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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海外华商家族企业演化特征

更新时间:2022-05-06 07:47:25
作者: 刘平青 (进入专栏)  

   —、由家族企业到企业网络

  

   海水流到哪里,华商就漂到哪里。以家庭网络为支点拓展生活、经营空间,是海外华商创业的便捷选择。无论是在欧美、东南亚,还是在香港、台湾,无论是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还是小店小铺,海外华商企业一般都是家族企业。一个家族经营—企业或企业集团,或者几个家族共同经营。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有一段妙语描绘其企业,“就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追寻良好的管理必须要从个人的家院以及花园着手做起。相同文化,诸如语言、举止、形态,以及教育制度,可以对建立起早期的内聚管理工作队伍,做出巨大贡献。当集体协作及团队精神建立起来后,方能引荐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进来。换句话说,我建议在事后才在你的花园中介绍其他的花卉。”海外华商所钟爱的家族式经营模式,不仅为他们成就了家族事业,而且使这种传统的企业组织形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日臻完善,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和学习“东亚模式”的热潮。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家族企业家经营才能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企业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方式,形成具有中西文化特征“杂交优势”而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企业组织。海外华商创业型企业家一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践者。在他们的企业中,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往往洋溢着“家”式的温情。例如已故船王包玉刚平易近人,体恤下情,使他的公司始终笼罩在一种和谐、团结、向上的气氛中,就如同他的美满家庭那样。他在收购合并时,将现代股份制引入家族企业,使之成为上市公司,接受公众人士的监督,是一个成功地实践战略管理的典范。新加坡大顺集团成立于7933年,这个家族企业一直红火,接班人王发祥说:“我们兄弟的工作和职务分明,碰到问题时,大家会坐下来好好商量。公司的一些会议往往是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轮流在每位兄弟的家里举行,大家边吃边谈”。台湾最大的实业家王永庆,力图在企业中创造一种“切身感”,使员工以企业为家、忠诚于企业。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就善于接受和引进西方和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他强调要把华人企业家固有的勤奋精神与西方高效率的现代化制度相结合。在人事问题上,他逐渐把传统性的家族经营改为聘任制,使职工的升迁、加薪、奖金与退休都有章可循。

   表面上,海外华商家族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独自地参与市场竞争。其实不然,企业所需的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部分是由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或家族网络进行流通和配置的,这张网络不仅将海外华商家族企业连接成一个无形的整体,而且紧密地与企业所处社会环境和西方国家企业集团联系起来,为海外华商家族企业的运作营造出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正如雷丁(Redding,1990)指出的,海外华商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弥补了家族企业组织自身的软弱和不足。

   老挝的潮州华人陈氏兄弟,家族企业广布四大洲,它们并非—个统一的企业集团,而是形成典型的国际家族商业网。在法国,陈克威、陈克光的巴黎百货公司,已跻身法国最大批发业商号之列.在泰国有陈克齐的“世界出入口有限公司”,香港有陈克群的“昆仲和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悉尼有陈氏兄弟贸易公司,在美国洛杉矶有“联亚食品有限公司”,它们都以经营带有中国和东南亚特色的食品与生活用品为主,互为特角,互相支持。马来西亚的郭鹤年与印尼的林绍良在糖业、面粉业、运输业等方面合作密切,泰国陈弼臣的盘谷银行则是郭氏兄弟融资的主要来源。东南亚各国的华商财团往往与港台财团联手,建立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如郭鹤年在香港开办的酒店.房地产和传媒业,合作伙伴有林绍良、陈弼臣、李嘉诚、邵氏家族及中资机构。华商网络是由各种纽带结合而成的多个关系圈层构成的.犬牙重叠,纵横交错,家族联姻是华商网络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种网络之下的商业交易在外人看来常常是不透明的,甚至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当家族企业扩大并走向国际化时,华商网络提供了联系的生意圈,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由传统行业到多业组合

  

   在异国他乡谋生创业的华商,由于缺乏充裕的资本、信息、技术以及成熟的管理经验、他们一般首先选择进入成本低、市场稳定的行业开始他们创业历程。

   对比表1与表2可以看出,从1930年到1970年.华商企业中农业产业和商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农业产业由1930年49.1%下降到1970年的14.9%,商业由1930年30.2%下降到1970年的15.5%;制造业.金融业的投资比例大大增加,前者从1930年不到5%增加到1970年的25%,跃居首位,后者由1930年的0.3%增至1997年的13%。新增行业除建筑业、运输通讯业以外,其他行业的比重也由1930年0.3%增加到1970年18.5%,可见.海外华商家族企业不断适应日益细化的行业分工,拓展经营空间。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资本实力增强.外部环境日渐宽松,海外华商家族企业不断向多元化跨国集团方面发展。素以“亚洲糖王”和“酒店业巨子”之誉称的郭鹤年,他所领导的企业集团,是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多元化跨国性大型企业集团。其主要投资区域及产业包括:马来西亚(玻璃种植、联邦面粉、拉曼锡矿、彩虹产业、沙洋酒店、UBN控股、Jemeh保险、嘉道电影院),新加坡(PacificCarriers香格里拉、GB控股、LeoProperties、AllgreenProperties),中国大陆(北京国贸中心、香格里拉、深圳南海油脂、可口可乐、上海嘉里不夜城、上海商贸大厦、国际公寓)、香港(嘉里集团、中信泰富、香格里拉、香港仔游艇会、香港电视广播、电视台企业国际、南华早报),泰国(香格里拉、Wattanathani、泰伦亮嘉里发展)、菲律宾(郭氏兄弟<菲>地产、香格里拉、宿务控股v地产>),印尼(GennungMadu<种植〉、香格里拉、Broderick<贸易>),法国(SucdenKerryInti.SKIP<贸易>),德国(Marimpax<贸易>)。

