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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

更新时间:2022-05-07 20:49:41
作者: 韩庆祥  
注重依靠人类力量、集体力量与团结合作力量,尤其是人民力量,注重个体服从整体和大局,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以确定应对不确定。它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大势和规律,破解当今世界根本矛盾和人类重大问题,有助于从系统上正确处理系列复杂的矛盾关系,应对种种不确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体系,能为百年变局中动荡变革及其不确定的世界提供解释逻辑,从而引领时代、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而掌握理论话语权。

   总的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牢固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基本原理、方法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深刻反思”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历史性转移到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1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新境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胸怀天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面“两个大局”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二、实践视阈: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样本”

   “中国样本”,指当代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实践创新地和发展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哪些贡献,具有何种世界意义。这实质上是讨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基本依据、时代主题和研究对象。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根本问题是时代主题的体现。由此,就需要理清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探究和解答什么根本问题,又如何探究和解答这些根本问题。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以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成熟的英国为典型样本,解答的根本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实现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20世纪,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以俄国为典型样本,解答的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所解析的典型样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答的根本问题是农民为多数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及其典型样本,是“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世界走向,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转移到当代中国引起的根本变化,解答的根本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和解决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难题?如何解释和处理“两个大局”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些问题具有前沿性、总体性、战略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基本依据。

   (一)解决如何超越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问题

   这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以后面临的难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直面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破解这一总问题的进程中创立的。这一总问题具有典型性,既涉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解决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和方法原则,但需要后人从实践上破解。列宁以“利用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表达了对“资本和劳动关系”所采取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体上、实践上创新性地破解这一根本问题。这是通过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意义在于用社会主义规制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即用市场经济激活生产要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避免贫富悬殊),贯彻新发展理念,确立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实现的。资本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权力,它首先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权力,进而扩展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控制权力。这种由生产关系转化为资本权力再转化为超经济权力,使资本最终成为凌驾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总体性权力。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增殖性、运动性、竞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特性与逐利的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合理利用和运作资本,注重资本投资对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拉动作用,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资本也具有占有劳动和扩张的本性,易扭曲人的价值观,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不允许这种占有和扩张成为主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积极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督,防止资本无序和野蛮生长,把资本主要控制在经济领域且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框架内;必须树立和贯穿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强调“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上述这些构成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和运作资本,同时又把超越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愿景变成现实的内在机理。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总体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想解决但未完全解决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问题,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解决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集中关注西欧资本主义的“现存处境”和“发展趋势”。晚年马克思,尤其列宁和毛泽东较为关切的,是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典型意义在于: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著述,致力于探究俄国和东方其他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总的见解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如果”能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就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之后,在实践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在整个世界备受关注,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历史事件。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逻辑是,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列宁关注落后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何种道路”,邓小平解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习近平关切“如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1923年以后,列宁集中探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其核心思想是:“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当时俄国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但要把国家资本主义置于苏维埃政权控制之下。毛泽东集中探索的根本问题,是“农民为多数的落后国家采取何种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毛泽东便集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是其代表作。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何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这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既是关乎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到“道路决定命运”,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破解这一问题的总逻辑是:使“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首先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为此,就必须开展现代化建设,合理利用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市场经济有助于解决能力贡献与利益分配的利益对等这一“同一尺度”问题,体现“公平”原则,能带来效率;在中国搞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在制度和政策上注重“公正”,因为人们之间在天赋和后天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按照能力贡献进行分配的逻辑会拉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不加以有效调节,就会导致贫富悬殊,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政府在政治领域,根据社会主义“公正”“共同富裕”原则,通过制度、法律和政策,对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这里的公正体现利益均等和共享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自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竞跑”中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是能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全面治理并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社会主义,它沿着这一逻辑继续前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此需要解决三个根本问题:(1)运用新发展理念,聚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民生活美好起来,使国家强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发展理念就是直奔社会主要矛盾而去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关乎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关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助国家强起来。(2)运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继续创造中国奇迹,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效能,从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3)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和平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有助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取得的根本成就,其成功原因在于,党通过完善政党治理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实现六个结合,即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结合,效率和公平相结合,促进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经济快速发展和保持民族独立相结合。这既为解决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邃智慧,也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悖论”(要么经济有活力但社会不和谐,要么社会稳定但经济没活力;要么经济加快发展但国家失去独立性,要么国家保持独立性但经济发展缓慢;享受了现代性成果但也付出巨大代价),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由“自我辩护”到“中国主体”再到“影响世界”的历史性转变。这就以中国方式破解了马克思,尤其是列宁、毛泽东试图破解但在实践上还未破解的难题。对此,习近平击中要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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