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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下的2022年积极财政

更新时间:2022-05-10 19:32:04
作者: 冯俏彬  
留抵退税需要满足连续6个月有增量留抵税额,而且纳税信用等级要为A或B,但一些新开办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较低,无法及时享受政策。对此可出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三是适当扩大研发费用加计费用扣除比例政策的享受面。为了支持制造业的发展,鼓励经济“脱虚向实”,去年我国已经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同时允许企业提前享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可将这项政策扩大范围,使各类科技型企业都能享受,以加快促进技术进步,带动全社会加大研发费用的投资。对扣除的费用范围可考虑适当扩大,将合理的间接费用一并纳入,以放大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是适当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公布了三项政策: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至2023年底;将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至2023年底;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至2022年底。这三政策预计可为社会减负1100亿元。另外,为适应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还可考虑提高三孩养育、养老保险费用扣除标准。

   五是坚决治理乱收费。近年来,国家持续治理乱收费,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优化了营商环境,但个别地方仍屡禁不止,有的还花样翻新。必须看到,乱收费会严重抵消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加重企业负担,影响企业信心和预期。要标本兼治,持续治理乱收费。要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要进一步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规范管理,并用市场化的方法推动经营性收费趋于合理。

   三、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始终保持好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百年未来有之大变局仍将处于加速演化期,大国关系与国际地缘政治频繁变化,数字化和绿色转型也以催枯拉朽的方式重新定义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的情况看,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才处于起步阶段,绿色转型更是任重而道远,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问题风险也需要有序化解。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丰富,对能买得起的住房、优质教育医疗、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越发强烈,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很高……所有这些,都将转化为对政府财力的现实需要。中长期而言,财政可持续面临压力。

   要进一步统筹好发展与安全、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保持好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要求下,2022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精准、注重提升效能。一是要处理好“扩支”与增效之间的关系。扩大支出不是所有的支出都同步增加,财政支出结构同样要有增有减、有保有压。要突出财政支出的重点,主要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同时又对长远发展有益的科技、创新、能源转型、制造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面。二是要始终坚持近年来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传统,原则上不增加一般性支出,继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禁各类楼堂管所和形象工程建设支出,严禁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三是要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对财政收支中的各类违规违纪现象严格查处,坚决制止。四是要实施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要求落实到每一分钱上,推动绩效管理向纵深发展。五是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各类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完善常态化监控、核查、督查机制,对各类隐性债务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六是要加快预算一体化建设工作,用好大数据,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

   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深层次思考

   一、如何处理好名义赤字率与实际赤字率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均维持在3%左右。即使2020年面临百年未有大疫情的严重冲击,当年也仅上升到3.6%。2021年随着经济有所恢复,赤字率随之回调到3.2%。预计2022年仍将保持较低水平。但与此同时必然看到,目前我国赤字率是以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数为计算基础,与国际上全口径政府收支的计算惯例不完全符合。以2020年为例,官方标准的赤字率为3.60%,而采取国际统计标准的赤字率则达到了6.18%。如果剔除掉结转结余资金,记入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差额情况,则广义口径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10.58%。名义赤字率较低,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我国主权债务评级,降低融资成本,但另一方面可能误导各方面高估财政实力,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债务期待”。一种典型的看法是,我国赤字率这么低,说明财政政策不够积极,还有很大的发债空间。因此,以发展的眼光看,逐渐调整我国赤字率的计算口径,促进名义赤字率与实际赤字率的逐渐收敛,是今后财政工作必须面对的一项任务。如何开启这项颇具难度的任务,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如何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债务结构的关系

   2020年,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负债率)为45.8%,虽然与国际通行标准相比,仍然在可控与安全范围内,但目前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各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的支出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沉重,已成为新形势下新的财政“刚性支出”。二是结构性压力突出。国债与地方债结构不合理,前者轻、后者重。一般债和专项债结构不合理,前者轻、后者重。显性债和隐性债结构不合理,前者轻、后者重。三是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大量结余。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政府反映专项债“不好用”,没有足够的项目与之匹配。

   结合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的安排布置,可能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对债务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增加国债,调减地方债;适当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调减专项债务,同时严格控制各类隐性债务,以此平衡上述各类债务之间的关系,保证在债务总量继续扩大的同时,结构上更加平衡,更加稳定。

   三、如何处理好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之间的关系

   经过“十三五”时期大规模减税降费之后,目前我国财政实力与支出前景已不具备继续实施大规模普惠性减税降费的条件,但经济形势、产业发展、区域协调等始终对结构性减税提出现实需要。从我国税制结构上看,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型迄今并未完成。2020年,在当年全部税收收入中,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分别为32.94%和44.60%,与2016年31.57%和39.07%相比,间接税占比提高近5个百分点。在税制转型过程中,所得税的不断完善,房地产税甚至遗产税的陆续到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加税的效果。如何在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好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加税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后理财工作中必须严肃对待的大事。以企业所得税为例,加税和减税需要同时并存。一方面,近年来,因为连续出台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制度,社会上已形成了对小微企业低税甚至无税的认知惯性,今后应考虑将类似政策从制度上固定下来,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社会预期。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累积的大量税收优惠,很多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率远低于25%的名义税率,部分大企业的实际税负甚至不足10%。随着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的呼之欲出,特别是15%的全球最低税率将于2023年正式实施,这势必要求我国提高某些企业的实际税负。平台经济经历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即使是25%的企业所得税率,事实上已难于对其利润水平进行合理调节,资源型企业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未来,如何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将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的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从制度上固定下来,也适当提高一些需要重点调节的行业、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做到税制有增有减,增强我国财政经济制度的弹性和韧性,促进纵向公平,同样也需要深入思考。

   总之,围绕2022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精准、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巨量资金,既要用得出,还要用得好,财政投资要围绕经济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两条主线,突出基础性和公共性,短期为稳增长做贡献,长期则夯实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基础。

  

   冯俏彬,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摘自《地方财政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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