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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

更新时间:2022-05-07 21:12:02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明代思想家冯梦龙曾言:“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 法国政治家拿破仑亦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习近平多次引用这两句名言来表明思想和理论之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释放实践伟力,之所以能够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注入动能,正是因为它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视野,把握了人类法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回答了世界和时代为法治提出的重大课题,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得以绽放。作出这样的论断,主要理据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丰富而精深的政理、法理和哲理,向世人展现了“政理、法理、哲理中的法治中国”。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中,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释放,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得到了充分彰显。

   本文拟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哲理中,各采撷10个具有原创性且为政界学界熟悉的命题作出学理阐释,以期展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强大解释力、卓越创造力、鲜活生命力,在真理和正义的制高点上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

   “政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含义多指“为政之道”“政治事理”“政治理念”“政治智慧”“政治清明”等。早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就论及“政理”,指出“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处“政理”,一谓正理,二谓政治。西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刘向曾著《说苑·政理》,专门记述君王与圣人、国君与臣相之间有关经国序民、治国安邦的对话,论道:“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韩愈抨击时弊恶行,指出:“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宋代思想家陈亮在其《书欧阳文粹后》指出:“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用“政理”指称国家治理的道路和方略,在致友人的回信中纵论国家和社会治理之“政理”。他论及各地方赋税混乱的弊政,提出建立统一的征收有度的赋税制度;引孔子之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倡导富者与贫者各得其所、天下相安;论及《春秋》,赞赏友人“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的智慧和能力;褒奖举贤任能之善德等。

   除“为政之道”外,“政理”还指政治清明、政绩卓越、政治智慧等,如《后汉书·张衡列传》云:“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明道编》云:“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论》称赞诸葛亮“内修政理”“器能政理”,而诸葛亮本人则指出:“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宋太宗还论及法律与政理的关系,指出:“法律之书,甚资政理。”

   古老的“政理”概念淬炼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在21世纪治国理政实践中汲取新的精华,并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所汲取而获得新的生命。在当代中国,法治领域的“政理”意指“以法而治、依法治国”的“政治之道”“政治逻辑”“政治理念”“政治事理”等,是关乎法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问题,是法治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政治和法治的辩证逻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政理命题,例如:

   (一)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

   这是习近平在总结人类政治文明演进规律和法治发展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对政治和法治必然联系做出的精辟阐释。三个排比分句瞄准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靶心,表明“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的政理之要。

   第一,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在人类政治法律思想史上,不同政治理论学说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其所处历史阶段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提供理论证成、设计政治框架。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学说,为雅典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理性辩护;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为启蒙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奠定了理性基石;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为资本主义法治发展再造了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其国家学说、政党学说、国体论、政体论、民主论、法治论、权力论、权利论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表面看来,法治形态的演变和政治理论的转换是两条并不相干的历史轨迹,但其本质上是形影相随、不可分割的。

   第二,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治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共同为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所决定,是“同根同源”的关系。各民族不同的经济基础、具体国情、文化传统和社会矛盾,决定了它们在上层建筑中的结构关系和政治逻辑。同时,在不同的结构关系和政治逻辑之上,法治模式开始形成和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虽然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治理方式,但其具体模式千差万别,根由正在于深藏其中的各自迥异的政治逻辑。

   第三,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政治立场决定法治道路。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而方向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资本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立场集中体现为以资本为中心,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而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则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始终把贯彻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根基在于人民”,正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国法治道路的人民立场,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道路划清了界限。

   (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阐明了政治和法治的必然联系,而且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并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呢?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法治建设正确方向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确保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人民本色不变色。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思想保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才有不竭的思想动力和可靠的科学支撑。第三,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行动指南,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才有了总目标、总抓手、战略布局、重大任务、重要保障,才能够顺利而持续推进。第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党既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又要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这一认识充分说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不是空洞的,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不仅提出了正确的治国理政之道,而且也澄清了诸多错误的认识,破解了缠绕在法治之上的政治困惑。“党法关系”便是其中重要一例。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政治力量的代表,国家政权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并由执政党运作,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深刻影响着法律制度、法治体系及其运行。所以,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在现实中集中体现为党和法的关系,对于由中国共产党唯一执政和长期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正确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便成为正确处理好政治和法治关系的关键。习近平一针见血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一方面,习近平以逻辑严整、内涵深邃、立场鲜明的理论命题,正面阐明了党和法的一致性,即“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另一方面,习近平洞察秋毫,义正词严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不能被归结为“党大还是法大”这个虚幻的悖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有的人抛出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实质是要把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对立起来,要害是否定党对法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

   (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政理”作为治国理政之“道”,既说出了理论上的“道理”,也指明了实践中的“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要义之一,便是立足于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认识不只停留于它的重要意义上,而且概括了这一道路的内涵所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这些“基本的东西”,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正是这三个“核心要义”,明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内容,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性质和根本要求,描绘出了这条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鲜明标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核心要义”,不只是对过去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的三个重要标准,具有当下和未来的导向价值。

   (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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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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