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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宗教

更新时间:2022-05-09 21:01:02
作者: 卓新平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国际社会进入“开放性”、“外延式”发展阶段,政经交往、文化交流、思想互渗、社会共融乃前所未有。这种“全球化”氛围已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宗教的存在与走向,是中国“软实力”构建、文化发展工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的五大宗教中,除了道教这一中华本土宗教之外,其他宗教都是具有国际性流动的“世界宗教”,与外来文化复杂交织、密切关联,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互渗局面,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思想和意识碰撞、融合的一个特殊领域。

   关键词:全球化;当代中国;宗教

  

   一、引论:“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北京奥运会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最为形象地表达了对“全球化”发展这一现实的体认及相应的美好愿望。不过,我们面对的现实处境是:世界相同,梦想各异!人们同处一个“地球村”,彼此有着“贴近”、“紧邻”的共在关系。然而,由于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法律体系、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诸多不同,“全球化”时代的矛盾、冲突乃有增无减,使“地球村”难以安宁。不同的理念、梦想和追求在这一拥挤的地球空间中势必发生碰撞,其“和而不同”需要极为复杂的磨合。

   “全球化”其实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远虑”。中国古代早有“世界大同”的想象,儒家思想将这种“大同”世界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类共在社会,其人际关系、生存状态乃“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旦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则会实现“大同”。孔子认为这种“大同”乃远古曾有的社会盛况,但此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社会现状遂呈现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景。在西方历史上,这种“全球化”或“世界化”乃一种帝国的梦幻。当古罗马帝国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国后,就曾有“罗马即世界”(urbi et orbi)的豪言,把“罗马”与“地球”相提并论。这带来了此后历史上欧洲统一、西方统一的梦寻,而在今天“全球化”的西方语境及解读中,我们仍可依稀听见这一深沉、悠远的历史回音。在近代国际共运中,我们从一种对未来理想的追求中再次看到了人类向往“四海一家”、“人类平等”的“全球化”底蕴。

   在这种共同理想的寻索中,当代发展出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特点。其一,“全球化”的到来并不是历史上所期望的理想社会之实现;相反,“全球化”向人类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更严峻的挑战,也使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困境、更复杂的局面;其二,“全球化”在当代社会的提出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理论界,蕴涵着西方价值理念的“民主”、“自由”、“平等”之观念构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其所倡导并推动的“全球化”在不少地区和国度被理解为“西方化”,而其展示的“普遍价值”、“普世观念”也被视为“西方价值”、“西方观念”的推广、漫延,由此亦有着对之相应的警惕、防范。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全球化”并没有给当代人带来喜悦和解放,而是逼着人们认真考虑、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人类“同生存、共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发展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国的对华封锁,使中国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发展道路。这种对中国的排斥、边缘化曾直接阻碍、影响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使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等领域产生了较大差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统一大市场的新趋势,主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开始奋起直追。中国的积极参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的飞速发展、迅猛崛起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民间对新中国60年的发展有如下形象但不一定完全准确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历史,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崩塌,国际共运随之走入低谷;但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共产主义信仰,因而是“中国救了社会主义”。步入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经济体制的引领者美国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而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并在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帮美国经济渡过难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让不少人甚至感慨现在乃靠“中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这说明“全球化”已让各个国家和民族、各种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坐在了“同一条船”上,因而必须“同舟共济”才能维系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中国在“全球化”氛围中非常强调“经济全球化”,颇为慎言“政治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甚至有一些学者坚决反对“文化全球化”之说。然而,“全球化”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它不可避免会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层面;这些方面彼此很难分离,因而具有综合性、共构性意义及影响。例如,联合国就是“政治全球化”的产物,而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其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所以不可能回避“政治全球化”之说及其反映的真实景况;而国际经济案件,各种制裁、协调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也只能用“法律全球化”来解释,它也促使我们对“国际法”有了更深刻、更广远的认识。至于颇为敏感的“文化全球化”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已说明“文化全球化”活生生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和现实。正如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那样,我们在“文化全球化”中也不能把“普世文化”、“普世价值”向西方话语霸权拱手相让。实际上,“文化全球化”所反映、承认的唯一的事实是多元文化共在、共构,相互交流、渗透、沟通和融合,由此达到世界“和谐文化”的“和合”共存。在这种“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互渗景观中,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普遍真理”时,应坚信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中也肯定有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普世价值”、“普世观念”。在“同一个世界”虽然不能真正达到“同一个梦想”,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要努力争取我们的“梦想”能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得以“成真”。

   二、“全球化”与当代中国“五大宗教”

