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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杨家沟

更新时间:2022-05-09 10:19:45
作者: 韩毓海  
我们就还是有可能犯错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容易犯右的、妥协主义的错误,而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则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土改中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的错误,已经大到了可以葬送土地改革,葬送人民解放战争,乃至葬送中国革命的地步。

   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在“十二月会议”之前,全国土改是由中共中央工委主持领导的,负责人是刘少奇。

   一九四七年三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在田庄镇分别,刘少奇一行过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即提出晋绥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干部脱离群众,必须发动普遍的、彻底的、系统的群众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刘少奇去西柏坡后,康生、陈伯达留在晋绥,他们无视晋绥解放区按照中央“五四指示”,已经基本完成土改的事实,别出心裁地提出再次土改,深挖“化形地主”的四条标准,即一看现在的土地财产,二看土地财产的历史来源,三看过去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态度。在晋绥,他们推行“查三代”“挖地财”“搬石头”“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等一系列极左的、破坏性的政策。

   土地改革的这个阶段,效果是极为不好的,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区的基础和基层政权,例如晋绥解放区兴县的蔡家崖—这个村子有五百五十二户,其中一百二十四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22.46%,大大超过了中共土改政策认定的地主不超过3%的比例。许多反对这个政策的基层干部,被撤职、审查,给予纪律处分,乃至开除党籍。对划为地主富农的,则扫地出门,交给贫农团处理。

   发现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且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紧急致信中共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以下问题:

   一是中农问题。老解放区已经经过了土改,在土改后,贫农经过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大部分成为中农,因此,在老解放区农村,中农是主体,是支持革命战争的主体,如果再搞一次土改,再割一次韭菜,再把中农变成贫农,把中农推到对立面上,那么,我们在解放区就失去了基础,革命战争就没有依靠的力量,

   二是关于“贫农团”。习仲勋直言不讳地写道:“在老区,有些农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因地、富成分下降但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来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毫无威信,由他们来领导土改,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

   三是关于干部政策,习仲勋尖锐指出,许多地方,现在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挖地主、富农底财,开斗争会,而没有人搞支前,搞经济,搞生产,搞基层组织建设,更没有人搞民生。谁不整人,自己就会被整,干部人人自危,许多积极工作的干部,丧失了工作的热情与信心。

   习仲勋指出,这样的土改政策,不是使我们获得人心,而是极大地失去了人心。目前的土改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老区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群众,也脱离了干部。现在是前方打仗,后方鸡犬不宁,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如不纠正这种极左错误,就将造成形势逆转,导致革命失败。

   另一个站出来的是任弼时。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决定去杨家沟之前,任弼时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的过火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作富农者,因此确需颁发一个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任弼时指出,现在许多地方的农会就是“贫农会”,不但中农不能参加,在民主政权下,由贫雇农上升为富农的,更不能参加,很多地方,中农、新式富农和地主一样没有选举权,而这与人民民主的宗旨不符。

   任弼时提出,对新政权下产生的“新式富农”,很多地方采取逼、吊、打的方式,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造成人心惶惶,“在农民中会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想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习仲勋、任弼时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在大多数人头脑发昏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站在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大声疾呼,纠正党的错误。

   他们的意见,使毛泽东大为震动,但也使毛泽东感到由衷欣慰,更使毛泽东坚定了这样的思想: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上,由于左的错误,革命可能走向失败,使共产党失去人心。必须立即纠正左的错误。

   四、纠正错误

   毛泽东善于抓点,即通过一件事的处理,来给全党发出明确信号。

   首先,究竟怎样对待在新政权下产生的“新富农”?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吴满有一类人入党问题的电报,毛泽东给电报加写按语:“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

   其次,必须立即纠正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的左的教条主义错误,从纠正宣传舆论导向入手。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注:“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随后,毛泽东首先在中央前委统一思想,让前委同志一起,认真研究习仲勋和任弼时的意见。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因为不了解党史,不知道、忘记了我们过去犯的左的错误,以至于今天,有些人在这个“极端重点的问题”上再次犯了错误,而且这种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他们与王明当年的错误是一样的。

   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清楚我们要建立的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极为关键。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失去人心,并不等于我们就能获得人心,蒋介石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动就能胜利,如果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问题上,我们犯政策的错误,那我们也会失去人心,我们也会失败。

   类似王明、康生这样的人,他们满口马克思主义,满口理想信念,但是,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中国现实,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广大干部,他们手握肃反利器,名曰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这样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乃至人性是对立的。

   从那个时候起,毛泽东决定,一面指挥解放战争,一面开始亲自领导土地改革。从此,土地改革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的阶段。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底线——一切工作,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为要,不能破坏中国农村的生产力。蒋介石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在共产党手里,经济不能崩溃,而是必须发展,发展生产力,这是革命的根本目的。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转发了习仲勋一月十九日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语。毛泽东完全赞同习仲勋的观点—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建立一个新社会,绝不是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这样的行动,就可以一蹴而就,以为通过搞运动、划成分,就可以一步迈入新社会的观点,是左的、盲目的观点。

   二月八日,习仲勋复电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对于在老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危害,指出:“这会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意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

   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习仲勋的意见,他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土改是种庄稼,是鼓励种庄稼,而不是一茬一茬割韭菜,没有劳动果实,谈什么分果实!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通报中提出了一句著名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身体力行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手把手地教给同志正确的工作方法,经过全党的努力,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得到了系统的纠正。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他们居住了四个月的米脂杨家沟出发,向佳县进发。

   佳县,是《东方红》诞生的地方。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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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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