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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经济活动对文化观念的影响

——以乡村社会为例的研究

更新时间:2022-05-07 22:18:20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摘要:社会学研究多强调文化对行为包括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这种认识模式受制于碎片化的时空限定,缺少系统、整体和历史观照。实际上,文化观念是人们对生存环境作出的适应性反应,以具有实践效用为存在价值。特定的文化观念与维持某种资源支配形态有关,其变化受到经济活动及具体制度的影响。以乡村社会为例,经济活动的若干变化(土地资源分配、财产货币化、人口代际迁移、经济外向型发展)提升了乡村经济的复杂程度,推动了社会规则的抽象化和再标准化,这一进程缓慢瓦解着村社共同体的伦理观念。这说明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弱化观念异质性的作用。

  

   汉语常用政治、经济、文化分类社会现象,但这三个类别并非分量相等。文化作为经由历史形成的观念形态,可以包含道德信念、象征系统、认知模式、身份认同、生活习惯、非正式规则等等,内容相当广。文化能够为行动提供意义框架——对自身的理解、对价值的评价、对正当性的理据来源——所以常被视为更为基本的影响要素。因此,社会学多将文化看成是各种活动的环境,强调其对行为包括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例如,文化社会学研究发现,不同民族衡量事物的重心倾向不同,“美国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市场论据,而法国则是国民一体性论据”。这种排序差异——将一些原则置于前列,使其重要性高于其他标准,可以在社会现象比较中发现。另一项经典研究指出:集体主义文化观念使个体限于分隔的社会团体,经济活动依赖小团体的内部交流及处罚能力;而个体主义文化观念削弱了个体对特定团体的依赖,于是其他的社会政治协调形式,比如第三方法律组织,实施制裁和限制的能力广泛提升。这些研究揭示,文化观念不仅支配着主流的社会评价标准,而且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同组织的角色及能力产生影响。它们代表了社会学对文化观念的主导性看法:行动者的实际选择是文化观念影响的结果。文化如同与生俱来的工具箱,其中的工具来自历史特定,人们会选择文化工具处理问题,就好比吃饭用筷子而不是叉子,办事找人而不是规章,权利认定根据关系而不是法律。文化内嵌于生命历史,区别了他者,表达了我们是谁,它难以(也不应)变更,更没有对错,这种认知在社会学中不仅经典,而且已经相当模式化了:各种社会活动,如果它们显示出不同,没有其他的解释可以比文化差异更具无可辩驳性。

   但我始终有一个问题索绕心头:文化观念不会变化吗?上述认知模式的假定是文化内核不变,所以行为才有差异。但这一认知模式如果成为唯一,将产生两个缺陷——使观察焦点短程化,对历史变动失去敏感;使现象分析局部化,缺少系统比较的参照。这表现在,总是力图说明文化观念的不同,把它用于解释当前的局部行为,即,用当前局部的文化观念正当化当前局部的行为差异。这样做当然展示了丰富性,但由于对大量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缺少长程的(历史性的)、整体而系统的(相互支撑的)新认识,使社会学分析限于碎片化。文化解释模式的基本问题是将熟悉等同于知识,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用自己熟悉的标准判断新现象,只将符合标准的事物正当化,将不符合标准的新生事物污名化,认为任何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与原有的文化观念对立,都势必遭遇失败。这种论证模式支配着社会学的常规思维,不然就担心“不够社会学”。

