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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宗教信仰与法治精神

更新时间:2022-05-07 20:00:43
作者: 单纯  

   对中西各具特色的价值没有比较了解,有人以为儒家提倡的“大义灭亲”就是蔑视人最基本的人权——亲人的生命权,因此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也有人以为,儒家的人强调“礼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其实,“礼”、“义”或“礼义”、“道义”、“仁义”都蕴含神圣的超越性,对世俗的专制权力具有信仰层面的解构作用。比如,在战国时代,以残暴专制、“刻薄寡恩”著称的秦国就为高风亮节的“义士”所不齿,有“鲁仲连义不帝秦”的美谈。像孔、孟、荀这类的儒家宗师都很注重区分“血气之勇”和“道义之勇”的关系,前者只有生理意义上的勇敢,如匹夫之勇;后者则强调价值取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想和境界,如说“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

   在中国文化所培育的世界观中有一种相应的价值体系:个人-良知;家庭-孝悌;国家-忠诚;天下-道义。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不管你是什么主义者,你都不能以“丧尽天良”为代价来坚持你的主义,所以“良知”是中国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具有信仰方面的意义;把这个基本价值放在家庭环境里就是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忠,传统中国的政治治理强调“求良相必于孝子之门”、“忠孝不能两全”、“移孝作忠”、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等,都是指政权层面的价值观是什么。当然,如果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只停留在“忠诚”上是很容易诱发政治上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道德上的“愚忠”,所以儒家的人又在国家之上预设了一个更大的思想参照系,即“天下”,他们所提倡的“仁义道德”价值体系就是从人文取向的宇宙观中抽象出来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道生之,德畜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人的天道观不是纯粹的宇宙生成论,而是蕴含了仁义伦理的道德论,所以,孔子从反思的思想高度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因为“礼”是“天经地义民行”,即自然法则和社会行为轨范,赋予了自然的宇宙观丰富的人文价值取向。在宇宙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中的“仁义道德”类似于西方宗教中上帝的“创世论”、“立法论”和“救赎论”这“三论一体”,对于经验世界中的家庭、国家和社会具有伦理学上的超越性,即规定着其价值取向。这样讲来,“仁义”或“道义”就具有价值论上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因此“义不容辞”、“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义灭亲”、“义不帝秦”、“替天行道”、“仗义疏财”、“不义之财”等观念都表达了信仰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人超越生理、家庭、暴力、专制等经验世界局限的精神寄托。

   就中国的政治历史看,农民造反有何政治资源可以利用?就是要依赖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所以往往都称自己为“替天行道”。我就想,宋江让别人改他那个指挥部,因为原来晁盖在那里做过指挥部,晁盖因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便将指挥部命名为“聚义厅”,即根据一种信仰上的合法性来造宋朝赵姓皇帝的反。从“天下道义”的立场从事政治活动,变“一姓之家天下”为天下人的“公天下”,是儒家所赞赏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宋江因其做过官,曾是“赵姓朝廷的人”,按照“忠君”的价值观,他就一定要求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皇帝一看便知道他是可以招安的。还有就是《沙家浜》里的胡传魁,明明是个利欲熏心的小土匪头目,即使做坏事,也要自命为“忠义救国军”,他认为自己遵循的是一种更大的价值观,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种信仰上的合法性,这就是“盗亦有道”,无论如何在信仰的层面讲还比西方人的“恶法亦法”多一种价值观方面的合法性。

   所以“义勇军进行曲”与孔子的“仁义”和“义勇”思想有明显的“文化认同”性,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现在的政治合法性仍然蕴含着其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正像西方的法治文化一样,实证法摆脱不了自然法为其塑造的神圣正义观念。鲁迅当年说中国在积贫积弱之时会推崇曾称雄欧亚的成吉思汗,多少有点对异族人的英雄溜须拍马的心理。但是,如果征战讨伐的英雄气概比懦弱的奴才相更有价值时,为什么不能从天下道义的高度去超越狭隘虚荣的国家“忠诚”呢?这说明鲁迅对孔子思想仍然存有误解,“五四”时中国人喜欢说“打倒孔家店”之类的话,这种误解比较流行。而在实践上,孔子是很开放的,他就这种情况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祭鬼”虽然是表达宗教情感,但也有人文价值关怀在其中,关键是要在人生价值观方面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体现人的高尚的“道德勇气”,即“义勇”。所以“见义勇为”是一种更高的价值规范。即你发现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体系比国家现行的还要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这时就要有一种勇气去实行它,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周游列国的原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有损于“忠”,但是有“道义”作为更高的价值取向,他也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他对皇帝的态度总是这样“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因为“士志于道”,即我有一个“道义”的最高标准,与之相比,国君也不重要,将军的命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义凛然”就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所以说,孔子的思想是具有解构性的,即对缺乏道义的政权的批判和抗议,他“周游列国”就是用“脚”来批判和抗议现实政治,他能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人格,就是因为他对仁义价值有真诚的信仰。反过来讲,西方几百年来,实证法不能淘汰自然法,自然法也不能舍弃实证法,也体现出一种神圣目的和效用工具的关系。因此,中国要将法制和法治从西方语境中准确地翻译过来,我倒觉得翻译成中国的“刑治”和“礼治”比较合适;“出礼入刑”,如果违反了自然法,那就用实证法来约束。这样看来,中国人的“明儒阴法”、“礼刑互补”等思想和实践就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法治,其中不乏自然法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也在汗牛充栋的律令条例中印证了西方实证法的法条传统。

  

   来源:《粤海风》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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