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伟洪 张旭: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与实践基础

更新时间:2022-05-06 21:56:59
作者: 赵伟洪   张旭  

  

   摘要: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条件。经济全球化过程也是世界市场系形成和发育过程,这一过程越来越仰赖于制度构建和完善,在国际组织推动下,除了商品和要素的 全球性流动性,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市场规则、标准和制度的一体化。中国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既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也适应了中国由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需要。建议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制度型开放:以申请加入CPTPP、DEPA 为契机,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等领域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强化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功能,加快实行全面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推动“一带一路”制度建设, 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贸易规则纳入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制度体系。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时代背景;历史逻辑;实践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近二百年里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科技革命与分工的扩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融入经济全球化。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型,形成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世界贸易的主要特征。[1]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大大降低了商品的交易成本,也扩展了可贸易的内容,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和创新链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条件,中国走向开放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形塑,又成为21 世纪以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中国从实施对外开放起,就开始了向世界经济规则和制度靠拢的历程。1986 年我国发起复关入世谈判,改革原有的统制贸易制度,完善外贸、外资法律建设。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多边经贸规则为标准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进程加快。党的十六大提出建成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开放制度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将步入新阶段。

   在20 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国际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构建进行了深入考察[2];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制度缺陷进行反思的同时[3-5],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议题。[6]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国内学术界围绕对外开放走向制度化的趋势曾展开了预测。张幼文指出,中国加入WTO 的核心问题是开放的制度化,开放的制度化是把开放政策稳定化和规范化。[7]王燕梅在论文中提出“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说法。[8]江小涓指出制度性开放区别于以往政策性、倾向性的开放模式,具有更完善的法律保障,更体现中性开放,更符合多边体制管理要求等特点[9]。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来,经济学界对制度型开放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裴长洪、彭磊认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目标导向[10]。从国际国内规则和制度衔接角度,也有学者将制度型开放描述为制度的国际化融入[11]。戴翔、张二震则从经济全球化向制度型开放发展的新特征出发,指出制度型开放具有“境内开放”“政策协调”“规则导向”等突出特点[12]。目前关于“制度型开放”尚未形成精确定义。2021 年1 月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除了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13],从而为制度型开放确立了基本内涵和方向。所谓制度型开放,即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我国经济要在要素流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对外开放基础上,逐步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使中国标准、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开放新格局。从经济全球化历史前提出发,通过系统把握我国对外开放制度建设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和实践基础,有助于加深对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认识。

  

   一、我国构建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束了持续快速增长的黄金期,进入经济调整和缓慢增长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潜藏的问题浮出水面,以贸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逆潮涌动,经济全球化的分配问题愈加突出,新冠疫情的持续使经济全球化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制度型开放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共同目标,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一)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与表现

   2009—2018 年世界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较2001—2008 年的水平下降了0.6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下降了20.13 个百分点,货物进口增长率下降23.93 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增长率下降9.64个百分点。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令2020 年世界经济发展陷入1960 年以来最低水平,GDP 增长率下降 3.4%,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下降10.4%,其中高收入国家GDP 降幅最大,下降4.64%。[14]世界经济总体增长停滞下,国际经济循环发生深度调整,尤其是2018 年以来,逆全球化情势加剧。

   1.  “逆全球化”与全球产业布局调整。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滞胀”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世界主流经济思想,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由生产扩张向资本扩张转变,其中心是经济的金融化[15],这为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市场发展创造了优渥的条件,也客观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拓展。冷战结束以后,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型,世界经济体系加快形成,东亚地区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区域。同时,金融化使得资本日益追逐于高回报的投机性活动而脱离利润率下降的生产性行业,加剧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的趋势。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利用全球资本攫取巨额利益的同时,给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带来工作和收入的巨大损失。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市场的关联不断深化,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内经济安全也日益遭受来自国际金融资本的挑战。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呈现出反全球化的力量。[5]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也强。[16]自2018 年开始, 美国秉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从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与主要贸易伙伴展开对抗,发起了以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战略性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经济大循环发生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在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17]

   2.  全球收入分配问题凸显。经济全球化下,世界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1960 年,高收入国家GDP 占世界GDP 总量比重为77%。[14]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95.4%。[18]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及世界贸易份额均有显著增加。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GDP 总量由 1960 年的 23.6% 提升至 2020 年的 36% ,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 21.1% 上升至34.4%。相应的,发达国家的GDP 比重和贸易份额有所下降。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 年的19 亿降至2015 年的8.36 亿。[19]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于改善普遍贫困和提高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产业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和收入的增长。据估计, 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增加1%,人均收入增长将超过1%,远高于标准贸易带来的0.2%收入增长。[1]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对不同收入起点的国家都曾产生持续改善收入的效果,但增长开始和结束的时段有先后之别。21 世纪以来,高收入国家相对收入结束了1960 年以来的持续增长,转而下降;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对收入增长持续至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下降;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从21 世纪开始步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18]又据另一项研究显示,1988—2008 年,在全球最富有的人群(收入水平在1%分位)和新兴市场国家中等收入人群取得了高达65%和75%的累计收入增幅的同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及全球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增长缓慢甚至零增长。[20]显然,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整体收入改善,也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和一部分国家和群体收入的相对恶化,这反映出目前经济全球化分配机制的严重缺陷,这正是逆全球化出现的重要根源。[5]

   3.  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遭遇挑战。经济全球化现行制度是在战后初期奠定,在20 世纪90 年代进一步完善,适应了当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特征。随着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实践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20 世纪末以来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和贸易方式,难以在原来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规则补充。《2018 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全球服务贸易一半以上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21]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具有区别于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的特征①,因而很难将数字及数据流动直接纳入在WTO 现行的关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框架中。WTO 自1998 年通过《全球电子商务宣言》后在数字经济规则领域缺乏进展。美国、欧盟转向推动TPP、TTIP、TISA 三个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构建更高水平的贸易规则,以维持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在涉及数据流动的贸易协定达成数目增多的同时,主要经济体就数字治理的关键问题尚未达成共识。[22]第二方面,多边贸易体系、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体系共存,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1992 年全球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已达百个,2021 年达到351 个,其中2021 年当年生效的RTA 有41个。[23]美国“退群”以后,全球已形成CPTPP、TTIP 和RCEP 等巨型自贸区。WTO 所代表的多边主义制度如果不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第三方面,保护主义复兴对WTO机制构成了严重挑战。2018 年以来,美国实行“美国优先”原则,对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发起贸易战,试图以对等贸易替代比较优势下的自由贸易,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的制度。[24]受到美国政府阻挠, WTO 争端裁决机制的上诉机构陷入停摆,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规则造成了巨大挑战。②

   (二)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制度型开放以构建新发展格局

   2008 年以来,中国GDP 结束了两位数增长期,进入经济新常态,党中央果断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加快制度型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与周围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相比,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速度和科技总体水平的明显落后,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直接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244.html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