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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中国佛教伦理及其哲学基础

更新时间:2022-05-07 19:58:26
作者: 方立天  

  

   佛教伦理是佛教全部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佛教实现人生解脱的基本信念和方法。和其它宗教一样,佛教的伦理与实践也离不开伦理道德因素,佛教的信徒也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之网,由此,佛教的创始者和继承者也都把伦理道德作为信徒获得美好许诺──解脱,实现人生理想──“涅槃”的前提和保障。在佛教根本理论苦、集、灭、道“四谛”中,“道谛”如“八正道”即是实现人生理想“涅槃”的方法,是伦理的重要内涵。佛教的戒、定、慧三学的戒学和定学,尤其是戒学实属于伦理道德修养的学说。佛教是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在佛教典籍中,除律藏以外,其它如经藏、论藏也都包含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在佛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了不断地适应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需要,佛教伦理道德思想也不断地获得调整、完善,并形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体系。佛教伦理涉及到人与佛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其中心是按照佛教要求,善待佛法、佛、僧人、众生,并完善自我的精神境界以成就佛教理想人格。由此可见,佛教伦理一方面是世俗伦理,另一方面也是超世俗伦理。

   中国佛教伦理是印度佛教伦理的继承和发展。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伦理思想由于受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因而在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地发生变异,以致既与中国传统伦理相合流,又对中国传统伦理发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印度佛教伦理,又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带有时代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的佛教伦理。本文着重阐述中国佛教伦理的基本原则,并分析佛教伦理赖以确立的哲学基础。

   一、中国佛教伦理的基本原则

   伦理原则是指伦理价值标准和行为基本准则。印度佛教伦理原则奠基于小乘佛教时期,经大乘佛教时期的调整、补充和发展而最终定型。中国佛教继承印度佛教的伦理原则,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又有所侧重、有所改革、有所发展。

   小乘佛教从人生是苦的判断出发,强调排除自身的生理欲望,提倡出家苦行,以消除自我的痛苦。它突出以个人的去恶行善的修持来求得个人的解脱,它对社会群体的生活、民族命运,往往持冷漠甚或冷酷的态度。大乘佛教继承、改造并发展了小乘佛教的伦理原则,它以普渡众生为出发点,进而强调“众生平等”、“慈悲喜舍”、“自利利他”、“自觉觉人”、“方便随缘”,以个人解脱和众生解脱的统一为真正的解脱目标。中国佛教融合了大小乘佛教伦理思想,它奉行的伦理原则主要是:

   (一)去恶行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法句经》中著名的“七佛通戒偈”。此偈颂也多处散见于《增一阿含经》中,其中卷第一〈序品〉解释此偈颂的意义说:“四阿含义,一偈之中尽具足诸佛之教及辟支佛、声闻之教。所以然者,诸恶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诸善奉行,心意清净;自净其意、除邪颠倒;是诸佛教、去愚感想”。《法句经》的著名偈颂,代表了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故称“通戒”,历代备受佛教信徒的尊崇。此偈从内容来看有二个层次:一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奉行去恶为善以保持思想清净和行为规范,这是尚有善恶相对立的、属于世俗层次的伦理。佛教又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有漏善”。“漏”是烦恼,即尚带有烦恼的善。二是“自净其意”,也就是清除内心的无明、烦恼,或者说是从内心去除善恶的相对性,超越善恶的对立,这是超世俗的更高层次的伦理,也称为“无漏善”。“自净其意”是在体悟自性清净的基础上,没有任何烦恼,不带现实目的,圆满处理善恶问题,进而超越善恶的对立,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因此是整个偈颂的核心。

   佛教关于善恶的意义是根据解脱论界定的。所谓善是符合佛教教义教规,能断除痛苦,招感正果,有利于解脱的品格、思想、行为。反之,不符合佛教教义、教规,招感苦果,有碍于解脱的品格、思想、行为,就是恶。也就是说,是否符合佛理,是否有利于解脱,是区别善恶本质界限的根本尺度。中国佛教后来也把是否合乎儒家伦理作为区分善恶界限的补充尺度。

   佛教论述的善恶意义包含了三个层面:其一是道德层面,涉及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这在佛教的戒律中有着最充分的体现;其二是心性层面,就是众生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或恶的问题;其三是形而上层面,佛教以出世间的涅槃解脱境界为善,以世间的烦恼、无明、染污为恶。这里我们着重是从道德层面论善恶,也兼及其它层面的意义。

   中国佛教学者认为,佛教的伦理与实践可以用一个“善”字概括之、代表之,如北宋契嵩会通儒释,并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这是说,佛教是一种善道,是教人为善,使人成为正人。儒家也是如此,儒佛之道是相同的,僧人儒者只是形迹的不同罢了。明代以来,一些佛教学者还撰写劝善书,劝人行善。如明代弃官后信奉佛法的袁了凡写作《阴骘录》(《了凡四训》)宣扬说明阴骘为支配人类的天,依人行为的善恶而定其祸福,阐发善恶行为与因果报应的关系,极力劝人为善。明代高僧云栖祩宏为便于佛教伦理道德的操作实践又将《阴骘录》加以改写,撰《自知录》。全书分善门、过门两门,详细叙述德目的分类和善恶功过的评价。上述两书一时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在民间影响相当广泛。

   佛教所讲的善恶有其特定的内涵,也有着普遍的意义,对培育人们反罪恶感的意识,对推动人心向善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平等慈悲。这是佛教关于人与人、人与其它生物关系的基本原则。平等指对他人,对其他生物的尊重,慈悲是对他人,对其他生物的关怀。平等是慈悲的思想基础,慈悲是平等的道德体现。

