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道德文章第一流
罗尔纲与20世纪同龄，1956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一代宗师，对晚清兵志、金石、训诂、《水浒传》版本等也有精深研究。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罗老一生著述近1100万字，已辑为《罗尔纲全集》，201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71载治学生涯中，罗老有两大转折：一是起初服膺乾嘉考据之学，中年欣然接受唯物史观；二是年近六旬时，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两大转折深刻影响了罗老随后的治学及人生。
1、欣然接受唯物史观
罗老1930年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受聘为胡适的学术助手，帮着整理其父胡铁花的遗稿。手稿字迹潦草、东涂西改，不易辨认，数次找人抄录均不了了之。罗老历时9个月做成了，接着编纂蒲松龄《聊斋全集》，从此养成伏案工作时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胡适将传统的乾嘉考据之学与西方实验主义相融合，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罗老朝夕过从、耳濡目染，从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辨伪举例》两文中学到其考据方法，尝试写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罗老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同为广西贵县（今贵港）人。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胡适认为研究中国上古史，可靠的史料有限，而近代史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于是，罗老听从其建议，在而立之年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
罗老治史重视辨伪、考信，同时也零星接触到唯物史观，追求进步、重视思辨，在新兴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别树一帜。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老《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书稿，特意托人约他来南京晤谈。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1937年春，罗老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太平天国史纲》。该书根据史料考订，否定了清末官私著述对太平天国的诸多污蔑之词，明确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不料，胡适为此面斥罗老“学时髦”“专表扬太平天国”，没有写太平天国的破坏性，“有失史家的公正”。师生二人的观点出现明显分歧，尽管胡适在日记中赞许“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
1948年春，罗老在南京治病，用他的话说，“那时候，广大知识分子已经看到长夜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科学解答了历史学为谁著书立说这一原则问题，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罗老张开双臂拥抱新社会，积极参加相关学术活动和理论学习。据他自述，他在空闲时自学，“整天读马列主义书籍”；后又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每次领到文件后，“晚上都在家细心学习，查对报纸”，并根据学习体会写出书面发言。1954年11月，罗老在《学习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一文中说，学习“根本改变了我的灰色的人生观，把我在思想改造当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认为学习才不致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还会给工作带来强大动力。接受唯物史观使罗老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他于1955年刊发《试说考据在历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次年又为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等7本论文集写了“跋”，其核心观点是强调对史实的考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从本质看问题，从矛盾对立之中看问题。
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同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卓有建树的第一代学者。新中国成立前夕，萧、郭、简移居台湾或香港，唯有罗老留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新中国受到空前重视，成为显学，罗老因而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平台，成为新中国该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因为扎根大陆，罗老守住了治学之根，以大规模搜集、编纂史料为例，离开大陆是无法进行的。截至1961年，罗老通过在图书馆摸底筛查，牵头发掘太平天国资料达1200万字，其收获是空前的。简又文在学术研究上也有贡献，但他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主张站在“客观”立场从事研究，进而错误地认为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并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称太平天国的破坏性及毁灭力仅亚于日寇侵华，“其前盖无匹也”。这就限制了他的学术成就。正如罗老《说考据》一文所分析的：“资产阶级标榜的客观主义是掩盖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服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揭露阶级斗争，发掘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看出历史的真相。”罗老既精于考证，又接受唯物史观，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研究，开辟了学术新天地，其学术成就自然也就超越同侪。
罗老毕生研究太平天国，但又不刻意为尊者讳，有意扭转学界过去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有人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形成一股社会思潮。罗老颇不以为然。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篇，尽管仅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无力超越旧思想和旧制度，但它的兴亡轨迹对后来者起了积极的激励和警示作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罗老在85岁高龄写出《太平天国史》，计88卷154万言，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誉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该书“序论”开篇即云：“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首先要向读者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太平天国的历史的动力这一大旨。”
