的良知,尊重和关心他人,尊重动植物的生存权利,给予同情与保护。这样才能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人有没有良知?什么是良知?如何唤起良知?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很现代的问题。从一个意义上说,良知属于历史的范畴,与当代生活似乎有很大距离,提起来真有“隔世之感”;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又时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是一种无声的召唤,它早已跨越了历史的界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当我们站在现时代的起点上,带着现时代的“问题”去扣问和反思中国哲学智慧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更加亲切。因为这个问题原本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遇到的问题。

  

   真正说来,良知不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中国人的生活信念。这种信念是有其存在基础的,千百年来支持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创造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人们只是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条人生之路,并不是要我们把它当作“教条”去背诵,也不是把它当作“知识”去传授,更不是把它当作工具去实现某种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是在历史的变革中,良知的问题不知怎么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有些人看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认钱不认良知的,是只能服从理性而不能服从良知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在迎接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在呼唤着良知。

  

   当我们把这种生活信念变成客观的研究对象时,于是便有所谓“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一类的说法,并且比较这些提法有何区别。按照某种说法,只有“文化传统”是活的,而“传统文化”是死的。因为“文化传统”是代代相传,存活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传统文化”则属于过去,只能存在于历史记载或“记忆”之中。那么,良知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呢?问题就变得相当麻烦了。事实上,它既可以是“传统”,也可以是“文化”,但是都与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价值选择有关,问题是如何去对待它。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传统确有“断裂”之时,而文化也有“复活”之时。问题还在于,传统并不都是“合理”的;而文化并不都是“非现实”的、过时的,比如“良知说”。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误解”,良知仅仅是过去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或理论学说,最多是一种文化理念,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这种“误解”在当前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但是,笔者相信,如果文化就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或长期形成的连续而稳定的生活信念,那么,它虽然可以发生变化,却不能被彻底抛弃。如果抛弃了它,这个民族将出现精神危机。

  

   关于良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1] 这些说法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与哲学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但是,在不具备西方宗教文化与理性传统背景的中国文化中,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情感之上的,又是在同外部事物接触(“感应”)的过程中实现的。良知是“自律”的,又是“律他”的,即共有的、普遍的。用中国哲学的话说,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智心,道德情感是仁心,仁智结合,就是良知。良知是心灵存在的整体,仁心即“真诚恻怛之心”是其内容,智心即“是非之心”是其形式,两者是有机统一“不可分析”(王阳明语)的。一句话,良知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用平常话说就是“天理人情”或“人情天理”。

  

   它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内在的,又是客观的。有人称之为“主观的客观性”,即由主观意识而表现其客观意义,说明主观与客观是统一的。就人的存在而言,良知就是人的存在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价值与尊严之所在。中国人历来很重视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是建立在自己的良知之上的,不是建立在别的什么东西之上的。

  

   二

  

   良知的核心是仁,仁的本质是爱。有无爱心,是衡量一个人的良知是否健全的最重要的标志。这种爱心是无私的,不是利己的。这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首先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将爱己之心推之于他人,“推己及人”,这就是良知之仁的实现。这种关爱要出于真诚,发自内心,而不是抱有其他目的。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真诚恻怛之心”。良知按其最本始的存在状态而言,只是一个“真诚恻怛”,没有别的。以“真诚恻怛”之心对待他人,就能得到情感上的最大满足,享受到人生的幸福。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幸福主要不是指财富的占有和物质的享受,而是心灵的安宁和愉快。“心安而理得”就是最大的幸福。良知和金钱、财富没有直接的关系,既不是与之“沆瀣一气”,也不是与之“针锋相对”,只要不违背良知而获取金钱、财富,就是“心安理得”的。

  

   以“真诚恻怛”之心待人,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不欺诈、不虚伪、不损人利己、不唯利是图,富有同情心、不忍之心。凡是自己不愿意别人对待自己的事,自己决不能去对待别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已经被公认为“黄金规则”(当然还有积极方面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仅被全球伦理会议确定为普遍伦理的共同原则,而且受到世界科学家们的高度赞扬。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认为,由孔子开创的人生智慧是21世纪人类的希望所在。这位科学家满怀深情地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 孔子的智慧就是仁,就是良知。值得深思的是,此事在中国的报纸上引起了一场辩论,有人怀疑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说过此话,好像是“查无实据”。幸好最近吴祖尧先生经过认真查考,终于证实确有此话。正如吴先生所说,问题不在于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说过此话,也不在于是谁说过此话,或者谁也没有说过此话。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人生智慧的。我们是不是真正意识到这些人生智慧对于中国、对于人类,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我们是不是进一步意识到,这些人生智慧是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有人说,孔子的智慧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一是“爱从亲始”,变成了家庭范围之内的私情;二是“爱有差等”,不能平等地爱人,而是有尊卑贵贱之分。这是又一个最大的“误解”。

