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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近5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涌现的新议题和新贡献

更新时间:2022-05-10 20:43:18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4月14日,在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建所5周年之际,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郭齐勇应邀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当代发展”主题演讲,从纵向梳理了100年间发展史,重点讲述了当代的50年间,中国哲学史在面上和点上的发展和突破,并做了简单评议。讲堂依据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刘依平整理加以编辑,以飨更多讲堂听友。

  

   当代中国哲学的人文系谱与理论关怀

   在前辈学者的影响下,一代一代学者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创见,构成了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图景。我在这里略举其要。

   *中国哲学史研究,海内外研究者均有建树和特色

   国内学者,像北京的牟钟鉴提出了“新仁学”,陈来提出了“仁学本体论”,蒙培元提出了“情感哲学”。上海的杨国荣对伦理学、形上学的当代重建,吴震有很多关于日本儒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山东的颜炳罡和北京的赵法生,对“乡村儒学”有很强的关怀与实践。南京的赖永海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佛学史的专著,洪修平有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系统研究。还有深圳的景海峰有一个团队,包括李大华、王立新、问永宁、王兴国都在那里发展。当然,这里所举难免挂一漏万。

   海外学者像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学说——他是加拿大人、美国学者,现在常住北京,是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他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角色伦理很火。海外的黄勇、李晨阳对比较哲学有研究,倪培民在美国讲《论语》、翻译《论语》,刘笑敢的诠释学、反向格义说,黄俊杰的诠释学、郑宗义的儒学研究等等,大家都在努力地从各个方面探究中国哲学。

   就整个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而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特别活跃的。一百年来,从王国维、梁启超、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郭沫若、侯外庐、孙叔平、萧萐父、冯契、陈俊民等老一辈学者一直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不同的传统之间有一种会通的发展。所以相较于前辈学者的工作,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议题。

   *政治与伦理哲学:以“亲亲相隐”为例的中西方差异

   比方说政治哲学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哲学问题触发到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解。新民本说将良好政治建立在人格尊严基础上,就是尝试去重构一种政治-心性哲学。伦理学方面,用德性伦理学来诠释中国哲学,讨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也从德性和德行的不同出发来讨论。譬如像中国的儒家伦理中“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我也参与了讨论,不在于争论什么、结论是什么,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和中国的孔孟之道,他们对亲情的讨论,亲情到底重不重要?是亲情重要,还是其他的东西更重要?如何去诠释《孟子》中的相关章节?情和理、门内和门外的张力是怎样的?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明显的研究热点。

   *哲学与经学结合:经学成为越来越有成就的学科

   再比如哲学与经学的结合研究。中国哲学始终蕴藏着对现实的关怀,其中要义是一个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如何灵根再植的问题。包含儿童读经在内的民间经学活动、以儒家网为代表的儒教团体社会活动的兴起,经学研究又发展了起来。经学不只有义理,还有小学,内部有今文和古文、宋学和汉学的差异。有很多学者做一些研究,像陈来、姜广辉、李存山、蔡方鹿、李景林、干春松、曾亦、郭晓东等,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经学在研究范式、文本研究、人才培养、研究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了纵向的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重视经学,经学学科成为越来越有成就的一个学科,这也是青年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我们没有经学的理路,没有经学的研究,所谓中国哲学就会有流入玄虚的可能。

   中国哲学的民间性也在当代得到了发展。那就是面向民间的需要,推动城市社区儒学、企业儒学、乡村儒学的发展。譬如牟钟鉴、颜炳罡老师依托尼山圣源书院,下沉到农家,做得非常好。浙江的学者对于百姓儒学非常重视。黎红雷回到海南家乡去做儒学的民间推广,同时创办世界儒商大会,成绩很显著。

   *道教佛教研究丰硕:思想史、学科交叉角度切入

   还有关于道家道教和佛教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道教的文化研究热以来,这种热度到现在还不减。一是从思想史的路径和哲学史的路径出发,对道家、道教、佛教的研究,从政治哲学、美学、心性哲学、养生学、人格境界论、伦理学、方法论等角度开展。二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研究,比如道家道教哲学、佛教哲学,与文学、社会学、医学、音乐、管理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等等相结合,也有很多的研究专著和成果。道家道教方面,哲学史上的个体如庄子、文子、郭象的研究,概念史的研究,关于通史、断代史的研究,关于海德格尔和道家学术的相互比较研究。尤其是新材料引发的新问题研究,特别是出土文献像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北大简、清华简等新文本的发现,推动了《老子》文本的研究(这一方面丁四新有新成就)。陈鼓应一直推动和领导了道家道教的研究。我们的前辈、四川大学的卿希泰教授和他的弟子学生,包括李刚、詹石窗、盖建民教授等形成了一个团队,还有李大华、何建明等对道家道教进行多维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尤其是道教史的研究与梳理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佛教哲学研究也是这样。比方说中国佛教史通史,中国佛教典籍与著作的整理,佛教宗派与人物研究等等,以及中华大藏经的新编整理、世界佛学名著译介、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中日韩越佛教的研究等,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杜继文、楼宇烈老师,还有已故的方立天老师,他们的佛教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重视。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还延伸到生态伦理、少数民族哲学、中国哲学的海内外互动等方面。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向纵深和广延两个维度展开的。例如从生态理念、生态美学、生态伦理、生态规范的角度,对《月令》《荀子》等文本展开新的解读,挖掘天人合一、物我同源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哲学也有了理论自觉,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队伍,有多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出版。

