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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我记忆中的杨西光

更新时间:2022-05-07 22:29:52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我的青年时代完全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1947年入学,那时16岁;1951年毕业,担任校团委书记;以后又担任过校党委委员、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务。1965年初调北京工作,那时34岁。前后共18年。这里还没有包括在复旦附中读了6年书,也没有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月,被复旦造反派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在复旦学生宿舍六号楼关了整整一年,到12月才押送回北京。可以说:我是在复旦长大的,无论政治上还是治学上,都是在这里打下的基础。

   我在复旦学习和工作的18年中,杨西光同志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时间超过10年,同他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

   杨西光同志是1954年9月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任上调来上海,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望道先生,我们无论人前人后都称他为“望老”)。但他来复旦担任的职务在刚到学校时没有立刻向群众宣布,让他能先比较自由地找不少教师、学生、工作人员了解复旦上下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大体有数。我最初对他来校担任领导工作也不知道,以后才知道他已经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他后来告诉我:复旦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同志那时曾对他说,一个人你可以用,指的是我。

   杨西光同志是1936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在北平入党的,曾在北大旁听过一年,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老党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担任过东北军第49军临时工委书记。抗战期间,他先在重庆担任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干事,以后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还任过中央党校二部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官教导总团(教导对象是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包括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在内)的副政委兼教育长。因此,他是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和理论素养、能够在教育文化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

   复旦“双肩挑”的历练使我获益良多

   杨西光来校时,我在学校里担任一些工作,并继续教中国近代史的课程。

   他对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就要我除原有工作外,常到他那里帮他做一些事,也没有其他什么名义。不久他又担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但仍兼着复旦大学的职务。他好多次跟我说过:“常有人问我:你这样两方面兼着怎么忙得过来?我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帮手:一个是季宝卿(当时任复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是金冲及。季宝卿负责帮助我经常了解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当我不在学校时向党委其他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传达我的意见;金冲及根据我的想法,起草那时经常要在全校大会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工作计划和报告,以及其他各种文件。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但首先服从我的需要。”

   他说的是实话。我也说实话:在近10年时间内经常花很大力气做这些事,我的受益比我为他做的那些事不知要大多少,影响也更深远。这种受益,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并且深刻地表现在日后治学思路和工作作风上,至今还留下很深的印记。这里只想举几点来说。

   大局着眼,推动工作

   杨西光看问题总是力求从大局着眼,尖锐地提出当前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清楚明白而又切实可行的主张。一次一次讲话又有着前后衔接的连续性,推动工作一步一步向前。

   在起草讲话、报告工作前,他总是先口授一个清楚而层次分明的提纲,对重要的或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多说几句,然后让我去起草。因为平时同他接触得多,经常听到他随时种种议论,自己对学校里各方面的情况又比较熟悉,只要他口授时扼要地把问题点明,大体上就可以符合他原意地把它写出来。

   我在学校里是那种“双肩挑”的干部,既担负行政性工作,又教书。我的感觉:如果对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现象都不能作比较正确的分析,那么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复杂历史现象又怎么能进行比较正确的分析呢?那很容易流于“书生之见”。

   我那时只有20多岁,从来没有在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过,更谈不上能经常听到他们对问题是怎样思考和分析的。这样的工作不是偶然几次,几乎是经常的。我那时有几个工作本子,专门记他起草前所谈的思路、见解和要点,而且记得很详细。当我1965年调离复旦时,别的工作本子都交了,独独这些本子留下来带到北京。如果这些本子还在,今天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烧掉了。烧掉的原因当然不是要同他“划清界线”,而是因为那时常要“抄家”,这些本子一旦被造反派抄走,他们可以从中找出杨西光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证”来,那不是害他吗?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时间已经相隔60多年了,他所谈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多少。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过去自己只有些书本知识和对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在政治上十分敏锐,谈问题时总是从大处着眼,然后鲜明地抓住关键性问题,把道理和措施说清楚。因为跟得久了,他对许多问题的基本想法我大体明白,所以他提纲挈领一说,我就可以写了。他讲的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许多基本道理同历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潜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不知不觉地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注意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只是看到单独的一件一件事情,要口语化,要为听的或看的方面着想,这些确实是终生受用不尽的。

   拿学术研究来说,我当时教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还只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那一段历史。1953年开始教这门课。1955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1956年写的是《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1959年出版的书是和胡绳武同志合作写作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这些论文并不能说没有用,但当时视野比较窄,大体上着眼于自己在教学中引起兴趣而觉得原来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到1962年我和胡绳武同志合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时,思路就比较宽阔,第一节的题目是“祖国在危急中”,以后是“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的袭来”,到“革命力量的集结”。但具体的论述,我们还是受到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等老师的熏陶,依据当时能看到的原始史料(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海峡两岸新发表的有关原始史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丰富),以40万字左右的篇幅对中国同盟会成立前这段历史展开论述,仍严格按照史学的传统:坚持从具体而比较可靠的历史原始资料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不搞什么“以论代史”的做法,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研究了。这部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出版后,得到了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历史著作奖。尽力从大处着眼、又从具体分析复杂的具体事实着手,这可以说是自己以后在这方面继续进步的基础。

