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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晓星: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及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

——以四川省Y县为例

更新时间:2007-02-27 00:55:48
作者: 富晓星  

  这里就存在根据场所分层而进行的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的垂直流动。

  由低至高的情况比较少见,这个过程牵涉到人情等复杂因素。常见的是由高至低的流动,不难理解当性服务者年龄渐增,容颜渐老,如继续留在高档场所,就无法与其他年轻貌美的性服务者竞争,因此她们会选择向中、低档场所流动。

  (3)除却老板安排的\"串场\",性服务者自身也在场所之间进行平行流动。同一地点或场所的性服务者间的交往较多,在第二次乃至接续的流动过程中,她们往往选择从业姐妹结伴同行。或者有一两个\"急先锋\"先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感觉好就相继介绍其他姐妹过来。

  性服务者流动频率高,从一个月到几个月不等,也有个别人呆得时间较长,在同一个场所会停留一年以上。性服务者小胖给笔者的印象就是不安定。笔者3月份和她联系的时候,她和同行的3个姐妹已经从Y 县流动到了成都,五一黄金周她们又跑到内江\"淘金\",黄金周后她们又返回Y 县。此外,广东、云南的县市地区,也是Y 县性服务者偏爱的流入地。从上述的垂直流动和平行流动中,我们看到性服务者仍旧采用姐妹圈(亲缘/地缘/业缘)带入新从业地点的惯常流动方式。从性服务者入行→日常生活→流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姐妹圈贯穿并嵌入在性服务者的生活中,并随人群流动而流动。在跨场所、跨地区的流动过程中,基于亲缘、地缘和业缘建立起的姐妹圈信任网络,使她们在生活上彼此照顾,精神上互相关爱;如生意不好时互相借助金钱,生病时一起买药看病等。家族主义和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在动态的文化过程中得以体现,在农民社区我们有可能在一个社会与人事过程中获得一组亲属的\"身份\"性的本分行为(庄孔韶,2004),如将这种理念和行为移植到流动的性服务者群体中仍然奏效。

  

  2.4家乡和场所的循环流动

  笔者调查显示,性服务者具有季节性流动的特点。过年一般返乡(占89.58%,有效采计量64人),农忙时节也有部分返乡的。如果春节期间娱乐场所生意较好,近距离的性服务者有回流现象。

  由于这个行业需求量大,特别是对新鲜面孔的偏好,老板也会在性服务者回乡之前叮嘱她们带新人出来,于是随着新年的开始,新一批性服务者从农村又开始流入城区。

  很多性服务者按月或每隔几个月就给家庭汇款,而上述特点也与前面所述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总体特征是相符的。正如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挣够了钱,最终要回到家乡一样,性服务者的梦想一般都是积累一定的资金,回家开个小店或做点小生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缘于城乡地位、身份、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以及叶落归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缘于性交易的高回报率使得性服务者不太接受其它回报率较低的职业,因此在走出这个行业后,她们倾向于做小本买卖。这样的生存方式更加自由、轻松、在收益上也相对较好。但是,她们设计未来职业并未考虑到小本买卖的风险性,如果生意蚀本,就很可能导致她们重新进入性服务行业。这是一个怪圈,一旦被卷入,在这个圈中进进出出多少回合也是有的;这同时是一个围城,她们在城里城外来来回回地游走,在自我道德许可与传统乡规民约的矛盾与隐瞒中挣扎,何时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宁静的栖息之地?

  

  3 性服务者的艾滋病易感因素与防治对策研究

  

  性服务者工作生活的种种细节中都可能存在传播HIV 的危险,而这些传递危险行为的细节和微观层面上的行为动力可通过人类学田野来观察获得。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性服务者的艾滋病易感因素如下:

  (1)相当一部分性服务者年纪较轻,她们性器官发育不完全且性生活史较短,因此性器官在较频繁的性活动时更容易擦伤,并导致炎症和性病。而当炎症和性病处于长期\"治而不愈\"的状况时,性器官就等于向体液开放,这就大大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调查表明,低龄性服务者已经染上轻、中度性病的人数占80%左右,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可能感染HIV 的易感群体。①「数据来源:访谈Y 县所属Z 市的疾病控制中心医生。」

  (2)性服务者与客人协商安全性行为时处于劣势,如果客人执意坚持或态度粗暴,往往很难达到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性服务者甚至遭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重创。

  (3)社会公众道德化的歧视迫使性服务者转入地下,隐蔽性和流动性强;此外,她们缺乏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知识,往往是出现症状也不知治疗而继续无保护性服务活动,从而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

  (4)误诊和用药不当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Y 县疾控中心就医的性服务者中,大约有20%~30%的人属于用药错误而使性病久治不愈甚至加重。对疾病和药理完全不了解和羞于就诊都是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比如淋病、梅毒和霉菌感染,患者本应使用不同的药物治疗,但是很多时候性服务者则是根据想当然或无根据地模仿其他姐妹用药的状况照方买药(非处方药),因不能对症下药,常常贻误治病良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既然不懂药,于是干脆采取简单的用清水冲洗性器的处理方法,这也属不当处置。

