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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论纽拉特的技治主义思想

更新时间:2022-05-09 10:37:27
作者: 刘永谋 (进入专栏)  

  

   1、作为技治主义者的纽拉特

   过去20年间,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再研究的推进,研究者意识到维也纳学派的形成并非是某个统一观念支配、接受某个导师教诲的结果,事实上学派诸人的观点甚至某些核心立场并不完全一样,常常被分为左右两翼。纽拉特便是其中左翼或“极左翼”的代表,与石里克、卡尔纳普三足鼎立。正如最著名的纽拉特研究专家于贝尔所言,因为纽拉特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因而是学派最主要的组织者、宣传者和领导者,有人则认为他是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社会运动与全球性思潮最重要的“发动机”。瓦托夫斯基认为:“第一,我要考虑,维也纳学派,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某些领导成员提出,科学的世界观是历史中的一项政治事业,它不仅反对奥地利思想生活中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反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反动势力;更具体地说,是对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一项贡献。第二,我要把维也纳学派本身作为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对象,作为思想运动来考察。也就是说,要把维也纳学派‘作为社会运动’来考察,并且也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这一运动。”他提到的领导人指的就是纽拉特。正是在纽拉特的影响和推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走出书斋,将理论工作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使维也纳学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直到今日,纽拉特仍没有得到科学哲学界应有的重视。从历史上看其根源可能在于:

   其一,由于政治环境的打压,逻辑实证主义乃至整个分析哲学传统迅速右转、趋于保守。先是纳粹崛起,在欧洲大陆驱逐学派诸人,再是纽拉特移居美国后,在冷战背景下遭受麦卡锡主义者对亲共分子的压制,使得分析哲学逐渐远离实践,成为纯粹逻辑主义的语言分析理论,以致最后,分析哲学的后来者都忘了逻辑实证主义是“红色维也纳”时期兴起的激进革命理论。

   其二,在维也纳学派内部,纽拉特思想特出,对所谓经典观点一直持强烈甚至根本性的批评态度。后来的研究者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勾勒为经典观点时,就只能略过与之明显偏离的纽拉特、齐尔塞尔等人的思想。

   其三,纽拉特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其研究是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史、社会科学哲学、统计学等领域,而这些是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者不熟悉的领域。除此之外,纽拉特过早去世,没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也是他的思想被低估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纽拉特的思想贡献不止于科学哲学,正如于贝尔的概括:“纽拉特作为经济学家,以无货币经济闻名。作为历史学家,以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中的完全社会化工作著名。作为教育家,他的社会博物馆工作很出名”,而就科学哲学而言,他以“统一科学”与“纽拉特之船”著称。众所周知,统一科学是维也纳学派的核心观念。卡尔纳普在《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中提出,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思想与运动,主要是受纽拉特的影响。一般认为,“纽拉特之船”指的是纽拉特反对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但有人认为,“纽拉特之船”所涉不完全是认识论问题,更多是指以社会化改造面对的各种困难以及实施方案。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因为纽拉特提出“纽拉特之船”的文章讲的是“社会学与生活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分析知识问题。

   虽然反对经典观点,但纽拉特无疑是坚定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根本上说,逻辑实证主义是对康德主义或先验主义的一种反动,其主旨一是完全否弃先天知识而代之以彻底的经验主义,二是运用数理逻辑新方法贯彻经验主义,从人类知识库中剔除所有的形而上学。至于经典观点主张的一些核心立场,如证实原则、综合与分析的二分、科学发现与辩护二分、科学价值无涉等,并不是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的必然推论。纽拉特认为,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是伪理性的,知识是多元主义的、历史根源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因此,以往的科学哲学研究将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简单对立起来,是非常错误的。逻辑主义者不一定反对历史研究,纽拉特和卡尔纳普都对科学史研究十分重视,而齐尔塞尔也主要研究科学史,试图提出完整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纲领,可惜他流亡美国后生活潦倒而太早离世以致未能完成。

   从理论上说,逻辑实证主义并非只能囿于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而是可以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从实践上说,维也纳学派一开始就不是封闭于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密切地关照社会实践和现实政治。这在纽拉特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纽拉特提出了一种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强烈支持技术治理的体系化技治(技术治理)主义理论。在他的著作中,“技术主义”“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工程”“社会化”“管理经济”等核心术语的使用实际上表达了技术治理的两个核心立场:其一,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其二,给予专家包括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更大的权力。由此,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可以被视为对实施科学运行原则的理论准备,即澄清何为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前提性问题。他的回答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而且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贯彻到其社会运行理论当中,形成了围绕社会化和计划展开的技术治理战略。换言之,纽拉特的科学哲学思想或纽拉特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与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整体,其科学哲学思想扮演了理论基础的角色,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纽拉特不仅提出了技术治理理论,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在现实中推行他的技治主义主张。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尤其是对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感兴趣。同时,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实践,很早就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奥匈帝国崩溃之后,奥地利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崛起,社会民主党坚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左翼力量的中坚。纽拉特还参加了1919年德国巴伐利亚革命,曾担任苏维埃政府的高官,并因此而坐牢。1919~1934年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掌权,其权力中心在维也纳,该党施行了许多社会主义改造措施,这段时期史称“红色维也纳”时期。当时的局面是:社会民主党占领了维也纳,但右翼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在维也纳之外地区力量很强。纽拉特回到“红色维也纳”后,在政府中担任官员,积极推进其社会化主张,尤其集中于三个方面:工人教育、住宅改造、修建经济与社会博物馆。他的博物馆与图像统计学,尤其是提出国际印刷图画教育系统,产生很大影响。1931年,苏联曾邀请他在莫斯科设立类似的博物馆。维也纳学派诸人尤其是纽拉特和齐尔塞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积极推动成人教育和工人教育,石里克也曾参与授课,参与这些工作使得学派所有成员在政治上日益左倾。后纳粹主义兴起,纽拉特四处流亡,于1946年客死英国牛津。

