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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陆九渊教育思想三论》序言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1 09:47:1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顾春博士在其学习和工作期间,对陆九渊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深思有年,终于完成《来源·争论·特性——陆九渊教育思想三论》一书。这既不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也不是一部缀补漏失之作,而是一部单刀直入、另辟蹊径的独创之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异议可怪”之论,与流行观点大相径庭。

  

   历来有不少学者认为,陆九渊哲学就是心学,其心学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孟子》。不仅学者们是这样看的,陆九渊本人也是这样说过的。但是,顾春博士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孟子》虽是陆学的一个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陆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这就是《易传》。特别是其中的“易简”学说,成为陆学的直接出发点和根本宗旨。人们都承认,宋代新儒学即理学在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时候,从《易传》中找到了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说,《易传》成为宋代新儒学的重要的理论来源。那么,对于陆九渊这样的新儒家,这个结论是不是同样适用?顾春博士用他的研究证明,对于陆九渊而言,这一结论不仅是适用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只是人们忽略了这个事实。陆九渊的教育思想就是通过继承发展《易传》哲学,从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个看法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进一步说明,《易传》对宋代新儒学的影响是重要的、普遍的、没有例外的。

  

   历来有不少学者认为,朱、陆之争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即陆九渊坚持“尊德性”而朱熹坚持“道问学”,由此表明朱、陆二人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近年来已有学者否定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但是,朱、陆二人争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不同学者仍有不同的说法。顾春博士经过他的研究,明确指出,朱、陆二人争论的实质不是别的,正是易简与否之争。这不仅是方法之争,而且是哲学与教育理念之争。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陆九渊并不反对读书,也不反对学生读书,只是如何读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顾春博士的见解确实可以消除许多人对陆九渊的误会。

  

   经过顾春博士的一番研究,陆九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易简与心的关系问题,而陆九渊的工作就是如何将二者打通,实现“内外贯通”,“上下贯通”。在哲学上是自上而下的贯通,在教育上是自下而上的贯通。这样做了之后,便形成陆九渊的一套“学以做人”的教育思想的气象与规模。正因为如此,陆九渊的哲学既不是主观唯心论,陆九渊的教育观也不是一切取决于各人“本心”的自发论,而是视心为现实有限性与发展无限性之统一,在立志与涵养的实践中完成人格。这个见解,对于人格教育确实有现实意义。

  

   诸如此类的见解,还有不少,不能详举。我想说的是,学术研究本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对同一研究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和评价,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能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详细占有材料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这正是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是应当提倡的。从顾春博士的研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这正是这部著作的难得之处、可贵之处。至于具体结论,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 原载《来源·争论·特性——陆九渊教育思想三论》,顾春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2页。此文作于2003年3月6日。

   李光虎论文评论

  

   丁茶山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有人认为,茶山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神学教义,茶山就是基督教徒。有人认为,茶山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其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有本质区别。还有人认为,茶山融合了儒学与基督教神学,是一位贯通中西的思想家。这个问题的争论,对于理解18-19世纪东方思想发展的特征及其现代性意义很有帮助。

  

   李光虎教授通过对茶山《中庸讲义补》及《中庸自箴》中的“诚”的哲学的探讨,最后指出,茶山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有相似之处”,承认其受基督教影响,但是,二者在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及人类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的问题上却是“截然不同”。并指出,就上帝作为“绝对存在”而言,茶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其生命理想仍然是儒家的。这是不是说,茶山借助基督教神学,为儒家的生命哲学建立了一个形而上的绝对基础,但其理想价值仍然是儒家的?事实上,李教授的论文正是这样进行论证的。

  

   他的论证有两层,或者说分为两个步骤。其一,茶山并不主张“外在超越”,即不主张通过原罪说和赎救的方式确立人对上帝的归依,而是通过人的内在德性或心性,实现“事天”、“肖天”的终极关怀。人的德性或心性是在日常伦理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命令是通过人的心性而显露在日常生活中的。因此,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修养,就能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这实际上正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论”,同西方的人神两重论是不同的。这个论证是符合茶山思想的。

  

   不过我想指出,在中国“天人合一论”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即自然界)是生命与价值的创造者,具有绝对性、目的性和神圣性。宋儒虽然使用过“上帝”(如“对越上帝”)这个词,但其意义和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不同。丁茶山所说的“天”即“上帝”,是人格化的绝对主体,与基督教的上帝确有相似或一致之处。但在“天人关系”即“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上,却是继承了儒家的“人道”精神,而与基督教不同。茶山对儒学的解读,确是一种很独特的方法。

  

   第二层论证是,将天人之道进一步解释为“诚”,说明上帝是极其诚实的存在,而且很容易“显露”(通过“隐显”关系论证),用茶山的话说,就是“天道无形,而诚则必显”。“诚”的“显露”不仅在天地万物之中,而且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之中,可说是无处不在。这样,就将人的成圣功夫变成可形可见而易行的实践过程,而不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体验或宗教信仰。一方面,诚的哲学体现了儒家“非常高深的形而上”的精神,而非仅仅是日常伦理道德学说;另一方面,儒学通过“下学上达”的方法将形而上与形而下贯通起来,将不可见、不可闻的天的“隐微”的真实性透过人的自然的具体活动、作用体现出来,由“慎独”功夫而得到实现。“慎独”不仅是修身养性的“极功”,而且是“诚”本身。“慎独者,诚也。”这实际上是将“终极存在”和生命过程统一起来,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统一起来,通过永不停息的修养过程实现诚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山的儒学完全是一个“人道”的学说,也是实践的学说,即通过“人道”之修养而达至“天道”,并不是以信仰上帝为根本宗旨和途径。

  

   其结论是什么呢?应当是:茶山的学说是一种“伦理的宗教”而不是“宗教的伦理”。李教授并未这样说,但在我看来,这个结论理应是李教授这篇论文的很自然的结论,不知李教授以为如何?

  

   但是,论文又提出天命对人而言具有“两面性”的问题,即一方面指上帝“命”于人而人所“秉赋”的心性,另一方面指上帝通过对人的“道心”实行监督的“天命”。按照这个解释,从前者说,天命是内在的,天即上帝并不在彼岸,就在人的心中,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从后者说,天命似乎又是外在的,人的自主性受到绝对命令的某种限制,人对天命的敬畏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这样,人何以行善而不行恶的问题,便须从两方面去说明。一是人有“乐善而恶恶”之性,只须“率以循之”便能至善;二是由于上天的降临、监督而不敢行恶,只能行善。那么,如何解释人的恶行呢?上天能不能惩罚罪恶呢?作者没有回答。

  

   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茶山的学说本身并未回答这个问题;第二种可能是,李教授尚未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李教授提出来的如何将“信奉上帝的宗教精神和实践人间伦理得到的精神”统一起来的问题。更进一层的思考是,东方儒学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究竟能不能“融合”?怎样“融合”?我们知道,终极实在即宗教观的问题是一个深层问题,在当今“文明对话”中,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丁茶山是中西文明接触过程中的早期人物,通过对茶山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推进当今的中西文明对话。

  

   * 此文作于2003年5月7日,是对韩国学者李光虎的论文《从〈中庸讲义补〉与〈中庸自箴〉看茶山之“诚”哲学》的评论。李光虎,现任韩国延世大学教授,韩国退溪研究院院长,韩国退溪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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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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