   *海内外互动日益健康:平台众多、比教学研究深入

   关于中国哲学的海内外互动研究也是如此。在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上,中国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的互动,中国和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之间的互动,都得到了深化和增强。特别是国际儒联、世界佛教论坛等机构和平台,为这种海内外互动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海外学者像傅伟勋开启了互动研究的先河,成中英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和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黄勇创办了英文杂志《道》,成为海内外互动研究的重要平台。我们从景海峰、颜炳罡、丁为祥、董平、彭国翔、倪培民的文章著作中了解到,海外对于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此外,陈少明的经典与思想的解释学传统研究,杨泽波对牟宗三的系列批判,李晨阳、吴根友、东方朔教授关于比较哲学的研究,任剑涛教授、白彤东教授、姚中秋、黄玉顺教授关于中西政治哲学的研究,都有很多深入的见解。

   当代中国哲学代表学者与观点评议

   从学理建构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家。我们略微谈谈近五十年来几位学者的主要贡献。

   *李泽厚:功在同时开启思想启蒙和文化守成

   李泽厚先生今年过世了,但他同时开启了两道思想的闸门,一道是思想启蒙,一道是文化守成。他的论域非常宽广,他对于美学的反思、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对孔子的研究,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提出了乐感文化、自然人化、实用理性、物的本体性、情感本体论说、哲学纲要、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对真善美分别论说,还有中国哲学登场等重要观念。

   他有一整套的思想系统,他是用孔子思想来消化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非常具有创造性。比方说他提出的巫史传统,构成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基础,认为在孔子之前中国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这个传统以巫君合一、政教合一为特征,解释了非理性的逐渐消亡、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增多,以及理性化是如何成为中国思想的大传统,和实用理性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的。

   他还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应康德的认识论,认为社会性的物质生产生活是人类的本质和基础,对唯物史观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他讲人是历史的存在,强调社会性的道德和宗教性的道德、良知灵明和绝对命令。

   李泽厚先生还主张情本体,情本体不是西方的理本体,也不是基督教的圣爱,也不是伦理本体,是审美的、而不是宗教的,认为情感是人生的根本、人生最后的实在。他是一个很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我们要谈近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哲学,不能离开李泽厚先生。

   *汤一介:有学问的组织家,中国解释学、“三个合一”

   汤一介先生的研究方向是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写了大量的著作,有十卷本的《汤一介集》。他对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都是很有会心的。他提议创造中国的解释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左传》对于《春秋经》的解释是一个事件性的解读,《系辞传》对于《易经》的解释是一个整体性的哲学解读,《韩非子·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读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有《墨经》中《经说》对于《经》的解读也是一种不同的解释。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有不同的解释学传统,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有其特殊的概念。

   他讨论了中国哲学建构中的一系列的命题,比方说他强调“三个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汤先生三个合一的讨论,是源于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传统,形成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的,这三套理论三个方面来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的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汤一介先生讲到自己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哲学理论框架的考虑,受到了余英时先生内在超越说的影响,也受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他肯定文明的共存。他也对激进、自由、保守三大思潮的相互融合,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儒家和普遍伦理的关系,儒学的现代重建,三教统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有很深的考虑。

   汤一介先生他做了很多现实的贡献,他是一位有学问的组织家,他开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很有地位的。首先是位学问家。他很敏感,而且他能够敏感地将国际的、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传统勾连起来,来思考中国传统的诠释问题。

   *张立文:和合学,以五大原理解决世界五大危机

   张立文先生是浙江温州人,他在中国哲学的范畴与逻辑结构,中国文化的特质,天道人道的系统,《周易》思想,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陆子、船山,东亚儒学特别是以李退溪为中心的韩国儒学,都有很精到的研究。他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在韩国也非常有影响,韩国出版了他著作的韩文版。

特别是独创性地提出了“和合学”,主张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就像宋代程颐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一样,“和合”二字也是张立文先生自己体贴出来的。“和合”实实在在地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社会危机与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即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价值危机,和合学提出了儒家五大原理来解决五大危机。五大原理就是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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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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