   2、技术治理原理:科学世界观

   在启蒙观念的指导之下,纽拉特不仅反对形而上学,而且着力统一科学知识为科学改造世界的活动服务,因而这也决定了“统一科学”不会仅是纯粹理念上的探讨,而会成为知识领域的社会运动。因此,在纽拉特看来,运用科学世界观的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是合乎启蒙观念的,甚至是启蒙观念必然的产物:需要改造的世界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二者都需要应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

   反对形而上学是坚持启蒙立场。

   1929年,纽拉特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一文,用“科学的世界观”概念对他理解的维也纳学派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概括。在他看来,世界观不仅是理论,还是行动的先导;神学或形而上学世界观向科学或反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转变,是人们从中世纪向现代前进的先导。纽拉特声称,科学世界观是与启蒙精神一致的,是反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由各门经验科学推进。但是,思想家们没有对科学世界观进行系统总结,赞同科学世界观的人们也没有聚集成一个学派,而正在兴起的维也纳学派是赞成科学世界观的学派,维也纳是科学世界观的中心。科学世界观的基本目标是反对形而上学,同时重视对“生活问题”即社会实践的研究和参与,尤其是“致力于重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努力、致力于人类大同的努力、致力于改革学校和教育的努力”。因此,维也纳学派会保持开放,努力与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马赫学会合作和联系,希望为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理论支持。所以,科学世界观不仅是一种思想,也要诉诸社会运动。

   纽拉特提出科学世界观,与他不满于当时奥地利形而上学高涨的形势直接相关,但他同时也看到科学家们正在推动与形而上学相对的理解世界的物理主义蓝图的绘制。他认为,必须通过各种形式与形而上学和神学作斗争。在他的观念中,形而上学受到右翼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支持,是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他甚至认为,巫术和魔术都比形而上学和神学更接近科学。在历史上,魔术表演常常与技术工作密不可分,二者同样要处理经验事物,后来才逐渐被人为分开,但神学完全退出了经验领域,退到完全空洞而无意义的超验领域之中,而经验领域逐渐由现代科学的兴起填补空白。“即便是远离形而上学的态度也肯定是以工人运动的增长为基础的”,反对形而上学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和行动。

   科学世界观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将其揭示为无意义的伪问题。在纽拉特看来,传统哲学中的问题,一部分是形而上学,另一部分可以由经验科学加以研究,今后哲学的任务只局限于澄清问题和陈述,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而不再提出特殊的哲学论断。和卡尔纳普一样,纽拉特认为形而上学只是一种情感表达,不是理论或知识,而是诗歌、神话和艺术。科学世界观否认任何形式的先天综合判断和先验主义,坚持彻底的经验主义,只承认关于各种事物的经验陈述以及逻辑和数学中的分析陈述。所以,科学世界观有两个特征:一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二是逻辑分析方法。总之,纽拉特把逻辑实证主义等同于科学世界观,将其归结为启蒙精神的产物。

   纽拉特对启蒙与形而上学关系的理解,使之与维也纳学派右翼尤其是石里克的观点分歧很大,被于贝尔认为是维也纳学派内部批判经典观点的代表。比如,他主张完全避免使用因果性概念,不承认完全肯定或否定假说的可能性而主张科学家面对特定假说持多元态度的合理性。他还坚持真理融合论,有某种认识论的整体论的倾向。在理解社会问题上,他更是反对二分法,坚持“要把由人类、动物、植物、土壤、空气等要素所构成的整体(可称为‘共存’)作为出发点”的所谓“集合纲领”,这与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立场颇为接近。他反对科学的价值中立说,主张“科学研究的潮流从来不是社会中立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处于社会斗争的中心”。纽拉特对于逻辑分析方法也不是迷信的,而是主张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两种方法并举。通过分析歌德、惠威尔、马赫和迪昂等人的思想,纽拉特认为,西方思想中流行的二分法是好战精神的产物,尤其是科学竞争的结果,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科学假说中作选择并非完全理性,研究科学史必须融合物理学、历史学和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史家既是受哲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也是受物理学训练的哲学家。”并且,要想研究清楚物理思想,必须把它作为整体反思世界的一部分,这正是当时科学史研究的问题所在,此问题在科学史内部各专门史相互隔绝的背景下尤为突出。

纽拉特反对知识基础主义,主张历史主义知识论,看起来与当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有些类似。但是,他坚守启蒙立场,尤其坚信科学的力量,因而与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甚至好几次表达自己不相信哲学,不相信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只相信科学或实证知识。正因坚持启蒙立场,纽拉特的科学世界观遭到了批判启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的质疑。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主张从“去魅”走向“反魅”。纽拉特对此进行了回应,认为霍克海默误解了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把统一科学误解为极权主义的知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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