   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之外,“文化全球化”使我们看到了当代世界宗教对中国的复杂影响。而在这种背景中,“全球化”也正全面、深刻、直接地与中国宗教发生关系,形成中国宗教在当前的存在特色及其未来走向。在中国的五大宗教中,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本来就属于“世界宗教”的范畴,其在全球的发展已形成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而当前的“全球化”更使其开放性、外延式的特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道教作为唯一的中华本土宗教,其内涵式发展在“全球化”的氛围中随着华人走出国门、云游世界,也已成为一个全球存在的宗教。而且,以“道”为核心价值和精神理念的道教也吸引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关注,悟道、修道已成为一种“普世”需求。道教经典《道德经》在世界宗教经典中翻译语言种类仅次于《圣经》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其“全球”性发展。

   五大宗教的“世界性”使其存在性质及发展态势的国内、国际之区别仅能相对而言,二者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在此,宗教的“国际性”乃使其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有着增长性呼应和彼此互动性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冲破“国界”、形成“跨国”发展,中国宗教也增大了开放之态,有些发展甚至出现了“无疆界”之状。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已使中国当代宗教发展完全结束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那段“封闭式”的独特历史时期,故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与世隔绝”、自成一体。目前,中国宗教已加强了与世界宗教的关系、尤其是与其“同宗”之间的联系,正在坚持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原则下“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国际交往和教际交流。但这种密切交往和沟通也使同一宗教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跨地区意义上的个人和社会认同”,从而影响到其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或其前后次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的形成,正是当前世界宗教发展所表现出的一种“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

   从当前中国政治氛围来看,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谐”的努力中,中国主流政治已看到宗教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主张“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在“全球化”中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如何处理“中国意识”与“国际关系”问题,协调“本土”与“外在”的关系,缓解或消除其张力。在此,中国的五大宗教展示出各自的特色及发展意向。

   佛教在当代中国已发展为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宗教。从其传统来看,佛教源自古代印度(尼泊尔),与东南亚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但因其在华成功的“本土化”而与儒、道一起成为“缺一不可”的“鼎足”“三教”。在“人间佛教”运动的影响下,佛教走入现代社会,形成“教”促“文化”(如少林寺);“文化”办“教”(如灵山寺);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五台山)、修行律己(如大悲寺)等发展模式。少林寺的“现代管理”模式使“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并形成其寺院管理“连锁”和文化产业“系列”之链,构成其宗教“文化化”、“企业化”之走向,亦受到这类“人间佛教”已嬗变为社会“世俗化”之指责。在“居士佛教”与“僧侣佛教”并行发展之际,“老板佛教徒”正将佛教观念引入企业文化,形成对社会更深层次的辐射;而以“僧侣”出面组织的以“和”为“尚”的社会和谐、公益活动及其相关联的“弘法”举措亦如火如荼,在两次“世界佛教论坛”上达到高潮,其“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与“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口号给世界带来震撼。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呈现鼎盛态势。不过,北京奥运会前后藏传佛教的政治卷入、部分喇嘛被“藏独”势力所利用而引发的事端,对其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亦在改革开放时期得以复兴并获得其“全球”意义。在宗教意义上,“道”乃是中国宗教最经典、最本真的精神表述。中国的宗教精神离不开“道”之底蕴,“道”作为中国本土宗教最恰当的象征符号和灵性标志反映出中国宗教“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这种“替天行道”、“修道”为“教”的“根底”和精髓。在文化意义上,“道”指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文化传承,这种“黄老思想”反映出“炎黄子孙”的一脉相承及其形成的华胄传统。在思想意义上,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之论而创建了中国精神形上学体系,老子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系统著述的宗教理论家和思辨哲学家,其《道德经》流传两千多年,迄今仍对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民族意义上,道教是由多派汇合所致,其发展路向与佛教、基督教的“分流”、“分化”态势截然不同,而是采取了涓涓细流汇大河、条条小路归大道的“合流”、“合一”走向,因此能最典型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民族团结、汇聚的发展特色。在宗教意义上,中国的本土宗教(包括儒教)和民间宗教大多都以“道”来“一以贯之”,以“道”为其名或精神实质;可以说,这种由多种本土、民间、草根型宗教所共构或正在形成的“大道教”乃揭示了中国传统宗教的真正底蕴和存在奥秘。如果中国的基本学问为一种“大国学”,那么中国的本土宗教则为一种“大道教”。只有这种“道”才是中国传统宗教的原创性体现,才能代表最为“本土”的中国宗教象征和表证。在“全球化”的发展中,道教也以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举行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道德经》论坛”,其“和谐世界,以道相通”、“和谐发展,天下有道”的理念也将会成为通行世界的“大道”。

伊斯兰教虽然源于阿拉伯文化,但在其与中国10个少数民族的有机结合中亦已成为主体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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