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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

更新时间:2022-05-07 20:45:23
作者: 杨国荣  

  

   摘要: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关键词:三个命题;权利与善;两德论;情本体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哲学界有两位哲学家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是冯契,其二则是李泽厚。冯契的思想始于智慧,终于智慧,其智慧说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李泽厚的思想来源和构成与冯契有相近之处。不过,冯契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广义认识过程为沉思对象,李泽厚则基于思想史和美学的研究,归本于历史本体。从形式的层面看,冯契上承金岳霖所代表的清华学派,并延续了这一学派在哲学思维上的逻辑严密性,李泽厚则在注重以美启真的同时,又每每以近于诗人的直觉展示其理论的洞见。

   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受儒家传统的外王经世观念影响,比较容易形成广义的社会政治意识,也常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理解李泽厚,将其与80年代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便表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上,李泽厚首先是冷静的思想者,从早年的思想史和美学研究,到晚年的伦理学思考,在主要关注思想和理论方面,大致一以贯之。作为思想者,李泽厚的特点在于具有创造性,其哲学的沉思,则具体围绕历史与本体而展开。本文不拟全面评述李泽厚的思想,仅就若干问题作一简略考察。

   壹、三个命题:内涵及其扩展

   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或箴言,三者都围绕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而展开。以积淀说为核心内容,这三个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这一命题所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的问题,即从类的层面来看,先天(先验)形式从哪里来?关于这一点,李泽厚曾作了如下概述:“康德的‘绝对律令’的来源是超乎经验的(transcendent)的‘先验理性’。其中不容许存留任何经验的情感。”“问题是:个体的这种‘理性凝聚’的伦理意志或道德力量,它超越了个体的幸福、经验、利害、要求,到底从何而来和所为为何呢?这也就是问:康德的‘绝对律令’、中国传统的‘天理’‘良知’究竟从何而来?”康德似乎未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复,李泽厚则给出了一个解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讲‘绝对律令’的依据,是经验性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它并不是‘天理’‘上帝’或‘纯粹理性’。”这里着重从伦理的角度作了考察,广而言之,从现实的实践过程看,类层面的概念包含普遍形式,后者对于个体来说是先验的(先于其经验活动而发生),康德之所以肯定知性范畴的先天性,也缘于这种形式对于个体具有先验性:作为普遍的形式,概念或范畴不限于特定时空中的经验,具有先于个体的性质。但这种普遍的概念形式本身并非远离经验活动,尽管对个体而言,概念形式先于其知和行,但从类的角度看,它却有经验的来源,并植根于这种经验活动:概念的普遍形式,归根到底形成于以经验活动为内容的人类实践的前后绵延。“经验变先验”这一命题,着重肯定了以上认识关系。

   然而,以上概念形式在形成之后,其进一步的作用又不能离开一个一个的个体。与之相关,“经验变先验”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还需要返归于个体,这样才可能制约并规范个体的具体行为。二者的关联,可以联系中国哲学中本体与工夫的讨论。如所周知,王阳明晚年肯定了两个命题,即“从工夫说本体”和“从本体说工夫”。“经验变先验”与“从工夫说本体”有比较切近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工夫包括人的知、行过程,本体则表现为个体内在的意识结构或精神形态,在王阳明那里,“从工夫说本体”主要指通过工夫以达到对先天本体论明觉,引申而言,这一观念也表明,本体的形成离不开工夫的展开,所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便表明了这一点。与之相异,“从本体说工夫”主要着眼于本体在工夫展开中的具体落实过程。个体的任何行为都需要在内在本体的引导之下来具体展开,这种引导不同于外在的强加,而是融合于个体的内在意识,所谓“先验返经验”,便侧重于这一面。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由本体出发展开工夫,同样需要本体的引导:康德在认识论上讲知性范畴对经验活动的作用,事实上也涉及普遍的概念形式引导个体认识活动的问题。要而言之,工夫即知行活动,本体则包括人的内在观念形式,本体与工夫之辩所讨论的主要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既涉及“经验变先验”,也关乎“先验返经验”。

   在当代哲学史上,冯契曾吸取了金岳霖的观点,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自在之物在未进入认识领域前,属于本然界,在认识过程中,主体作用于客观实在,在感性直观中获得所与,进而形成抽象概念,以得自现实还治现实,从而使本然界化为事实界。所谓“还治现实”,意味着普遍的概念和逻辑范畴为知识经验的主体所接纳,并进一步被运用于把握现实世界的过程。如果说“经验变先验”近于得自现实,那么,“先验返经验”则与还治现实的过程相涉。当然,“治”(“还治现实”)侧重于概念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过程,“返”(“先验返经验”)则主要相对于“经验变先验”而言,其内涵首先关乎概念形式回归并融入个体,成为其认识现实的形式条件。

