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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性教育中国家、父母、儿童的宪法关系——以性教育读本争议为例

更新时间:2022-05-07 06:59:49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摘要:  儿童的受教育权、人格全面发展权在性教育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儿童性受教育权、性健康权。儿童在性领域的受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力、父母的教育权经常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回应相关争议问题,需要以整体性视角建构“国家—父母—儿童”宪法关系理论模型。应坚持以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个案权衡为方法。性教育中任何一方的权利、权力均不具有通常的优先地位,三者既互为界限,又要理智地合作,孰轻孰重应在具体条件下展开权衡。建构“国家—父母—儿童”宪法关系理论模型,有利于性教育中权利与权力在相互碰撞中得到充分实现。

   关键词:  受教育权;人格全面发展权;父母教育权;国家教育权;儿童最大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儿童[1]性教育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密切关注。2017年,杭州市萧山区高桥小学一位二年级学生的妈妈在微博上吐槽学校发放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以下简称“《珍爱生命》读本”)尺度太大,书中配图引发网友热议,高桥小学事后立即收回了这套读本。[2]由于没有处理好儿童性教育中的基本关系,有关争议每隔几年就会卷土重来。例如,此前《成长的脚步》和《男孩女孩》两套儿童性教材因尺度太大在北京、上海引发争议;此后也有家长反映学校发放的《新编学生字典》出现了“自慰”词条,认为该字典选词不妥。[3]这些现实争议的发生,使我国儿童性教育事业发展步履维艰。

  

   在杭州性教育读本等争议中,社会热议的话题包括:高桥小学能否开展性教育、如何开展性教育、《珍爱生命》读本的尺度大不大。这些话题本质上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儿童与父母、学校、社会、国家在性教育领域的基本关系是什么?父母性教育权的内容与边界如何确定?儿童有何种利益,如何表达,谁来维护?国家性教育权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家庭性教育?这些都是需要积极回应的宪法和法律问题。

  

   我国关于儿童性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领域之中,法学对此关注甚少,也较为分散。例如,民法学与社会法学从监护、婚姻家庭等制度兼论儿童性教育,将儿童性教育寓于家庭暴力、虐童、性侵害等未成年人保护话题之中;[4]刑法学侧重预防儿童性犯罪和侵犯儿童性权利犯罪、儿童性犯罪后矫正;[5]国际法学关注儿童性权利的国际法保护义务。[6]综合前述研究可以发现,部门法关于儿童性教育的研究集中在儿童性权利的保护、预防儿童实施性犯罪、预防他人性侵害儿童的问题,没有关注家庭性教育与国家性教育之间的具体关系,不足以全面分析、有效回应儿童性教育中的法律问题。儿童性教育中的争议实质上是宪法问题,应当从宪法层面建构一套适用于儿童性教育的理论模型,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本文以整体性视角考察儿童性教育,努力通过宪法整合现有的理论和制度,厘清国家、父母、儿童在性教育中的基本关系,以期推进对儿童性教育的实质性认识。

  

   二、性教育中的权力与权利

  

   在现代社会中,对儿童施教的主体包括国家、学校(教师)、社会、家庭(父母)。教育法学将这些主体的权利和权力归纳为:国家教育权、学校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家庭教育权(父母教育权)。[7]其中,社会教育权对儿童在性领域的受教育权利不产生直接影响;基于学校公立或者私立的性质,学校开展性教育实质上要么属于国家性教育权,要么属于父母性教育权。因此,儿童性教育中基本的权利、权力类型可化约为儿童性受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国家性教育权。

  

   (一)儿童性受教育权的双重要求

  

   儿童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其宪法地位呈现独立性与受保护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他们同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个别有特殊限制的除外,例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于成年人,儿童欠缺充足的行为能力和权利意识,需要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保护。例如,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第4款规定:“禁止虐待……儿童。”《宪法》第46条第2款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结合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些表明针对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宪法要求国家承担特殊的保障和促进义务,这些义务对应的是儿童拥有人格全面发展的权利,且这项权利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儿童受教育权(第46条)与人格全面发展权(第46、49条)是儿童特殊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儿童的受教育权、人格全面发展权在性领域具体表现为儿童性受教育权、性健康权。

  

   儿童性受教育权具有两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儿童性受教育权应当得到全方位的实现。从核心要义上看,受教育权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8]人格全面发展权要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必须是全方位的。在儿童性教育中,儿童性健康权是儿童接受性教育的目的,儿童性教育的内容、方法、权限应当与儿童的自由成长、健康发展相匹配。因此,儿童的性受教育权与性健康权相互交织、互为表里,二者的结合意味着儿童性教育应当立足于促进儿童自由成长、全面发展,满足儿童在生理、心理、智识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推动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自我成就的实现。