   问题是,这种模式和事实有多接近?看看周边的经验世界就会清楚。我们能够在社会中观察到大量文化观念的改变,比如,抑制公权力谋私利受到人们的广泛肯定,这显然不同于传统当官发财的文化观念;又比如,年轻人愿意应父辈要求承担生育责任的渐少,他们对彩礼、亲属关系义务的评价日渐负面,这些都冲击着从前正当的忠孝观念。这些变化并非属于代际分歧需要磨合那么简单,因为它们包含着一系列基本信念的不同。辈分等级、孝敬、祖荫和亲属庇护——这些文化观念存在多年,它们曾经用于识别我们从哪里来、传承了什么,但如今很多无法兼容的冲突——用旧模式看属于文化背叛——在社会中频频出现。怎样解释这些文化观念变化呢?它是外来文化还是本地实践的影响结果?回答这些现象提出的挑战,需要跳出先前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触发改变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以乡村社会为例,社会学对乡村变化有很多描述:产业疲弱,安全及人际关系凋零,年轻人流出,留守儿童和老年问题出现,土地闲置或者流失,外来资本盘剥,缺乏人才,组织治理无力,等等。这些观察倾注了大量情感、同情和关怀,希望再建理想的乡村共同体。这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取决于社会学对乡村共同体内聚的本质,及其变化动因的认识。乡村共同体事实上是通过一系列关系、声誉、伦理和身份等级的系统化作用得到维系的,这些维系社会秩序的“东西”有很多成为文化信念。它们的真实情况如何?过去几年,我调研了一些地方,印象很深的有两个事实。

   首先,从广东、浙江到宁夏的南部,我们看到的所有乡村再建,都是来自外部的动力——包括行政推动和资金来源:社会工作站正在基层普遍建立,但它们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各种产业开发——民居文旅、采摘度假等等,设施都是按照外部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审美,以不同于农民习惯的标准建设的。乡村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也不是本地农民,而是来自外部市场。在不少地方,农民不断迁出,将房子转为产业开发商用,自己成为收租者。亦有很多新的组织——资本运营或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专门为投资方筹划建设方案、实施项目包装,包括“搞定”政府和农民的策略路径、雇佣本地人进入管理层(掮客)、设定合约、进行入户签字等,以避免投资方和农民一对一谈判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显然,大部分乡村建设依赖政府资金的投入,构建和外部市场的联系。这个过程,使得过往家庭(族)或村社经济的形态出现了再组织化: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从乡村共同体向农企组织过渡。

   其次,随着在村农民数量的大大减少,对于乡村建设,农民自身的被动性明显。他们自发且具有主动性的,主要还是寻找经济机会。在没有土地限制的地方,农民会集资建庙,不少人到庙里求安问事、娱乐社交。用社会学视角看,这和上面提到的情况不同,如果说产业的再组织化瓦解了旧有的村社共同体,建庙宇实际上是农民在用自己的方法恢复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再建共同体的传统效力远不及产业化的影响,毕竟对于农民而言,就业和生存是更重要的。比如,在甘肃加入种植“高原夏菜”、在云南加入种植反季水果的农户越来越多,他们放弃传统的玉米、土豆和粮食种植,是因为蔬菜和水果可以在淡季上市,有市场所以收益更大。

   这些现象,如果用前述模式看,很容易被定性为外在资本(或行政)力量侵入,试图“改造”传统习惯和共同体社会,其行动逻辑不符合农民本身的文化信念。但实际上,农民的文化观念与想象的恒定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活动及资源分配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理想和价值先行,而是面对实际,就可以发现,人们更常见的反应是调整自己的观念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不是用固有观念对抗生存所需。

   一、经济活动及资源分配的变化

   在农村的调研过程中,我观察到三个经济活动现象——土地资源分配、财产货币化、人口代际迁移,不断对农民的文化观念产生影响。

   第一个现象是土地资源分配,此处具体指农民宅基地的分配,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有几种情况不再批复宅基地:非农村户口——如果某人已经落户到城市,就不再享有农村建房权利。如果父母是农村户口,子女受教育后留在城镇工作,那么父母去世后子女就不能继承宅基地。子女可以继承宅基地上的房屋,但等到房屋老化无法使用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收回该宅基地。因为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会随着居住变化而消失。为了有效利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多地开始整治一户多宅、空心村、空心房等问题,已有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正在逐步开展。退出宅基地的补偿标准按照当地年均收入水平来定,补偿年限为30年,一般是一次性补偿完整费用,就此该农户对宅基地的使用关系彻底终止。

