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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发展

——《蒙培元全集·文章(2002年-2004年)》

更新时间:2022-05-11 09:36:5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提要】情感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五四以后,随着中西哲学文化的冲突与对话,情感问题以新的形式突显出来,在“科玄论战”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此后,哲学家们用西方的理性主义方法解释中国哲学,但情感问题也有论及。有必要对上述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回顾。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遇到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挑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以“经学”形式出现的儒家哲学不复存在,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成为风尚。但是,唯有情感问题却时时突显出来,在五四以后的“科玄论战”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并在“科玄论战”以后又有新的发展。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

  

   五四以其科学、民主两大口号而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五四以后,科学成为进步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提倡科学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事实上,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社会,这是不容怀疑的;中国人欢迎科学,这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问题是,从文化学术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有何价值?这是中西文化冲突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其中包括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一、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情感问题

  

   1921年五四运动结束,梁漱溟就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进行了反思,并提出“玄学”与“科学”的问题。他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是“玄学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1];认为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区别在于重“情意”与重“理智”,肯定了情感哲学的价值。“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国人主要用直觉的——情感的;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2] 这正是区别“玄学”与“科学”、“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心理基础。梁漱溟不反对科学与民主,主张“全盘承受”[3] 西方文化,但在吸收的同时要保留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他看来,东方文化在价值观方面有自身的优点,从哲学上讲就是情感理论,也就是孔子的仁学。“重情”与“重智”是中西之间的重要区别。

  

   后来,他又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解释,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而他所说的“理性”,依然是指情感而言的,只是不再强调“本能冲动”而是主张“向上一念”之合理性:“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底是理性。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心。……此人类之所以异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4] 情与知是人类心灵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但各有其不同功能,知在于向外知取,而情在于作出主张,因而决定人生态度。他也承认情感是“取舍不一”的,因此提出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即“向上一念”之合理性,也就是“自然理性”,他称之为“情理”。

  

   这样,梁漱溟所说的“理性”便具有特殊含义,即指价值理性或曰目的理性(不计利害,追求和乐的情趣,以此代替宗教),而这种理性正是由情感而来的。西方则相反,向知识方面发展,具有“科学精神”,因此是“理智”的。“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前者为人情上的理,不妨简称‘情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不妨简称‘物理’。”[5]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文化。他对“情理”的重视和强调,更超过传统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是讲“性理”的,“性理”虽然与情感有密切联系,但不如“情理”来得更直接;“情理”虽然是理性的,但它是直接由情感而来的。他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看法,反映出对情感的感性方面的重视,但后来只用“情理”而不用“性理”,说明他虽讲“理性”却仍不离“情”。

  

   二、“科玄论战”中的情感问题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不久,1923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引起的。张君劢在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既是中西文化的问题,也是20世纪人类文化与哲学的问题,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命运有直接关系。他着重讲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大区别,为人生观规定了五大特点:“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6] 紧接着,科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人生观》进行了批判,认为科学不仅能够而且“需要”解决人生观问题,并且称张君劢为“玄学鬼”。从此,论战就开始了。当时的一些重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等人都参加了论战。这场论战虽然时间很短,辩论的问题和论点也很混乱,比如对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次辩论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价值与事实、情感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中西哲学都是有关的。

  

   张君劢提出“自由意志”的问题,显然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这本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而是道德价值的问题。梁启超明确提出情感的重要性,认为情感才是“生活的原动力”。“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7] 梁启超是按照知、情、意三分法来提出情感问题的。在他看来,情感显然是与审美价值相联系的,并不是科学认识、科学分析的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8] 这是一个重要的看法,不仅是当时西方哲学中盛行的知识与价值二分法的反映,而且也触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

  

