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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我记忆中的杨西光

更新时间:2022-05-07 22:29:52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开始时我对担任青年科长的刘洁是很尊敬的,她的党龄大约要比我长十年,又是从解放区来的,我怎么能不尊敬呢?但不久后,彼此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矛盾的产生,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双方的工作传统习惯实在相差很大:他们对每周的工作和活动都要服从上级的具体布置,而地下党过去除了重大事情外,平时哪能有如此频繁的接触?在工作的大方向和重大行动上需要服从上级的指示,一般的事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如何行动。这样,相互间在日常工作中就不断产生矛盾:我觉得你(指刘洁)怎么自己没有头脑?而她觉得你们怎么一点组织观念也没有?有的同志还说:“你们连党内的吃饭规矩还不懂。”这种矛盾,不只是在某几件事情上存在,而是在平时许多问题上都存在;而且不只是我和科长之间存在,而且在其他部门的不少两类同志之间也存在。当然,华东革大来的同志处于优势地位,而当一些有着同样处境的原地下党同志聚在一起时就要发起牢骚来。这便成为一个事件。

   1957年“反右派”斗争将要结束的时候,杨西光把我和徐震、郝孚逸三个原复旦地下党中比较活跃而有影响的人找去,严肃地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问题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地方主义,但你们还年轻,算了。”

   事后回想起来,“资产阶级地方主义”这顶帽子虽然不轻,但他只是在口头上对我们三个人说一下而已,没有外传,更没有记入档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当时同志间一些分歧,其实只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都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新中国大学办好的两部分同志之间,由于长时期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经历中养成不同习惯和看法所产生的矛盾。有时我们一些处境相同的同志遇到一起,随便发几句牢骚。但这类事处理不当的话,小事可以变成大事,可以认为是一批有宗派色彩的人私聚在一起攻击党委的多数同志。这就成了政治问题了。以后,我们更多地加强了组织观念,他们也更多地熟悉了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相互取长补短,合作得越来越融洽,彼此不再存在多少你我之分。

   当时,在新解放的有些地区和单位就曾对类似问题不适当地开展尖锐的反对“资产阶级地方主义”的斗争,还进行组织处理,伤害了不少好同志,长时间内留下不少后遗症。比较一下,就深感杨西光同志处理这个问题的慎重而恰当,只是口头上不留痕迹地说几句就把事情了却了,不仅避免错误伤害了像我们这样一批年轻干部,而且使学校中形成了一种团结一致、共同前进的良好局面。

   力促复旦大学发展的十年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担任了十年左右的党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候补书记。那时,正是复旦在院系调整并经过初步安顿后开始重大发展的十年,也是周围环境异常复杂、不易处理的十年。

   习近平同志曾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不能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成绩,也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成绩。这是极其深刻而正确的论断,也是我们看待新中国历史的根本指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所谓“一月风暴”前夜,聂元梓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上海。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打倒、受到残酷迫害的就是杨西光(他那时已担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造反派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那么,杨西光在这十年中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上海的代表呢?

   杨西光同志在复旦和市委工作期间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稿和文件许多是我根据他口述的提纲起草的,平时又经常听到他在这方面的议论。因为时间已相隔六十多年,记录本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销毁了,所以只能讲个大概(可能学校档案中仍保留下一些讲话稿和文件,复旦造反派还编过一本《杨西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摘编》,可以查一查)。

   杨西光是有大思路的。他所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学校应当以教学为主,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二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一定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对老知识分子要尊重,并且充分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对青年知识分子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以便更快更好地成长并发挥作用。

   以教学为主,培养人才

   杨西光常说: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应该以教学为主,就像工厂应该以生产为主一样。这不能有任何动摇。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他说:有的学生读书非常好,但是对待政治工作不那么关心。你可以推动他关心政治,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但不能批评人家为什么认真学习,不能把用功读书说成是白专道路。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知识精华集中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这是学校的根本责任。

   他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在当时很不容易。他对我说:政治运动有着统一部署。从学校来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及时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最近从复旦《校史通讯》上看到1956年入学的经济系同学郑励志所写回忆:他在入学后读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高等数学、逻辑学、统计学等;以后又开始读《资本论》、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等。1958年8月下旬,全系师生到江苏吴县,和当地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帮助他们办人民公社。1959年4月底,杨西光看望他们时就说:“劳动锻炼得差不多了吧?书也不能不读啊!”于是,全系师生回校,并进行补课。这是一个例子。所以当五六十年代之交,尽管还受到政治运动的一些影响,但校内仍能保持相对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可惜,1965年以后,情况就发生巨大变化。刚才所说这些,便成为他的“罪状”。

   他提倡“又红又专”。在智育方面,他特别注意要学好“三基”,也就是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是学好任何学科的出发点。同时,根据周恩来总理 “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又强调教育要现代化,要求基础课程的原有内容要适当精简、深化、更新,不能只是抱着多少年前的老讲稿去讲。如果不精简原有教材中过时的或不重要的内容,就不能腾出时间来学那些适应时代快速发展需要的新内容。这是他常在各种会议上讲的。