   这些变化意味着宅基地只减不增,可以在乡村再获宅基地或继承宅基地的人越来越少。由于地权属于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者不能买卖,变现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随着代际更替和人口迁移,大部分人未来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而不是宅基地以及其上的房产。这将大大改变传统的乡村资源使用状况,祖宅作为个人资产的效用会不断降低。而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必须以局部共享的资源和财产支配形态为基础,社会关系(及其观念)因使用和保护资源而生,二者是共存的,而非无关的。

   第二个现象是财产货币化。这加速了部分财产的可转移性,使之可以具有新用途。比如上述宅基地退回,退回者拿到资金,可以去城里购置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又能变卖成资金,发展其他产业,使拥有的资源内容和所有者发生变化。再比如农民上楼,选择置换成几套小房产,以便在家人之间分割分配,对于不需在此房居住的家人来说,房子的居住价值可以转变成资产价值。这就在“资产传儿”的传统做法之外,产生了其他的选择机会,交易、赠与甚至“资产传女”纷纷出现,这可以解释为何有关老人财产继承的诉讼大量涌现。它们实质上体现的是不同财产观念的冲突,而其前提,一定是财产支配的方式出现了变化,财产货币化造就了新机会,人们力图捕捉并利用它们。量化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金融机构较弱的省份,宗族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家族资金对企业发展很关键。这说明宗族文化和财产利用有关,如果人们有其他方式获得并利用资金,比如金融和法律环境的有效改善,宗族文化的资金借贷作用就会弱化。

   第三个现象是农民人口的代际迁移,年轻的一代多数进入城镇就业并居住。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乡村人口迁出比预想情况实际上快很多,平均每年都有一千多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大量村庄因人口原因而撤并。2000年时全国尚有自然村数目360万个,到2010年,90万个自然村就在中国版图上消失,平均每天约有近250个自然村在消失。农民为了娶亲成家、下一代教育和就业机会,选择到城镇购房安家。由农村进城的第二代还可能认识老家亲朋,保持部分社会关系来往,在父辈的要求下回老家烧香上坟。但第三代子女这么做的已经越来越少,他们和老家社会关系的联系,多为礼节、象征、做客或帮忙,而非实际需要和依赖。

   这些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实际早已出现,只不过过程缓慢使人们视而不见。有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在18世纪就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农业专业化和商业化发展、米价上涨、财政改革、耕地面积扩大、土地集约化、大规模移民,以及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从那时起乡村共同体实际上就处于缓慢的动荡之中。作为一种组织方式,乡村共同体需要局部的财产共有和家系人际共享条件,人们依赖这些基础共居,产生共生关联。但是土地作为“资本”的价值上升之后,逐渐改变了农村经济的面貌,共同体式的合作互惠原则被侵蚀,“本地实施的超经济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契约关系取代了此前住户和地主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土地作为一种可转让商品”的观念逐步取代了“土地是不可剥夺的祖上家产”思想。显然,是经济活动的变化,减弱了“超经济”的本地共同体支配资源的方式,而基于它出现的若干文化观念,处于缓慢的历史瓦解中,不过在今天大大加速了而已。

   二、共同体秩序及其观念变化

共同体的特点是局部公共性:所属者共享高密度的信息沟通和互惠来往、高强度的社会约束,以及有价值的财产和关系互赖。这种局部社会关系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表现为内向型的、共认的关系规则、伦理道德、声誉评价和身份等级,它们通过社会化过程延续,形成局部共约信念和秩序。共同体对违规者实施组织处罚相对容易,违规者的行动成本很高。共同体的边界一般清晰,内外有别,成员身份所属跟随出生带来,不可由个人选择而变更,共同体内人际交往有很高的辨识度,以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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