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既有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也有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与人为因素相关的事件。而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除了进行应急处置，尽可能将事故损失降到最小，人们还关心的是，不幸为什么会发生？是哪些机构或个人导致的？从而进一步对责任主体施以相应的惩罚和处理。即使是自然灾害事件，也会涉及到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相关责任。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本溯源，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民众的一些基本心理需求。

　　 与个体行为的责任归因不同，突发事件往往涉及到政府、企业等组织主体，责任归因的结果又会对其与民众的关系产生影响。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对，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如果政府的应对不能满足民众心理需求，或者由于信息不充分、多方责任推诿等造成民众的责任归因困难或混乱，还会造成更严重的舆论困境甚至冲突。厘清责任归因背后的心理需要，不仅有助于解释民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行为表现，更有助于政府等责任主体在事件后采取恰当有效的应对策略。

　　 1 民众的责任归因及心理需求

　　 1.1 突发事件中责任归因的概念

　　 归因（attribution）是指个体对某一事件或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它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已经发展出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当面临突发事件时，一般性的围绕因果关系的归因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以交通事故为例，某个司机驾车撞上了行人，从因果关系来看，似乎是司机的驾驶行为直接导致了事故的结果，但是涉及到事故责任的时候，往往还要考虑到行人本身是否有过失、当地交通管理是否存在疏漏等。因此，研究者针对消极事件发生后，对其责任的知觉、判断、态度、以及责备和惩罚过程，提出了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将突发事件界定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该定义中强调了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除事件本身外，对应急处置的责任推断也应属于责任归因的范畴。因此，基于心理学的研究视角，本文将突发事件中的责任归因界定为：民众对事件的原因推断及发生和处置过程中涉事主体责任评估的认知倾向和态度。

　　 1.2 民众责任归因的心理需求

　　 对于一般性归因的动机，Heider认为，每个人都是朴素的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对行为或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解释来理解日常生活。而当面对消极事件时，人们往往会更敏锐，产生更强的反应和责任归因动机。即使真实原因比较模糊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对事件做出责任归因。最早研究突发事件中责任归因的Walster指出：如果把事件看做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模糊情境的结果，消极后果就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这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也就是说，个体为不幸事件寻找责任归属是一种保护机制，这让我们相信，如果个人或群体能够确定事件之间的关系，并对情境产生控制，灾难就可以避免。因此，突发事件后个体需要责任归因；而责任归因的心理意义在于满足缓解不确定感（uncertainty）和维持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的需要。其中，确定感更加侧重于未来的可预测性和对因果关系的解释，而控制感更加侧重自身对结果能够产生影响。

　　 1.2.1 缓解不确定感

　　 不确定感是个体行为动机系统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有对所处世界感到确定的基本需要，太多的不确定会威胁到个体存在的意义，给个体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身心健康，因此人们会产生一种消除不确定感或者设法使之维持在可控水平的动机。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和危害性往往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感，而缓解不确定感的动机会驱使个体去寻找信息来实现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也就是说人们会更加想要找出问题的确切答案或者导致不幸结果的原因。责任归因可以帮助人们解释突发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让此类情境重新变得可以预测，从而缓解不确定感。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的研究也发现，当人们处于不确定的情境中或不确定感升高时，往往会更加关注和重视公平性，从而去寻求与事件责任相关的信息。

　　 突发事件中阴谋论的传播即是通过责任归因来缓解不确定感的表现。阴谋论是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归因为由强大且恶意的群体或组织密谋实施的说法。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尤其是事件的原因尚不明确的时候，常常会出现阴谋论的流行，甚至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后也曾出现过核试验等阴谋论观点。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阴谋论可以提供一种简单清晰的解释框架，来帮助人们理解外部世界，实现认知闭合、减少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当消极事件没有得到官方或者权威性的解释时，人们会更加相信阴谋论，以新冠疫情早期为例，各种版本的阴谋论在民间舆论场大肆传播，在对病毒的了解还比较有限时，将责任归因于阴谋，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确定感，进而缓解焦虑等消极情绪。

　　 1.2.2 维持控制感

　　 维持控制感也是一种基础性需要。但当面对突发事件的消极后果时，人们的这种控制感不可避免受到威胁。比如，面对新冠病毒，即使自身做了防护还是有可能感染，这一结果并不完全由自己来控制。根据补偿性控制理论，在丧失控制感的情境下，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并通过增强自身控制或借助外部控制等各种手段来进行补偿。同时，人们的秩序需求（need for structure）会增加，即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和秩序性，以此来显示环境还是稳定安全的，来补偿控制感的缺失。尤其是在社会情境中，个人控制无法满足对秩序的需求时，会采用其他认知或行为的策略来给自己提供一种主观的秩序感，责任归因就是其中一种策略。人们只有了解了事件和行为变化的原因，才能理解这个世界，预测世界的变化，从而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死亡提醒的情境中，被试的秩序需求越高，就会越倾向于为悲剧事故寻找因果证据。此外，有研究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众的控制感越低，就会越强调政府的管控责任。