  

   所谓“爱从亲始”,只是实现良知的切近而又易行的方法,决不是良知的障蔽;只是出发点、“发端处”(王阳明语),而不是它的终点。这个“发端处”确实很重要,因为从发生学上讲,人的生命是由父母给予的,人的良知也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这是一种自然生命,与血缘关系密切相关。我们应当承认,人本来具有动物性,承认人与动物的连续性丝毫无损于良知的生命价值,正好相反,它说明良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不是形而上的僵死的概念。天之所以生人,正是通过自然生命赋予人以内在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性,这种情感理性是人所特有的,而且是不断“生长”的、自我完成的。良知虽然从“爱亲”开始,却决不是个人的私情或者仅限于家庭之内的“亲情”。有无“亲情”是衡量良知的重要条件,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谈什么良知呢?但是,如果仅仅限于家庭亲情而不能行之于他人,那正是良知的“障蔽”而不是良知的“发用”。良知的“发用”是没有内外界限的,对一切生命都是充满生命之爱的。看见小孩子要掉进井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假思索要去救他。在这一刻,他没有任何其他考虑,比如得到某种回报或荣誉之类。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容己”的生命之情。

  

   “爱有差等”出于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奇怪的。“差等”确有亲疏、远近和先后次序之分,但不是说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良知之仁包含着差异性原则,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不是本质上的差别。爱的本质是一样的,这里没有私情参与其中的余地。良知之仁恰恰是反对私情的。有一块面饼,在父亲和路人均挨饿的情况下,究竟先给谁?这个问题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也发生过。如果能同时救活两个人,当然是分而食之;如果只能救活一人,那就只能先给父亲,这就是“人之常情”。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别人毫无同情、毫无爱心。如果说对于别人的遭遇毫无同情心而只爱自己亲近的人,这决不是良知的发现而只能是良知的障蔽。

  

   爱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随时都能发现,看我们能不能自觉到它的存在,能不能唤起它的觉醒,并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实现出来。最近在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的过程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医学专家和“白衣天使”,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日以继夜战斗在病房,不仅以自己的知识技术救治患者,而且以道德责任感和爱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使患者从绝望、恐惧中走出来,有的已经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别人的生命。这就是良知的最生动的体现,值得我们尊敬。

  

   良知虽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但又是公共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甚至是没有国界的。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但是盖茨并不是“为富不仁”者,正好相反,他极富有同情心,对各地需要救助的儿童和贫困者充满了爱心,每年拿出数十亿美元用于救助事业,而对自己的子女却所留有限。他由此获得美国社会和全球的赞誉。这是用通常所谓“施舍”难以说明的。良知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但是把金钱用在正义的事业上,就是良知的体现。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是相通的,真心和爱心是共同的、相互的。人都需要真心相待,互相关爱。关心和救助无辜者与弱者,是最能体现人类良知的。“不诚无物”、“仁者爱人”,是中国先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人生智慧,怎么能够说,良知之仁与诚仅仅是家庭之内的“亲情”,甚至是个人的“私情”呢?

  

   就拿“亲情”之孝来说,就其本义而言,孝固然是对父母的爱敬,但是作为“为仁之本”即行仁之本的孝,必须是“扩充”而为爱民、爱人之大孝。前不久出土的郭店楚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其中说:“孝之方,爱天下之民。”[3]“爱父,其攸爱人,仁也。”[4]“爱亲,则其方爱人。”[5] 我们不要把这些仅仅当作地下出土的文物、学术研究的对象,而要当作孔子所开创的人生智慧去体会。这些话分明是说,父子之情、爱父之心,是基本的、重要的;但是,要使孝真正得到实现,就要“爱天下之民”。民和父是什么关系?都是仁即爱的对象,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不是“视民如子”,而是“视民如父”,这才是孔子智慧的实质。“爱民”作为实现孝的途径,说明孝在本质上是仁的问题,是一种伟大的道德情感,决不仅仅是作为儿子这个家庭角色所承担的义务。“爱父”与“爱民”不仅仅是一致的、相通的,而且以是否“爱民”作为是否真有孝心的尺度。反过来说,以“爱父”之心“爱民”,而不是以“爱父”之后的剩余去“爱民”,这才是良知的真正实现。

  

中西文化有不同传统,但是将真诚与爱心作为人生的根本需要与渴求则是相同的,尽管在解释上有所不同。在西方,真诚和爱出于上帝的召唤;在中国,则被解释为天即自然界赋予人的内在德性即良知的召唤。来源虽然不同,根本精神却是相同的。真诚是人人所需要的,爱是世间不可缺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42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