  

   第二,儿童性受教育权应当得到及时、准确的实现。儿童受教育权具有依赖性,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必须依赖于父母、国家的教育实践。儿童成长过程中对性产生好奇或者困惑心理是身心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实问题是,虽然儿童享有性受教育权,但不知何时主张、向谁主张、如何主张。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要经历生理、心理、智识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急剧变化期。这个阶段的生理特征显著表现为性腺的发育与成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性意识和性心理变化。根据相关调查,受访小学生中大部分认为欠缺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不清楚自己是否存在这方面问题,绝大部分认为学校有必要开设性与生殖健康相关课程。[9]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对性教育具有很高的期待,迫切希望了解生理发育的知识、异性交往的仪式和方法、爱情和性对人生的意义、处理性欲的知识和方法等。[10]我国儿童普遍开始经历性早熟,他们在性意识和性心理上需要获得及时、正当的指导和教育,国家和父母应当及时、主动、准确地帮助儿童化解因成长而产生的迷茫和惶恐,正视并且主动接受这些变化。

  

   (二)父母性教育权的三重特征

  

   父母性教育权是指父母教育其未成年子女性知识的权利,是父母教育权中特殊的分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教育,首先属于父母教育权的范畴。父母性教育权具有三重特征。

  

   第一,在权利的属性上,父母性教育权既属于民法上的监护权,又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民法监护制度中,父母以监护人的身份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父母教育权是基于血缘关系、抚养监护关系产生的,父母对儿童拥有最初的、天然的抚养与教育权。父母将性教育寓于日常的抚养教育之中,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因此,法律确认“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11]有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了父母教育权,[12]有些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责任与自由。[13]虽然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这并不代表《宪法》不保护这项权利。制宪者可能认为父母教育权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14]“父母教育义务”条款主要是强调父母教育权的不可放弃性,并没有否定其权利属性。在我国《宪法》上,如何论证父母教育权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呢?曾有学者总结出三种路径:(1)从父母履行义务的角度,反向推导出父母权利;(2)以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利益为依据;(3)以人权条款为基础,并将第(1)种和第(2)种论证中的文本解释和法理思考结合起来。[15]本文认为,《宪法》第49条第3款的字面含义清楚规定了“父母教育义务”,并没有直接表达出“父母教育权”的内涵,不宜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角度推导出“父母教育权”。最佳的论证路径应是结合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这一人权条款,将父母教育权解释为《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因为人权条款“作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可以作为目的论解释的基础。”[16]所以,父母教育权属于我国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

  

   第二,在权利行使的目的与方式上,父母性教育权兼具利他性与权威性。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殖是“损己利人”的行为,因为“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孩子的生活既须父母供养,在父母说来总是自己的牺牲”。[17]父母对儿童的教育与抚养紧密相连,父母行使性教育权并非直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提升子女在性领域的智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也就是说,父母性教育权本质上是为了儿童在性领域的受教育权服务的,儿童是父母性教育活动的直接受益人。例如,《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儿童进行“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目的是帮助儿童“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18]而不是提升父母自己的能力。这种利他性也就构成了对父母性教育权的内在限制。基于利他性原理,父母性教育权相对于儿童而言还有具有权威性,具体表现为管教、约束、纠正儿童的行为。这里体现了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平等性。例如,出于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目的,父母往往传授与自己性观念相一致的性知识,要求子女保持与自己相同的性价值观。

  

   第三,在权利行使的时间范围与实质影响上,父母性教育权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逐渐弱化,教育的权威和实质影响终将为零。父母性教育权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权利,始于儿童出生、终于儿童成年,对儿童在性知识、性观念、性道德上的影响从“全方位包办”演变为“建议和说服”。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孩子总是会长大的,抚育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独立能力……抚育的目的是在结束抚育。”[19]随着儿童的不断成长,父母性教育权对儿童的影响逐渐下降,儿童对父母性教育的需求也逐渐下降,儿童身心成长与父母性教育权的实质影响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儿童的身心成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父母应当及时调整家庭内部性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强度,以对接、适应儿童的成长。

  

   (三)国家性教育权的基本定位

  

   国家性教育权就是国家在性教育领域中拥有的权力,儿童的社会化与培养合格公民是国家履行性教育职权的基本定位。

  

与通识基础课程(数学、语文、英语等)不同,性教育在功能上与儿童的身心健康直接相关,在内容上与多方面能力交织,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这表明性教育涉及的内容很多,不仅仅包含性知识。“一个人的性发育过程包含生理、心理、感情、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还与一个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密不可分,并且展现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之中。”[20]这意味着,性教育不仅要准确地传播性知识,而且还应当培养儿童独立思考、善于交流、勇于表达、自我保护、做出负责任决策等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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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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