　　 由于维持控制感的需要，在进行责任归因时会出现“替罪羊效应”（scapegoating），即在消极事件发生后，对特定个体或群体进行过度的责任归因。与归因于不可抗力或偶然性因素相比，事件责任归因于特定个体或群体会让人相信世界还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恢复控制感的方法：对替罪羊进行责备或者惩罚。在一项研究中，面对环境破坏事件，处于控制感威胁情境下的被试比无威胁的被试对责任主体做出了更多的责任归因，个体的控制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如果通过其他信息来给控制感威胁情境下的被试提供控制感的修复，他们的责任归因则与无威胁情境下的相当。

　　 总之，突发事件凸显了缓解不确定感和维持控制感的心理需要，进行责任归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认知闭合需求和秩序需求，帮助个体将不确定感和控制感维持在合理的水平。而上述需求的本质则是个体对意义和安全感的需要。根据意义维持模型的观点，人们需要通过意义系统来理解和应对所处的环境，而不确定感和控制感缺失是两种对意义系统的威胁，都会引起个体的生理厌恶，从而使个体采取补偿行为来维持意义。确定感和控制感也是安全感的主要表现，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往往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社会的稳定、秩序，安全感的丧失是应急心理中最凸显、最重要的特征，对安全感的需要也是民众行为反应的心理根源。

　　 2 基于民众心理需求的事件责任归因应对

　　 政府等责任主体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应当关注民众的心理需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应对策略，才能恢复民众安全感和组织声誉。根据是否能够满足民众心理需要，责任主体在应对民众责任归因时所采用的策略可以分为违背民众心理需要的消极应对策略和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积极应对策略。

　　 2.1消极应对策略——责任规避

　　 突发事件发生后，被责任归因的组织或个人往往会受到责备以及惩罚，研究也发现，对政府的责任归因会造成民众的政府信任受损，比如当民众将环境问题归因于政府责任时，他们的政府信任会降低。因此，不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政府等组织，可能都会倾向于避免在事件中承担责任，通过掩盖事件、弱化事件严重性或否认组织与事件的关联等手段来摆脱自身的责任，甚至出现多方“甩锅”的现象。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种责任规避行为也有其心理动机：维持积极自我和维持道德价值。维持积极自我是普遍存在于归因过程中的一种动机。在突发事件中，不论责任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在受到指责时，都会自动地倾向于维护自身或所属群体的形象和声誉，并做出否认自身对事件负有责任的行为。同时，责任主体由于对事件的消极后果负有责任，而产生了内疚感，进而威胁到了自身的道德价值，而为了维持道德价值，人们会通过将责任转移给他人或其他群体来减轻内疚感，从而表现为会更加强调他人的责任。

　　 责任规避的目的可能是出于维护组织声誉，但却往往引起相反的效应。多方的责任推诿没有解决民众的确定感和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导致民众更难以得到对事件的清晰解释；试图掩盖或弱化事件的严重性，与民众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到的信息不一致，也会进一步加剧民众的不确定感。而与责任规避相伴的往往是责任主体的不作为或迟作为，这不但无法消解民众在突发事件中的恐慌、焦虑、难过等情绪，反而会激起更强的愤怒情绪，引发更强的责任归因动机。同时,愤怒等消极情绪不仅会使得民众更加猛烈地抨击相关组织，还可能会导致对抗性的冲突或群体性事件，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影响。

　　 2.2积极应对策略——情境危机沟通理论

　　 Coombs等人提出的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SCCT），以责任归因为基础，将突发事件情境分为不同类型，并指导企业等组织为不同的情境选择恰当的反应策略，以减少事件给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该理论提出：对于组织责任较少的受害者型，比如自然灾害，组织只需要提供指导性信息；对于组织需承担一定责任的意外型，比如技术问题导致的意外，可以使用淡化策略来弱化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而对于责任几乎全部被归于组织的可预防型，比如人为失误造成的伤亡事故，就需要积极应对来重建组织形象，比如对受害者进行关心、提供援助或对事件表示遗憾以及公开道歉等。

　　 情境危机沟通理论进一步指出，事件的严重程度和组织的过往表现也会影响民众的责任归因：当前的危机越严重、组织过往表现越差，公众认为组织承担的责任就越多。研究也发现，如果民众对政府持有消极态度或有较低的信任，可能会更倾向于要求政府承担消极后果的责任，而与政府关系较为积极的民众可能会相对较少责备政府。同时，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中，许多突发事件背后有多种复杂因素，并不能简单归入上述某一类型中，这就需要对事件进一步细化，从而选择恰当的应对策略。然而，该理论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组织声誉、获取民众对组织的信任。接下来，本研究将从民众的角度出发，提出更加能够满足其心理需要的应对建议。

　　 2.3积极应对策略——突发事件不同阶段的应对建议

如前文所述，在突发事件中民众进行责任归因的心理需要主要是缓解不确定感和维持控制感，基于此，在应对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确保信息的充分透明以缓解民众的不确定感；确保行动的合理有序以提高民众的控制感。而在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民众的责任归因心理需求又有所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