   由表3和表4不难看出.房地产业是倍受华商青睐的投资发展和经营领域。1995年家族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的7位马来西亚华商中,6位都将房地产业作为主要业务领域(如表3所示)。具体到闽籍东南亚华商,1996年家族资产在10亿美元以后的43家企业中,28家以房地业为主要财富来源。金融业(包括银行、金融、保险业)日益成为是东南亚华商创造财富和积聚资金的主要工具。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商金融业因当地化政策而受到发展限制,但经过90年代的开放,金融业在华商经济中已恢复到较重要的地位。43家家族资产在10亿美元的大财团中,有24家以金融业为主要财富来源。海外华商家族企业行业扩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内发性扩张,即通过企业内部自我积累,以利润转化为再投资的方式不断创设、组建新的企业;另一个是重组扩张,即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和协作等方式,不断扩大企业涉足的行业范围。

  

  

  

   三、由漂海移居到回乡投资

  

   家庭或家族制度,以其丰富的内涵、多彩的形式和多元的弹性结构,表现出跨越时空的经济社会功能。一定情况下,它可以结成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线,包括拟亲缘、地缘关系在内的关系纽带,甚至编织成强大网络。大量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要素可以通过关系纽带交换或流动,这在一定环境中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保证资源的获得。海外华商跨越国界,也正是以这种纽带为依托,在亲友相携、同乡牵引下,相继来到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地谋生创业,定居繁衍。这种由家庭或家族纽带串起的移民链,在海外华商流动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流动决策的依据。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且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通过官方外交和外贸交易提供的信息毕竟有限。真正影响流出决策的信息是通过家庭或家族纽带传递的,纽带中的人主要是家人、亲戚、朋友、同乡等。这种渠道传递的信息一般具体到在什么国家或地区,大概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收入水平和工作生活条件如何等等。其次是海外华商繁衍的基地和生存发展的胎盘。作为移民,海外华商旅居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生活动荡不安。他们无时不感受到来自所在国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与压力,甚至不时面临反华排华的恶浪,唯有以家庭或家族纽带为依托,凝聚成团,集会结社,才能互助谋生以及维护自身利益。海外华商在流入国正是以这种纽带形成共同生活的地缘关系群体。华侨华人移民链和同乡同族聚居,形成了早期海外华侨的地域性网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家庭或家族及乡土观念的牵引下,海外华商成为中国大陆招商引资的第一人,他们不仅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也是外资向中国投资的排头兵。从海外华商的投资区域来看,一方面他们为报答乡梓,在家乡创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在家乡或家乡以外的地区投资办厂。虽然海外华商在大陆投资范围广泛,但投资密集区主要是在广东、福建等侨乡。这也许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将引进外资的经济特区开设在这些省份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统计资料计算,1979-1994年的外资投资额中,港澳资本占60.76%,台湾资本占&83%,东盟国家资本占3.68%,美国资本占15.76%。如果认定东盟国家资本主要是来自该国的华商资本的话,那么,广义上的海外华商资本则占了中国外资投资的73.27%o

   海外华商回国投资,不仅具有直接的投资乘数效应,而且对其它非华商外国投资者具有重要的示范功能。正是海外华商起到的“抛砖”作用,1992年后便引来外资之“玉”大举进入中国大陆,1992-2000年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的93.6%,其中的原因还在于国家政策推动。另据《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等资料,1994年至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037亿美元,其中香港资本达995亿美元,占总比例的48.85%,澳门资本为23.5亿美元,占1.15%,台湾资本为162亿美元,占7.96%,东南亚五国的资本为153亿美元,占7.5%。广义上的华商资本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65.5%o华商资本虽然在整个外资这块“玉”中比例有所下降,但其作为“玉”之内核的作用不可替代。

   资本流动的动力是追求高额投资回报。需指出的是,家庭或家族观念是海外华商回国投资的“触动器”,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当属经济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战后三十多年的发展,海外华商企业面临着投资收益率下降,产业需要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二是通过多年发展已经聚集到大量的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这两种需要汇聚形成海外华商对外投资的内在动力。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各种优惠政策争相出台。久别“故里”的海外华商,心中一直充满着对家乡的眷念,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文革期间留守大陆的家族成员因有海外关系而遭受迫害的阴影挥而不去),回到自己十分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投资办厂。从此意义上说,海外华商与祖国大陆是休戚与共、不可分离的生命共同体,中国“招商引资”也是基于对海外华商家乡观念的激发,是家庭或家族这“又一只看不见的手”跨地区发挥作用的结果。

  

   ■本文作者:

   刘平青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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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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