收入《罗尔纲全集》的著述，大多系罗老在1949年后完成。王庆成研究员在为《罗尔纲全集》写的序言中赞叹说：“罗先生是中国和全世界研究太平天国的最杰出者，著作等身，又享九十七龄大年，对社会、对学术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我们怀念罗先生，同时也感谢罗先生。”张海鹏研究员则在序言中指出：“他进入近代史所时，已经53岁了。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多有开拓，多有创新。总结全文，我们可以概括地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开拓了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祁龙威教授在纪念罗老的文章中亦云，“时代的车轮把罗先生的学术推前了一大步”。诚哉斯言。
2、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老一生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目睹祖国之沧桑巨变，内心世界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罗老《生涯六记·改造记》记述，在上海求学时，他深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影响，“在学术思想上深深地种下客观主义的根苗”。此外，通过上《庄子》课程，“中了这部阐说无物我，无是非，无爱憎，无生死，甚至宇宙的存在亦被否定的虚无哲学的毒，它麻醉了我当时的痛苦，把我从幻灭的泥坑拖到虚无的深渊去，在我的思想上形成了虚无的世界观与悲观厌世的人生观”。这与罗老当时生活困顿、为补贴家用拼命写作有关。基于这种心境，罗老有意识地远离政治，奉行“中间路线”。
家乡解放后，罗老被选为贵县人民代表，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会议。随后来到南京，参加筹办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展览，参与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罗老说，他在工作中逐渐改变了人生观，获得新认识，“逐渐地在理论上认识清楚了压根儿没有什么超政治、超阶级，每一个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反人民的立场。我从前所走的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中间路线，是中了资产阶级的毒”。1951年1月，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展览在南京天朝宫殿遗址展出，历时两个月，观众达90多万人次。罗老整天在会场为观众解答问题。他感慨说：“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广大群众面前为人民服务，人民也教育了我。”又说：“从政治学习与工作当中，经过穷年累月的艰苦努力，逐渐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我运用考证方法时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解决问题。”
1955年1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后，罗老在《光明日报》发表《两个人生》一文，就新中国成立前后自己的表现作了对比：“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啊！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到了今天新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活力。”他在南京主持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凡5年，该馆成立揭牌时功成身退，对馆长一职坚辞不就，返回北京工作。
1958年5月，57岁的罗老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依旧无意仕进，淡泊名利，做人低调，但从此多了一份责任心和奉献意识。时值中共江苏省委拟把太平天国纪念馆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商洽借调罗老回南京工作。罗老面见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所长，表示听从组织安排，愿意回南京协助工作，不当馆长；今后工作都是要求为人民服务，一定扫除旧社会遗留的“名利”观念的坏影响。范老听了，很高兴。
罗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时期，全国都在过紧日子，罗老对领取一级研究员的高薪感到不安，主动提出降薪。他在南京前后工作14年，出差一直自掏腰包，不花公家一分钱。他主持编纂出版数百万字文献资料，每种资料还写了序言，一律署“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不肯署自己的名字，也不肯拿稿费，执意将其作为博物馆经费。馆方只好存入银行，待罗老1964年返京工作后寄还，又被退回。1986年，罗老又将《困学丛书》稿酬全部捐给广西贵县图书馆，以表示对家乡发展的关切。而罗老在生活中十分俭朴，从不讲排场，从不端架子。据罗老回忆，他4岁就被母亲带着学做事，7岁上学后帮着种菜、养鸭等。后来成了知名学者，回家乡时，仍在家清扫厕所、挖掘阴沟，母亲则笑着站在一边看。罗老说：“我一生劳动，喜爱劳动，以劳动为光荣。我不曾有负我母亲的好教育。”1956年，近代史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周超接罗老来京治病，嗣后笑着告诉罗老：“那天见到你，使我吃了一惊，以为见到了一个拉大板车的哩。”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在采访罗老后写道：“乍见到罗老，我心中一怔：这位和本世纪同龄的大学者，却很像农民，已届高龄仍在操心劳作的农民！”罗老因此博得“布衣学者”雅号，在学界有“一代宗师、布衣学者”之美誉。
3、“打破砂锅璺（问）到底”
太平天国史研究已持续近一个世纪，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繁荣、形成严谨之风气，研究之深入、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蔚为大观，与学科带头人罗老的倡率密不可分。
罗老治学极为严谨，认为“打破砂锅璺（问）到底”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他在《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一文中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璺（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罗老这种治学态度突出体现在他对忠王李秀成“自述”的注释。
当年忠王李秀成掩护幼天王自天京（今南京）突围，不幸在郊外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5万余字，结合自身经历详述太平天国兴亡始末。曾国藩处死李秀成后，将其亲供删改，印成不足3万字的《李秀成供》一册，即世传“九如堂本”；其亲供手迹则一直秘而不宣，留下许多猜想。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氏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氏删除的5600余字，并摄影16页。罗老于1931年开始注释《李秀成供》，此时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4张作为底本作注，写成《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轰动一时。1956年，有学者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上看，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经法医鉴定，其笔迹不同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据此断言李秀成供述系曾国藩伪造。罗老根据书家“八法”之说，将这两件文书的字迹逐一拆开比较，判定两者笔迹表面相异而实际相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