   梁启超的看法引起大家的重视,很多人相继对此发表见解,互相争论。同“知识”问题一样,“情感”问题便成为这次论战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比如林宰平在《谈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不仅重申情感的重要性,而且归到人格问题,充分肯定东方的道德:“人生的实际,不是仅仅理智一方面,感情的活动,意志的活动,也很占一大部分。人生全体的发展,一定要各方面调和起来方能有望,决不能单从一方面进行的。”[9] 林宰平认为,情感活动固然有主观性,但又不仅仅是主观的;情感是主客、内外浑然不分的,所谓主观、客观,也只是一种“分析”罢了。林宰平对情感与道德的肯定,并不是全面否定科学,而是为两者划出一个界限,然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至于两者如何结合,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方法”。

  

   情感问题之重要,连科学派也不能无视,而要认真对待。因此,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文中提出知识与情感的关系问题,试图对人生观下定义。“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知识界外还有情感。情感界内的美术宗教都是从人类天性来的,都是演化生存的结果。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谁也不能放弃谁。我现在斗胆给人生观下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10] 不管他对人生观所下的定义是否“科学”,他的最大功劳是,承认在科学知识之外还有情感,美术和宗教都是情感界内之事。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不仅不能取代情感,而且像宗教这类属于情感的事,也是人生观的问题。丁文江相信,当知识获得了一种科学方法的时候,就能够指导情感。“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乃在遗传。知识本来同情感一样的没有标准;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进步,方才发明了一个求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无论用在知识界的哪一部分都有相当的成绩,所以我们对于知识的信用比对于没有方法的情感要好;凡有情感的冲动都要想用知识指导他,使他发展的程度提高,发展的方向得当。”[11] 他一方面对情感与知识作了区分,另一方面又把情感纳入知识之下,当知识具有科学方法之后,就更要指导情感,使其程度提高、方向得当。而他所说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法。他认为,他的这个看法比张君劢的那个“世界观”更加适宜于现在的世界,更具有科学精神,更加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也就是更具有“时代性”。

  

   丁文江和胡适等人,深感中国缺乏科学、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当西方科学与科学方法传入之后,便诚心诚意地接受它,并以此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价值观的问题能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一个真正的时代课题。它在西方已经争论了很久,在这次论战中也得到明显的反映。丁文江的观点不能不说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

  

   菊农在《人格与教育》一文中,把问题归结到人格教育上,把“人生理想”和“内心自由”作为人生的根本问题,以求得人与宇宙自然界的“融合”。这确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他也是从心理的知、情、意三分法出发的,从而提出知识教育、艺术教育、意志教育调和发展的问题,特别反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主义与机械主义的“现代文明”,应当说是很有反思精神的。其中,他最关注的是情感问题:“人是情感的动物,教育应当训练人的情感,使情感得以发扬。培养情感的东西便是艺术,这句话并不是希望人人做艺术家,但人生却务必要使之艺术化。个人为培养情感起见,应生息于能与自然接触的境遇下,与自然融洽无间,不但使人生美化,亦可窥见宇宙的神秘,领略到超人格活动的意义。”[12] 菊农提出“人是情感的动物”,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格理论的画龙点睛式的提示,而与西方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等说法有很大区别。情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人过“艺术化”的生活而不是机械式的生活,是“与自然融洽无间”而不是一味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这都是具有前瞻性的看法。在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人的情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些看法今天看来很有意义。他又提出“精神教育”的问题,而且认为这个问题“最重要”,因为精神教育的根本目的,“要使人人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领会了解超人格的活动,实现个人与宇宙的调和”[13]。这是一个真正的价值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培养理智能力、获得科学知识,这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但“当务之急”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虽然需要科学知识,却不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能够完全解决的;因此,一定还有另外的“方法”。这方法,有人称为“神秘”,有人称为“综合”、“直觉”,或别的什么,但是都与生命活动有关,是生命的“创造”;如果仅仅是“科学方法”或“分析方法”,那么人的生命就太单调、太机械了。

  

当然,科学派仍然坚持用科学方法或科学原理解决情感问题、人生问题。唐钺认为,美是能够分析的,情感是能够分析的。总之,“关于情感的事项,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14]。王星拱则认为,要用科学的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来解决人生问题,“科学是凭藉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15]。这些问题是整个20世纪的问题,不仅是当时的中国,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所面对的问题。如果说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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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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