   这里同时涉及心理和逻辑等关系,谈到意识和心,总是关乎心理层面的东西。当然,此所谓心理并不单单是纯粹的意识,一旦提升到形式、先验的层面上,它同时便带有了逻辑的意义。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不太注重心理,中国哲学的传统中,禅宗则不太注重逻辑,李泽厚对这两者则同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在“经验变先验”这一命题中,“经验”关乎心理层面的活动,“先验”与普遍的形式相关联,“经验变先验”则从总的方面肯定了两者的联系。

   康德尽管讲自我立法、自由意志等,但从道德的领域看,先天形式如何实际地起作用,如何化为内在的道德机制,或者说,类层面的先天形式如何落实于个体行为,等等,显然未能引起其充分的关注。康德在认识论上的立场与伦理学上的立场有较大的差异。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肯定知性离开感性是空的,感性离开知性是盲的,从而,先天形式必须和经验质料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知识;同时,物自体的设定,也使经验获得了外在之源。这些方面都说明,康德在认识论上注意到经验的意义。但在伦理学中,康德的思路却有较大不同:其道德学说似乎更趋向于剔除经验的因素。即使谈到情感,康德也主要将其视为尊重普遍法则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理性化。对休谟意义上经验层面的情感,康德显然是排拒的:一旦涉及经验层面的情感,他便以“inclination”视之,亦即看作一种偏向。

   未能解决概念形式本身如何起源的问题,源于康德在概念发生问题上的先验论立场;未能注意先天形式如何与具体情境相结合,则表现了康德在道德规范问题上的抽象性。道德实践归根到底需要个体来完成,个体如何展开其行为?这就涉及普遍形式的落实问题。同时,康德在认识论上注意到概念形式对感性质料的规范,但既未解决这些概念形式本身如何起源的问题,也没有进一步将普遍原则的规范与制约作用引入道德领域。李泽厚的“经验变先验”固然对康德先天形式的来源提供了某种解释,但仅仅肯定这一点,尚未能回答具体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另外,虽然李泽厚也肯定,“这个理性原则和‘绝对律令’,由于并不脱落感性存在的人类,便可以渗入经验和感性”,但就命题本身而言,“经验变先验”主要回应了概念形式的起源问题,未能对概念形式如何返归个体以规范其认识和道德活动这一问题,作充分探讨。比较而言,“先验返经验”所侧重的,是普遍形式与个体意识的结合以及由此展开对特定行为的规范,从具体的道德实践看,肯定这一命题无疑是必要的。

   李泽厚的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这一命题着重指出了理性的来源及形成方式,揭示了它乃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非先天发生:“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里对理性(rationality)与合理性(reasonableness)作了区分:理性可以赋予先验的形式,合理性则与人的具体活动相关,这种活动展开于历史过程。关于“历史”所指,李泽厚作了如下解释:“所谓‘历史’在这里含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性、独特性,即‘历史’是指事物在特定的时空、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发生或出现)。一是绝对性、积累性,指事物是人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思维的不断的承继、生成。人是历史的产儿,同时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此,李泽厚特别将历史与积淀过程联系起来,由此指出了广义理性的历史根源,这无疑是重要的洞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已从类的历史实践的角度,指出了逻辑形式的形成与人类实践的关联:“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历史建理性”的观念与之具有一致性。它同时也可以被视为“经验变先验”的进一步展开:经验在此与历史过程相联系,后者构成了其变为先验的更深沉前提。

   然而,就另一角度而言,在“历史建理性”之后,需要再加一句,即“理性渗历史”。历史地看,理性形式在形成之后,往往会获得比较稳定或相对确定的性质,这种确定的形式一旦加以强化,便容易被凝固化、独断化,宋明时期理学所突出的天理、道心、性体,便可以视为被凝固化的理性。反之,如果肯定理性渗入历史过程,则意味着承认其开放性、过程性:所谓“理性渗历史”,强调的便是理性的开放性和过程性。也就是说,不仅理性的形成是历史的(“历史建理性”侧重于这一点),而且它的作用、功能也唯有在历史过程中才能具体呈现。理性通过渗入历史而获得开放性和过程性,这同时也担保了理性本身的丰富性。

李泽厚的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这一观点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哲学史上看,一些学派如禅宗、实用主义,往往趋向于否定或消解本体,以此为进路,人的知、行活动便缺乏内在根据。与之相对,“心理成本体”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由此凸显了内在本体的意义。当然,李泽厚所说的“心理成本体”中的本体,似乎侧重于情感之维,这与他的“情本体”(后文将讨论)无疑具有相关性。在谈到海德格尔的“畏”时,李泽厚曾有如下解说和发挥:“‘畏’确乎不只是心理,也不是意识,它就是那非常实在的现代人当下感性生存的状态本身。所以它具有‘本体’性质。此人生‘情’况即是本体。‘心理成本体’,我以为这是Heidegger哲学的主要贡献。‘历史本体论’提出了两个本体,前一本体(工具本体)承续Marx,(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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