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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晓星: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及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

——以四川省Y县为例

更新时间:2007-02-27 00:55:48
作者: 富晓星  

  

  「内容摘要」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艾滋病易感人群,受到来自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和多方力量的关注。本文把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的组织进行研究,在成功掌握这一群体组织特征、流动规律的基础上,给予艾滋病防治本土的组织性应对策略,提供人类学在当今社会难题解决过程中的应用实践。

  关键词:性服务者;艾滋病;人类学;文化;组织;流动

  「作者简介」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士生。北京:100872

  

  1 引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者之一,女性商业性性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性服务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姐\"、\"妓女\".[1]近年来,这一群体的艾滋病感染比率不断提高,[2]日益严峻的现状促使政府将在性服务者等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干预提上日程。

  本文关注的就是如何从人类学的角度设计有效的文化与应用实践,为解决这一社会难题提供政策建议。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疾病尤其是性病和性服务者的生活是紧密相联的。论及这个问题,建国前的资料往往集中于\"花柳病\"的类型、患者的悲惨下场、控诉旧社会娼妓制度等,而性病流行状况、治疗过程、健康观念等的观察则是缺乏的(王书奴,1998;武舟,1990;孙国群,1988;李文海,2005).建国后,禁娼政策的有力实践曾一度杜绝了卖淫嫖娼现象,新政府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根除性病的工作中,此时疾病的治疗已经超越个人健康的需要,强调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一夫一妻制的实行)的政治话语服务(贺萧,2003;北京市公安局,1988;天津市公安局档案馆,1950;杨法曾、贺宛南,1988)。改革开放后,性交易活动再度兴起并迅猛增长,性传染病在根除近20年后再度出现。卖淫现象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一方面旨在防止其危害既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缘于其对公众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恰逢其时流行于全球的艾滋病作为社会控制和关注公众健康的载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中发挥着作用。这体现在:性病和卖淫之间存在的联系使政府把控制卖淫作为控制和减少性传染疾病和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手段(Evans ,1997);同时艾滋病的\"性传播\"被利用为中国的\"性革命\"出现以后\"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线希望\"(潘绥铭,2002).然而,种种措施并没有阻挡艾滋病前行的脚步。20世纪90年代,我国艾滋病流行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3]社会政策的倾斜及大量国内外组织资金的注入推动政府在高危行为人群中开展了一系列防艾干预实践。[4]

  进入21世纪,艾滋病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媒体建构的\"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政府部门和各方力量采取更宽容、更人性化的防治措施针对艾滋病\"高危行为\"而非\"高危人群\"进行干预。

  性服务者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终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姿态,在道德风化控制的缝隙中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诚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无疑为性服务者的健康保障搭建了政策语境下的快捷平台,如今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公开地通过各种途径关怀这一群体;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首先,社会公众道德化的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和流动性强,我们很难找到她们,毋需说有效地控制疾病;其次,政府在采取保护性(鼓励和帮助高危行为人群改变不安全行为)或惩罚性(对高危行为人群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的决策上陷入逻辑的两难(夏国美、杨秀石,2005),一些初具规模的干预模式和经验往往由于部门间的职能冲突而遭中断。

  同时,医学科学一直主导着包括性服务者在内的各类高危行为人群的防艾实践的话语权,其对致病原因与临床病症的关注忽视了疾病产生和流行的结构和文化等质性因素;上述诸种状况导致了性服务者防艾宣传和干预工作单一化、分割化的现状,即生物医学思路不能随人群流动而及时调整和转换,从而无法有效和持续地开展工作。

  社会科学力量的参与有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对于艾滋病防治事业的贡献及创新之处在于,其对世界观(某一人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对于理解艾滋病危险性以及设计干预方案起着重要的作用(Michael Duke、李江虹,2006)。同时,其一贯倡导的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有助于与性服务者的接近和交流。本研究的田野工作表明,掌握性服务者的组织和流动特征是找到目标人群并有效控制疾病的方式之一。

  这是基于人类学对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观察得出的本土应用性策略,也为更好地贯彻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依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资料是在2004~2006年于四川省Y 县及周边地区进行的项目调查中获得的,研究方法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

  

  2 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的组织

  

  从早年致力于研究部落社会的学院派角色,至参与并指导当代社会发展的政策顾问甚至决策者,人类学家需要从田野体验以及书面和口传的陈述中寻求社区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庄孔韶,2004).大至有严格家礼、续谱、乡约制度的严密的宗族/家族组织,小至进城务工的松散的小保姆群体,各类组织都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涵摄中。

  在\"体面的社会\"与它的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的人。她们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拒绝的社会(安克强,2004).即便不是在艾滋病防治背景下,单单理清性服务者在时空变换场景中,在主流社会及其边缘\"游走\"的行为与特征,就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绝妙视角。

  人类学所关注的正是非公娼制下,性服务者在主流社会及其边缘\"游走\"的过程,即这一群体组织和流动的动态过程。性服务者和一般流动人口不同的\"游走\"的私密性决定了对这一人群的关注,不可能是制度化的静态的实体或者说是正式组织[5](如学校、机关、医院、企业等)的研究(于显洋,2001),如果抽离流动过程中一个个静态的时空断面进行剖析,隐藏在性服务者行为选择背后的地方文化系统的动力及其意义就会凸现。换句话说,研究性服务者的组织是和她们的流动紧密契合的,而我们所要描绘和把握的恰恰是作为文化的旅程。那么人类学在完成传统的学术诠释工作后,以艾滋病防治为切入点,发现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并转换成具体的行动和实践,则是文化旅程的一个应用角度的终极意义所在。