   平等与差别相对称,是无差别的意思。早在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就反对婆罗门坚持四种姓制度,主张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姓平等”,宣扬种姓平等观。这里讲的平等,一是四姓在出家修持和佛教僧伽内部一律平等;二是四姓在业报轮回方面平等,不论种姓高低一律按照自身作业的情况获得相应的果报。后来佛教经论还宣扬佛、法、僧三宝、以及心、佛、众生三法平等的思想,认为三宝和三法各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一致的。佛教还强调众生一律平等,所谓众生平等,是指众生都具有佛性;众生无高低之别,不论亲怨,一视同仁;众生值得怜悯,对众生要有普遍的无差别的爱心。佛教典籍还宣扬“平等大悲”的思想,主张以普遍平等无差别的悲心怜悯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

   中国佛教也极力推崇佛教的平等思想,宋代僧人清远说:“若论平等,无过佛法。唯佛法最平等”佛教的平等思想,尤其是众生平等的思想,对古代中国盛行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对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礼制更是一种有力的挑战。佛教的平等思想深受古代中国下层平民,特别是妇女的欢迎。

   慈悲,按照佛教通常的解说,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其痛苦,两者合称为慈悲。慈悲就是“与乐拔苦”。但也有把慈解作拔苦,悲解作与乐的说法,慈与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慈悲实际上就是怜悯,就是同情,就是爱,就是爱的纯粹化。佛教认为慈悲是由自爱出发最后归结为纯粹的爱。人都有自爱,进而有性爱、情爱、渴爱,由于对众生的强烈的渴爱,而产生怜悯之心,不仅能感受自己的痛苦,也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因此又能以亲切的友爱关怀众生。佛教伦理的慈悲原则是奠立在缘起说和无我说的思想基础上的。按照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同样,每个人都与其它众生息息相关,而且从三世因果关系来看,其它众生的某某可能在过去世中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人。这种人与人的密切相关性是慈悲的出发点。又据缘起说引出的无我说,认为人并无具有实体的“我”存在,由此也就产生自、他一体的观念,进而也就自然生起“同体大悲”心了。

   大乘佛教把慈悲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小悲”,指视众生犹如赤子,而“与乐拔苦”,这是凡夫的慈悲;二是“中悲”,是指开悟“诸法无我”,即由一切存在无主宰无实体的道理而引发的慈悲,是阿罗汉和初地以上菩萨的慈悲;三是“大悲”,指由无分别心而生起的平等无差别的绝对慈悲,这是佛所独有的,也称同体大悲、大慈大悲。这三种慈悲形成阶梯形,是在认识和思想境界依次提高后形成的。《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强调大慈与小慈,大悲与小悲的区别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实无乐事。小悲名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慈者令众生得乐,亦与乐事。大悲怜悯众生苦,亦能令脱苦。”这是说小慈小悲仅仅停留在心念、看法上,只是主观的同情、怜悯,而大慈大悲则给予众生以实际的关怀、帮助,使众生得乐脱苦。《大智度论》还强调大慈大悲是大乘佛教的最根本的伦理原则,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祇世生死中,心不厌没。以大慈悲力故,久应得涅槃而不取证。以是故,一切诸法中慈悲为大。若无大慈大悲,便早入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觉悟。“阿僧祇”,极其漫长难以计数的时间。这是说,慈悲是佛道的根本,佛法中最重要的原则。菩萨之所以是菩萨,就是为了实践慈悲原则,以普渡一切众生为己任。

   中国佛教极度推崇慈悲精神,唐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中国佛教奉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以救渡一切众生为最高愿望,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说:“众生如是,甚为可愍。作此思惟,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义乐。”中国佛教视慈悲为最主要的伦理原则,热心于尊奉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愿的观世音菩萨,形成了以观世音菩萨为崇奉对象的佛教信仰。就观世音信仰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它甚至超过了对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佛以及其它佛和菩萨的信仰。这的确反应了中国人民苦难的深重,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慈悲精神的向往与渴望。

   中国佛教对慈悲伦理原则的实践,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慈悲的修持范围上,主要是侧重于布施行为和不杀生两个方面,由不杀生进而推向放生和禁绝肉食,奉行素食主义。二是在慈悲修持的目的上,突出地表现出报恩思想和福田思想。《法苑珠林》卷五十〈背恩篇·述意部〉引《大智度论》云:“知恩者生大悲之根本,开善业之初门,人所爱敬,名誉远闻,死得生天,终成佛道。不知恩者甚于畜生也”。足见中国佛教对报恩的重视。中国佛教强调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和佛、法、僧三宝恩。父母有生身长养之恩;国土使人有所依附之恩;三宝有救渡众生脱离苦海不思议之恩;众生恩是佛教独有的,体现了众生平等、社会一体的思想。又由于重视布施进而也重视福德,犹如农夫耕田即有收获一样。印度佛教一面讲布施积累福德,一面又讲只有布施时不求果报,不想福田,才是真正的纯正的布施,但中国佛教则热衷于通过布施成就福田。

   佛教的平等慈悲也就是一种博大之爱。这种博爱不只限于人类,且涵盖一切有生之物;这种博爱以普渡众生同得解脱为最高目标。这是一种伟大的爱、崇高的爱。这是令人敬仰、感人至深的博大思想。应当承认,佛教的博爱精神可能超过了儒家“仁爱”的范围,同时也应当承认佛教平等慈悲思想与儒家仁爱思想一样,在历史上产生了多重的作用,而且它的彻底的可行性,也不断受到生活的挑战。

(三)自利利他。这是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的重要伦理原则。“自利”,对自身有利,是指为自己的解脱而精进修行,由此所生善果而自得其利。“利他”,对他人有利,是指为救济一切众生而致力行善。自利也就是自度;利他就是度他,普渡众生。自利利他就是上求菩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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