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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2-05-09 10:54:32
作者: 贺来  

  

   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并为促进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思想力量,这是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另一方面将为推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提供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从哲学视野对此进行深入反思,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并为促进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思想力量,这是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重要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围绕这一议题进行多方面探讨,将为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对话与结合提供重要的理论生长点。本文仅从马克思哲学的“类”这一重要概念出发,阐发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内在的思想关联,以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推动对此课题的研究。

   一、“类”概念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觉的价值追求

   “类”概念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视为费尔巴哈哲学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残余而没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一种具有“类本质”的存在,马克思为此批判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指出其脱离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理解人的本质,从而导致了对人的抽象化理解。因为这一缘故,人们常把马克思哲学曾使用的“类”概念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等同起来,将其视为没有摆脱旧哲学痕迹的“不成熟”的表现。然而,如果深入思想史就会发现,前人的概念通过后来的哲学家的创造性阐释而重获生机,这是哲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同样是“类”概念,由于马克思赋予了其独特的、崭新的含义,克服了对它的抽象化理解,使其获得了与费尔巴哈以及此前哲学中根本不同的内涵并焕发出重大的理论生命力。

   “类”,德文为“Gattung”,英文译文为“species”,按照德英辞典的解释,它具有kind、sort、type、class、genus、rece、family 等意义。美国社会学家魏林曼综合以上含义,把“类”定义为: 总集各种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存在物的一般概念。 这即是说,“类存在”这一概念所指是具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根本性特质的存在物。因此,当哲学家用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等理解和规定“人的本质”时,实际上所要追问和回答的是: 人区别于动物的、而为人所共同具有的、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因此,“类”这一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类本质、类本性、类存在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含义。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类”这一概念,而在于从何种哲学视野、运用何种哲学思维方式理解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如果不能超越旧哲学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即使不使用人的“类本质”等概念,其结果同样将导致人的抽象化。马克思所否定的只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的抽象理解以及他对人的本质加以抽象化的观念,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去追问和寻求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普遍本质”这一根本问题。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是把人的“类本质”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同性”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无法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的差别性、丰富性和具体性。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的社会存在的人出发理解人的“类本质”,指出: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可见,当马克思使用“类本质”来表述人的“普遍本质”时,他为理解人的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种与费尔巴哈有着根本区别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

   把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使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他人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一体性关系。正是这种一体性关系,蕴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鲜明的价值追求。实践活动首先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它意味着人超越了动物的封闭的、单一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对象本质的相互交换,向整个世界保持开放态度,从而形成整个世界的一体性的内在关系。对此,马克思说道: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动物与其生命生活的“直接同一性”,意味着它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没有区分的、天然的统一性关系,与之不同,人不是直接地占有对象,而是以实践的方式,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把自然变为“人的无机身体”,并因此形成与自然的以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新型的否定性的统一性关系。

   这里所谓“否定性统一”,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否定性”关系,即人通过实践活动占有自然界,否定自然界的“自在”存在状态,把人的本质和力量对象化于外部存在,把自然对象和力量转化成“为我的存在”,使自然成为属人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人是自然的否定者和超越者。但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这种否定同时又是深入自然、与自然在更高的层面结合为一体的过程。实践活动既是人占有对象,同时也是人为对象所占有,对象化意味着互为对象、相互对象化和相互占有,只有当对象“成为对象性的人”时,人才能真正占有对象。人否定和超越自然的过程,也是自然借助于人的力量展示、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就此而言,人属于自然,自然也属于人,人与自然体现为相互归属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人对自然的否定实质上是迈向与自然的更高的统一的内在环节。

   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需要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思说道: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人的类本质不仅体现在他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关系中,而且也体现在人与他人的一体性关系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生活中才能获得其现实性: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马克思所期待和追求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与人真正形成一种突破抽象力量的扭曲和控制的自由的一体性关系,这是人真正走向成熟和解放的根本标志。

   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的出发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哲学的出发点则是人类化的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人类化的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概念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存在这一类本质的理解。在此,“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所指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一体化的自由状态,它既超越了抽象的共同体,也超越了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是“自由人”的内在统一所形成的“联合体”。“市民社会”的人是由“利己精神”统治的个人,在这种状态下,“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与之不同,人的类本质的真正生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它意味着,真正的个人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而恰恰以人与人的结合为前提,它不再把他人看成自身自由的束缚和限制,而是看作自身自由的条件与实现,不再把个人看成独立自在、没有窗户的封闭单子,而是看成“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以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全新理解为依据,“个体的感性存在”与普遍的“类存在”之间的矛盾将真正得到克服和超越,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的自由实现了一种内在的统一: 一方面,“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另一方面,“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个人自由以共同体的自由为条件,同样,共同体的自由也必须以个人自由的保障和实现为条件。正是在这种“个人”与“共同体”的互为条件和交互关系中,人与自然、小我与大我、自我与他我、个人与社会等在此都实现了本质的统一。这种“本质统一”的状态,就是人的“社会性”的真正实现。

   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性”的真正实现状态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每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在根本利益上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既消除了群体对个人的压迫,也消解了个人对他人的支配。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个人形成的联合体,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一个人命运与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其他人的自由发展息息相关。在此意义上,“类”概念所表达的正是马克思哲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二、“类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不仅蕴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而且还内在包含着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它彰显了一种人的自我理解的崭新思想视野和思维方式,我们可称之为“类思维”,“类思维”是对“物种思维”的超越,而后者正是造成人与人的分裂并瓦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源。“类思维”通过对“物种思维”的克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这里所谓“物种思维”,特指一种以认识“物”的方式去理解人的存在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进行人的自我理解,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分裂和瓦解,从而使一切真实的共同体成为不可能。概括而言,人们在认识“物”时,通常运用的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即把物当成一种“现成存在者”,并运用知性的方式来进行认识。“物种思维”与物所具有的“封闭性”“孤立性”和“无矛盾性”等存在特性是相一致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所体现的正是物的存在特性。“同一律”与其自我同一性特征是正相适应的,“矛盾律”与其片面性特征是相适应的,“排中律”与其封闭性与单一性特征是相适应的。一句话,“物种思维”所代表的是与物的存在相适应的思维方式。

然而,上述“物种思维”只适用于物的存在,而不能用之来理解和认识人的存在,否则必然会导致人的抽象化。运用“物种思维”理解人的存在,意味着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首先,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寻求人区别于其他物的、唯有人才具有的特征和属性; 其次,从人身上的诸多特征中寻找和发现最“本质”、最“根本”的内容,并把它确定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最终,以这种“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为根据,就可获得关于人的“本真存在”的认识和理解。很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本来是与上述封闭的、孤立的、无矛盾性的物的存在相适应的,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把握人,必然导致人的“物化”; 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开放的一体化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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