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欧阳哲生:从五四时期的“主义”建构到中共初创的行动纲领

——一条思想史线索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2-05-07 22:35:19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表现了新思想界对战后世界与中国发展趋向的思考,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这些演讲中,社会主义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思潮。蔡元培欢呼欧战的胜利,他以“几个交换的主义”作为例证:“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第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第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他呼吁人们“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从蔡元培列举的“光明的互助论”“平民主义”“大同主义”可见,他对战后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趋向已有了朴素的认识。

   李大钊大声高唱一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这是一战结束后世界的新局面。李大钊在剖析一战性质的基础上,对东欧和俄罗斯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寄予新的希望:“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夹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李大钊由衷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蔡元培、马寅初对劳动者的地位作出新的诠释。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明确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他不但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而且破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提出了新的劳动观,“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马寅初从比较中西生产的三要素(自然、人工、资本)的讨论着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繁多,足以与欧美相抗衡,故自然与劳力二者,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若夫资本,则枯竭已达极点”,而要解决资本短缺,则必有赖于储蓄,要保障私人储蓄,“其最要者,厥为完备之法律制度,确能保护个人之所有权也”,但在武人专横、兵连祸结之国,则求之而不可得,“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马寅初的看法与蔡元培异曲同工,都表现了对劳动大众的特别重视。像蔡元培、马寅初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携手并肩,这是知识界的新动向。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都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不同支流。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人员可谓三教九流,既有李大钊、杨明斋、陈望道、李达、俞秀松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有戴季陶、朱执信、沈仲九、邵力子这样的国民党员,还有梁启超、张东荪这样的研究系人士。《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建设》《星期评论》这些分属北大新文化派、研究系、国民党不同党派的报刊,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众声喧哗形成的多重合唱,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显然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从追求个性解放、家庭解放到追踪社会主义思潮再走向社会解放,五四时期的社会运动渐趋复调而多重,社会主义俨然成为新思想界中最具有活力的新思潮。

   各种思潮、各种“主义”之间展开争鸣。五四时期的思想论争,已不是“主义”的有无之争,而是“主义”的合理性之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展开辩论,以检验自己在中国探求社会主义前途的适用性。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因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世界前途认识的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他们所争在于各自所持“主义”的合理性。

   新思想界并不全然认同这样的变化。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日益政治化抱有抵触情绪,对于“主义”的日益流行更是心存戒备。他设想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为革新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他早在1918年就发表《旅京杂记》指出:“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例如你引霍布士来驳我,我便引卢骚来驳你;甲引哈蒲浩来辩护自由主义,乙便引海智尔来辩护君主政体,丙又引柏拉图来辩护贤人政治……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这已是大错了。”胡适对盲目照搬西洋名哲的言论不以为然。1919年7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即将其抵抗“主义”的情绪表露无遗。他明确告诫人们:“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结,如何能有用呢?”“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这是在“主义”时代来临时发出的第一声抗议。在胡适的言语背后,人们可感受到他对“主义”的“幽暗”意识和对“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保留态度。胡适对“主义”泛化的这些防范动作,后来被解释为纯粹对抗马克思主义,这多少有点误读。其实胡适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主义”,而是反对“主义”的泛化。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他的真实意图是反对离开实际境地、实际需要空谈外来的“主义”。

   像胡适这样对“主义”抱持戒备心理的思想家毕竟属于个例,绝大多数新文化人在经过观察、思考和选择以后,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主义”的浪潮裹挟而去,最终选择了自己认定的“主义”。胡适后来的思想发展,也朝着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现代中国思想论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大趋势使然。

   五四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对群众运动的疏离感,鲁迅是这方面的代表。运动是“五四事件”以后的一种新现象——一种日益时兴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方式,也是偏于激进的知识分子谋求社会进步的样态。从运动学生到运动群众,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五四时期鲁迅对运动始终保持距离,自然对五四运动也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与其说是对运动的保留,不如说是对自我的保护。不愿随波逐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自然不会涉身群众运动。鲁迅对群众运动的距离感与他早年接受尼采的超人哲学多少有些关系。

   三、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行动纲领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上有五个重要节点。(1)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这是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最先响应。(2)李大钊在《新青年》开设“马克思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3) 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是中国最早介绍和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该期刊有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国际劳动节撰写的文章或亲笔题词,报道了各地工人组织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开展的活动情况,还刊登了33幅当时社会各界底层工人的生活照片和12名工人的亲笔题词等。这是《新青年》面向无产阶级、大篇幅地报道工人状况的先声。(4)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由李达主编,这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版共产党的刊物。(5)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上述五个依次递进的节点成为初步共产主义者成长的界标。其中,在前面三个节点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或新文化人处在同一阵营,彼此之间并没有清晰划界,而是相互呼应。在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设置的“马克思研究”专栏里,我们可看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顾孟余《马克思学说》、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不同思想观点的文章在同号刊出,说明当时李大钊之所以设置此栏,意在提供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并不在意其他作者的思想属性。与此相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于卷前刊布了孙中山、蔡元培、吴敬恒等人的题词。这是在中共成立前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进步人士或党派互助共存、不分彼此状态的反映。在后面两个节点,也就是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为标志,早期共产党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和理想追求,完成了“主义”的组织化初建这一步。而这一步的迈出,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扶助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初步共产主义者成长为共产党人的过程中,第三国际的影响和扶助是极为关键的因素。

   初步共产主义者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宣传者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作为一个后来给定的名称,“初步共产主义者”是对那些后来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追认或附加的一个标签,因此要把初步共产主义者与同时期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宣传者在思想上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也不必这样做。但从初步共产主义者成长为共产党人,或者说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应该可以发现其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标识。罗章龙忆及自己入党之初的思想认识时说:“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苏联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当时我们与无政府主义是有很不同的看法的。”张国焘提到1920年11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大原因:“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综合罗、张二人的回忆,当时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思想标识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俄罗斯十月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实行生产工具“社会共有,社会共用”,消灭剥削制度;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要最终消灭阶级。其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争斗,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其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阶级斗争将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要继续消灭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制定共产主义的建设方法。这份宣言既没有出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字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300.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