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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

更新时间:2022-05-09 10:32:04
作者: 周丹  

  

   摘要:现代性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哲学表征,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能够处于现代性之中却超于现代性之上?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同时避免陷入资本形而上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为基本标识的中国现代化,为人类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有制  人的解放

  

   对现代社会来说,资本是一个核心概念。如何更好地驾驭资本,是不同社会形态都必须面对的现代性问题。恩格斯认为:“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改变、调整生产关系,用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超越。

   一、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困境

   在种类繁多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与那些“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崭新的、先进的,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业较发达的英国是工业较不发达的德国的“未来景象”,资本主义并非发展过头,而是发展不足。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遵循一些“铁的必然性和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始终不可克服,导致资本驱动力的衰减,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困境,这是由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决定的。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资本的逻辑是增殖。那么,资本如何增殖?早期的重商主义认为,资本在流通中实现增殖,“少买多卖”是财富积累的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产业资本逐步取代商业资本,国民经济学逐渐把注意力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譬如,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劳动价值论在国民经济学中作为第一原理逐渐确立。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当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资本利润当作无条件的基础和前提,那么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符合等价交换的。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的秘密,找到了剩余价值这一中介。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困境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的物化逻辑。

   资本在生产中增殖,以商品为物质载体。“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总和”,这个价值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按照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的关系,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只是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以工人劳动力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剩余价值(m)由可变资本(v)产生。同时,按照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工人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工资),这个价值差额也就是剩余价值。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工人方面表现为剩余劳动,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资本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增殖、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内在原理。这为何导致资本主义困境?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支配下的生产的四个悖论:“(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一是必要劳动与工人工资的悖论。资本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要求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最大化,与之相对,要求必要劳动最小化。正如商品本身不是资本,商品占有者本身也还不是资本家。资本要实现增殖,商品必须卖出去,只有这样,商品占有者才能转化为资本家。在商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又要求工人购买力最大化。很显然,工人工资最大化与必要劳动最小化是绝对矛盾的。马克思说:“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每个资本家都希望,一方面千方百计压低自己的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把其余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当作消费者和交换者,希望在其他的工人那里实现利润,完成资本增殖。就资本的现实趋势而言,为了不断增加剩余价值,就会不断增加相对剩余时间,与之相对,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不断减少,因此工人的实际交换能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最少工资与最多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积累和生产过剩。

   二是资本的剩余价值与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悖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剩余劳动凝结在商品当中。只有这些商品能够流通出去,才能转化为剩余价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资本增殖就无法完成,反过来还会把卖不出去的商品(剩余劳动)销毁,甚至把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机器、新技术等作为过剩产能毁掉或者搁置不用。马克思说:“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给出了否定答案,并且反驳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这两种流行的国民经济学观点。李嘉图认为,生产和资本自行增殖是一回事,只要生产出来就能流通出去。生产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自身能够克服。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这是资本的固有矛盾,但是可以通过习惯、法律等外部手段去限制生产的条件,以确保生产和流通一致。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所面临的根本性难题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无限扩张。

   三是货币与生产的悖论。按照国民经济学的逻辑,生产和流通是一致的,那么扩大生产是资本的必然要求。在投入生产的资本(产业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资本家就会向借贷资本求助。当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受阻,就无法转化成货币,继而无力偿还贷款,也无法对生产进行新的投资,进而导致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相互间的资金链紧张。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国民经济学幻想成为“货币魔术师”来解决这一矛盾,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但货币的任意贬损将牺牲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金融资本日益成为资本一般形式的现代社会,货币对生产的限制越发明显。

   四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悖论。“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同时又可以这样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尽管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物质承担者,然而商品生产的出发点和目的却是交换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对资本和资本家来说,生产什么商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从中赚取最多的剩余价值。因为活劳动的交换价值不足,所以工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生产的对象。这一悖论的后果是,一方面社会经济虚假繁荣,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越发严重。

   我们可以通过与剩余价值直接相关的两个公式,直观感受资本逻辑如何导致对人的剥削和自身的毁灭。第一个公式是剩余价值率(m′)=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资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会不断压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工资),即是说,剩余价值(m)不断提高,可变资本(v)不断降低,剩余价值率(m′)是不断上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关系,也就是无报酬的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率关系。剩余价值率直接反映剥削程度,也称为剥削率,可见剥削率是不断上升的,剥削程度是不断加重的。第二个公式是利润率(p′)=剩余价值(m)/[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的比率关系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死劳动驱除活劳动,死劳动与活劳动的比值不断提高。然而,只有活劳动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只与工人的活劳动相关的剩余价值(m)是不断降低的。分母越来越大,分子越来越小,所以利润率(p′)是逐渐下降、趋零的。从资本的固有矛盾看,它的逐利性、增殖逻辑的无节制与利润率下降趋零,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困境。

   剩余价值是解剖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把钥匙,打开了资本主义根本性困境的秘密,同时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对人的奴役和剥削。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表现为使原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积累起来的劳动”相对于“工人所消费的东西”的多余部分,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还指出:“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利润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而利润试图掩饰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对资本来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只是它榨取剩余价值、实现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这正是资本的物化逻辑。

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作的资本批判,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更不是纯粹道德化地反对资本,而是客观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资本一般,也就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它具有增殖性、竞争性、扩张性等特点,参与生产过程并创造财富。“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资本的增殖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创造出比以往世代都更丰富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资本特殊,也就是资本的社会属性,特指资本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着力批判的正是资本的社会属性。资本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资本的社会属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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