   全力以赴,投入事业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杨西光的事业心极强,精力充沛,把复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卫生工作作为自己心目中头等重要的事业,全力以赴,拼着命干。我所看到的,除此以外,他几乎没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时任复旦党委副书记的邹剑秋也说:“他之所以有这么一股劲,那么执着地没日没夜地干,是源于他对搞好复旦这所大学强烈的事业心。”

   我已经习惯了:每年春节他只有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一定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布置我要做什么事或者讲讲他又有什么新的考虑。他的工作作风一向雷厉风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讲那些含糊不清的话。有一次,他交待我写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交给他以后,当天晚饭后他就把我找去说:这个稿子不行,要重写。他又讲了一个新的详细提纲,接着说:明天早上给我。好在我当时年轻,整整一个通宵把一万多字的新稿子赶了出来,得到他的认可。如果再过些年,一万多字的稿子一夜间抄一遍也来不及,何况要新写一个。

   这样的严格训练,对我以后的成长有极大好处。我是2004年也就是74岁时才离休的。事实上,是因为《陈云传》的编写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又上了整整一年的全天班,可以说,工作总是按规定时间完成的,不会拖拖拉拉或半途而废。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安排工作时通常总比组织上规定或自己承诺完成的时间提早一点,免得时间快到时手忙脚乱或交不了卷。到现在大体依然如此,那是杨西光同志当年极严格的要求养成的。

   杨西光不只是对别人这样要求,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个报告,交代完了说:“你就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里写,什么时候写完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了叫醒他。他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脸都不洗,戴上眼镜就审读和修改稿子。这件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他对工作这种投入的精神真是很少人比得上。因此,他一来复旦,复旦的工作气象和大家的劲头就不一样了。

   他来以后,对各个阶段的工作,总能提纲挈领,他有通盘筹划,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而且不尚空谈,有措施有办法。一个阶段的工作快结束时,立刻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几十年来我接触到的领导干部不少,回忆起来,能做到像他那样的并不算多。

   知人善用,关爱干部

   杨西光对干部并不是只使用,也十分关心和爱护。这些,他很少说,但十分细心。

   他从福建调到复旦来,除一个司机兼警卫员的小乔外,没有带来一个干部。那时校部的干部人数很少,各系的党总支书记或副系主任,大多是从本校各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党员,年龄一般在三十岁上下,就委以重任。这是很大胆的,在各高等学校中也不多见。他们在专业知识上有一定基础,和本系人员熟悉,工作充满生气和活力,一般都做得不错。杨西光同志平时除星期天外都不回家,住在第五宿舍,经常找他们去谈谈系里的工作(有时还找教师和学生去)。“文革”结束后,其中好些人调到上海其他高等学校担任党委书记或其他负责工作。

   我在50年代后期,先后担任校教务部副主任和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主任是入党不久的原化学系主任严志弦教授),还根据杨西光的要求担任不少文字工作。他知道我个人热爱的是历史专业,从1953年开始给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学生讲中国近代史课程,就把我的行政编制转到历史系,并且在1956年确定为历史系讲师。这就基本确定了我日后的发展方向。当他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后,因为文字工作的需要,从复旦调新闻系毕业的张黎洲(“文革”后曾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长、《福建日报》总编辑)和史中兴(“文革”后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去市委教育卫生部工作。他们两人都曾是我的学生。他们问杨西光:“金冲及一贯为你起草文件和报告,调他过来不是更顺手吗?”杨西光回答:“他是历史系的讲师,在近代史研究上已经很露头角,把他调到市委机关来工作,不是让一个很有希望的历史学家脱离了专业,半途而废吗?”此话我根本不知道,是杨西光同志去世后多年,才听史中兴说的。

   更能说明他对干部爱护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地方主义”的问题。

   这事得从1952年说起,复旦原来只有一个主要由地下党学生组成的党总支,人数只有几十人,但活动能量很大。1952年开展“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时,从原来的华东革命大学调来一百多名干部,大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由华东革大副校长李正文同志率领来到复旦,建立起党委。

   建立党委后,在学校组织上设立了政治辅导处,由党委副书记王零同志任主任,最初很长时间没有副主任。下面分设组织、宣传、青年三个科,三位科长(孔子彬、徐常太、刘洁)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前两个科的副科长(葛林槐、刘振丰)也是从华东革大来的,因为我原来是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就由我当青年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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