  

  2.1性服务者\"入行\"方式——亲缘、地缘的文化特征

  笔者的调查显示,Y 县的性服务者大都是从其周边农村社区流入县城区从事性服务行业。

  目前Y 县约有性服务者1000余人,相对固定的约有310人(中英项目,2005).性服务者\"入行\"的方式有明显的熟人帮带特点,亲缘地缘特征明显,以这种方式入行的比例占我们样本量的58.33%(有效样本量64人).细说其中的关系,又可分出同乡、近亲和远亲,还有熟人、同学、朋友等。

  可以说,性服务者的外出流动与普通农村人口依靠同族/同宗/同乡/地方关系等向城镇流动具备一定相似性,因为性服务者本身就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从1980~2000年,Y 县所在的X 市的农村劳动力从180.2万人增至231.5万人,可耕地面积却从33.4万公顷减少至27.9万公顷,[6]人多地少的困境造成大批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有所松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可以允许农民进入的\"自由活动空间\"(李强,2004).农村\"推力\"(收入低、无好的发展机会等)和城市\"拉力\"(见世面、收入高等)的整合促使农村人口希望找到合适的渠道进入城镇工作;这时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初级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

  布尔迪厄的习性论主张,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产物。习性是用它所孕育的有关习性的整个历史来选择和扩充刺激的(布尔迪厄,1997).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产生了适应性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并通过文化的濡化内化于心成为成长的基础,因此习性是时空的产物并在时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Y 县宗族组织发达\",无论大族小族,兴衰与否,都立有族规,以规诫子孙从善去恶\".[7]通过对性服务者小朱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她来自一个有几个大姓组成的村庄,她就是由一个同姓的姐姐带出村庄的;至今她仍旧清晰地记得家乡祠堂的模样。人们对于往昔过去的记忆成为\"深具意义的历史\",因此宗族亲属关系、传统地缘关系在当代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运转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人们的行动依然会直觉性、惯例性地依赖传统和家庭。日常的惯例是本体安全感和本体意义上的信任赖以形成的基础。而这种本体安全感与信任又是日后种种信任赖以发育的基础(郑也夫,2001).因此在Y 县甚至是整个中国乡村社会,那些很早离乡并\"小有成就\"的乡村社会的\"熟人\"(同族/同宗/同乡/同学),最易获得家族原生性认同与人格信任,甚至年轻人在初次职业选择上都会采取盲目信任和执意追随的态度。那么在进入城镇后,流出人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仍旧紧紧依赖这种自组织的信任网络。至于性服务者的从业原因,则是另一层面的讨论;进入城镇后,由于个人经济、家庭、情感、心理等种种复杂因素,一部分农村女性在二次或多次职业流动时选择了这一特殊行业,笔者在此不赘述。

  

  2.2性服务场所的分层和老板的\"家长\"权威

  Y 县的性服务场所根据卫生状况、格局陈设、小姐外形等指标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其中高档场所5家,中、低档场所39家。[8]场所内部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性服务者的出台价格。一般来说,高档场所的性服务者出台费平均为130~150元,老板从中扣取30~40元;中档场所出台费平均为50~80元,老板扣取10~20元;低档场所出台费20~30元,老板扣取5~10元不等。

  大部分性服务者的工作场所和住宿场所在空间上是合二为一的或是相邻的,因此场所的老板对该部分人群有很强的操控能力,这尤其体现在中、高档场所的管理之中。首先是严格的上班时间规定,天冷时晚6~7点上班,天热时晚8点上班。其次是老板负责安排性服务者的食宿。她们一般吃中餐和晚餐,老板会自己做饭或由自己的家属或雇熟人来做饭。性服务者多称呼老板为\"哥\"、\"姐\".这种时间、空间的紧密联系和情感上营造的亲密关系,好似一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老板具有绝对的\"家长权威\".Y 县城区娱乐场所的当地客人较多,和老板又很熟悉,如有性服务者\"不听话\",老板会在安排客人方面给予性服务者惩罚,将熟客安排给\"听话\"的性服务者,而这直接影响到性服务者的经济收益。而当性服务者与客人发生种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冲突时,老板往往会由于熟人关系出面进行调解。Y 县的部分娱乐场所有相对密切的联系。有\"邻里场所\"(地缘临近)和\"熟人场所\"(甲老板是乙老板的朋友)之分。老板在生意繁忙季节,也可通过人际网络组织各自的人力进行\"串场\"(即借用性服务者进行性交易).

  在对Y 县性服务者日常生活的观察中,我们发现除却亲缘、地缘的组织特征外,业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各地性服务者汇聚到一个娱乐场所,由于相似的年龄、家庭背景和共同工作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使她们彼此认同并建立信任关系。没结婚的性服务者经常一起逛街、打牌、上网打游戏、聊自己的恋爱故事;结婚的会谈不幸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以及如何赚钱等。业缘关系中又交叉着部分的亲缘、地缘关系,使得在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事项中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很自然地融入至自组织的信任网络,并在接续性的流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3性服务者的垂直流动和平行流动——姐妹圈带入

  性服务者由于各种原因,也会在各娱乐场所之间流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客人追求新鲜感,促使老板不断更新场所性服务者,以增加其经济收入。2005年末在对Y 县一个娱乐场所老板的访谈中,他提到大多数场所的性服务者每隔3~4个月就会发生大换血。

  (2)性服务者在主观愿望上总是为寻找条件更好、收入更高的场所而努力,并尽力通过各种关系和机会向更高档的场所流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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