   杨西光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抓紧这样做。我们可以看事实:复旦在1958年“大跃进”中,尽管也有人在会上说了些大话,但校党委切实抓的主要成果有:在理科建立起一批新学科。包括:成立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分两个专业,一个是核物理,一个是放射化学;数学系新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力学,一个是计算机,还建设了一个风洞实验室。为了配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校园西北角建立一座高质量的厂房。那是严格保密、对外完全不宣布它是做什么的。杨西光让我进去看过一次,但也没有告诉我那具体是干什么的。我很久以后才听说是参与研制成了铀同位素分离的重要部件——甲种分离膜,为原子弹爆炸作出了贡献。此外,物理二系研制了国内第一台实验室用的气象色谱仪、精密分馏柱和BET固体表面测定仪;物理系和数学系合作,研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质子静电加速器、顺磁共振波谱仪等。并且在研制过程中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尖端学科研究人员。在文科,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研究室。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当年全国“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实: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信口开河,提出许多根本办不到的“宏伟目标”,放了“卫星”还要放“太阳”,做不到就捏造事实自我吹嘘,结果不仅完全落空,而且造成一时难以挽回的难堪后果。比一比复旦当年的情况,学校全力以赴地抓的那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重大项目和新建系科机构,几乎没有一项半途下马,而是始终埋头苦干,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为学校新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这在当年实在极不容易。我想当年全力投入这些工作的教师和同学对这些事实是不会忘记的。

   做好陈望道、周谷城等老教授工作

   提高教育质量,离开教师的努力是谈不上的,这里包括老教授和年轻教师。这就关系到党的知识分子工作。

   先讲老教授。

   复旦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是上海四所国立大学之一,有着一批著名教授,如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钱崇澍(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调出一批教授,但在历次院系调整中,调入更多著名教授。如1949年将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复旦,记得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是郭绍虞,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刘大杰,他们是我去迎接的。1952年院系调整中,复旦原有的法、商、农三个学院调出,而将华东地区不少大学的文、理科教授调入,其中最多的是浙江大学,如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他们都是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常务委员),物理系的卢鹤绂,化学系的吴征铠,生物系的谈家桢等教授;此外,拿物理系来说,调入的有交通大学的理学院院长周同庆、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福山等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之强大,在华东地区首屈一指。因此,杨西光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把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放在极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陈望道校长。当1949年人民政协开会时,我们在学校里就听到传闻: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说:一些前辈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教育了我们,如陈望道先生。听了以后不禁肃然起敬。1950年11月29日,陈望道致信毛泽东,恭请其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1951年底,毛泽东题"复旦大学"四字。

   杨西光同志来校前,校内在党政关系上有一些不很协调的地方,望老很有些意见。时任校党委组织部长的李庆云写道:“杨西光同志调来复旦任党委书记后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非常注意树立陈先生作为一校之长的权威,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工作有意维护。比如,中央和上海市委有什么指示精神,教师和学生当中有些什么情况,党委一个阶段的工作意见等,他都及时向陈先生通报;学校工作有什么重大举措,人事上有什么安排和调整等,他都及时征求陈先生的意见;在陈先生的健康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党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陈先生参加。由于党委重视并维护校长的领导权威,所以校长也更加尊重和支持党委的工作,党政关系很快得到了改善,形成了协调配合、团结合作的局面,大家同心同德,共谋学校发展大计。”这些情况,我也大体知道。

   对陈先生,全校上下无不对他十分尊敬,都只称他为“望老”。工作上他有什么吩咐,我们都努力去做。最近,复旦出版了一部12卷的《陈望道文存全编》,从中看到两篇文章是望老吩咐我起草的。一篇是1959年5月写的《复旦十年》,一篇是1961年10月写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回想当年得到望老吩咐,心里十分紧张,不敢轻率动笔,因为望老是中国修辞学的泰斗,后来得到他认可才放下心来。隔了六十多年重新看到,不禁感慨系之。

   1957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由部长安子文签署,根据陈望道的书面请求和上海市委的意见,批准陈望道同志重新入党。由于当时的需要,不立刻公开他的党员身份。那时我正担任复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杨西光同志叮嘱我:以后中央和市委发来的文件都得送给望老看一下。我还以为这是对望老的特殊尊重,根本不知道他已重新入党了,可见当时保密工作的严格。直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望老以十大代表身份来到北京参加大会。这时我已在北京工作,担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常见到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上海原副市长刘季平同志约我一起去看望望老,我才知道他早已重新入党了。这事后来没有去成,没有能最后见他一面,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这里讲几句题外话,望老看起来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很慈祥,还很有幽默感。他的夫人蔡葵先生是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十分精干,平时话很多。一次,望老忽然对她说:“我看你一年中只有一个月话少一点。”蔡先生一愣,问:“哪一个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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