  目前,疾控系统采用国际通行的行为改变策略和实践,在性服务者群体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干预工作。如通过外展和同伴教育等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促进安全套使用和鼓励接受性病诊疗与生殖健康服务等综合干预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在汲取国际社会行为干预成功经验和知识的同时,人类学家认为应把问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转向行为发生的文化情境以及组织这些行为的文化象征、意义和规则上\"(Parker,2001)。笔者在Y 县的田野工作表明,人类学应在知晓特定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规则的基础上——对性服务者组织与流动的理论研究在先,将降低危害的知识和信息在原有的意义系统中进行阐释——\"经验远离\"至\"经验接近\",并通过文化的转换与调适,将更新了的信息与策略整合到区域性活动中去——一一寻求对应性组织应对策略,这是人类学导入应用性工作的重要前提。基于人类学的理论诠释,我们针对性服务者群体提出的具体艾滋病防治建议如下:

  首先,根据Y 县性服务者的同宗同乡的组织特点,在性服务者流出地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宣教。

  如前所述,这一特定人群入行往往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或女性姐妹圈带入的方式进入性服务行业。

  由此可见,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熟人间的亲和与互利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相当稳固,并在当下的时空场景中维持其持续性和韧性。农人记忆中的宗族戒约至今影响着他们对于某些职业的态度,同时传统宗族中诸多族规名目,如孝父母、睦宗族、规范夫妻关系、族内互助等对其内部成员的具体行为具有规约、监督的作用,这也是社会控制的有效资源。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来源于人的内心,它是与文化\"濡化\"相配合的过程(庄孔韶,2002).因此在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有效地利用宗族亲属关系网络时,需将社会文化资本的运行引向积极的方向,避免有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杀熟\"[9]现象的出现;注意整合宗族亲属系统与地方乡村行政系统的资源,对外出务工人员(不仅仅是性服务者,因为她们往往隐瞒工作实况)开展包括道德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综合宣教活动。这就从性服务者的输出地源头上能进行有效地、有组织地干预。

  其次,在性服务者的平行流动和垂直流动中,更大范围内的同乡、同村、同学、同业的联络组织和结伴流动方式是性服务者经常采用的;所以通过她们的姐妹圈进行姐妹之间的防艾知识的交流是相当必要且有效的。目前公共卫生界偏爱在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分割式的单一宣教,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目标人群流动、事倍功半的静态举措;而姐妹圈带动性服务者流动是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是可以掌握性服务者流动的发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关联性及其自组织的文化特点并有效切入的。就\"干预\"本身而言,是外在力量介入特定文化组织的一个过程(李,2004),而最为有效的方式是让组织内部的成员,即性服务者自己来防病。因此我们要发动性服务者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参与,自己教育自己,才能达到有效干预的目的。

  我们应该致力于在性服务者中发展\"骨干小姐\"(圈内人际网络广,威信高),对她们先期进行防艾知识尤其是性病诊疗知识的培训——多数性服务者罹患性病,并且部分人错误地模仿其他姐妹用药买药,常常贻误治疗性病的良机。\"骨干小姐\"使用姐妹们熟悉的语言和方式,灵活开展姐妹圈的同伴教育,这样在流动过程中进行性健康与艾滋病知识普及才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调查发现,娱乐场所老板对性服务者有很强的操控能力,所以要重视老板在防艾工作环节中的重要性。建议疾控部门可与娱乐场所老板签订艾滋病防治项目责任合同书;发展娱乐场所老板为同伴教育员,负责对场所内的性服务者进行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培训。鉴于性服务者流动性大的特点,应对场所新来者及时进行培训。通过建立奖惩制度(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将艾滋病防治业绩同娱乐场所的经营利益挂钩。同时由于性服务者在与客人协商使用安全套时处于被动地位,老板可利用其与熟客之间的穿梭能力,出面解释劝说,从而提高性服务活动中的安全套使用率。

  第四,农忙时期和春节期间是性服务者流动的一个高峰期,绝大多数性服务者要返乡过年和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在农村社区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培训工作要充分抓住这两个黄金时期。同时,在返乡期间,该人群可能再次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和姐妹圈关系发生新的二次流动,因此在这两个返乡流动高峰期前,要加大力度开展性服务场所防艾知识宣传和同伴教育工作。

  第五,利用妇联组织对应性地进行细致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形成\"组织\"对\"组织\"的对应模式。妇联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在行政隶属上又属于政府机关,其政府NGO 的性质有利于推进和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性服务者的干预活动。其次,妇联组织具有遍及城乡的网络,可以利用其网络影响、动员、培训和吸引妇女干部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全面进行市县乡村各级的性服务者干预活动。再次,妇联作为妇女的\"娘家\"组织,容易赢得性服务者的信任,而且妇联将性别视角及性别意识作为项目活动的原则,将会充分考虑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情况。因此建议妇联组织在性服务者流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干预,如一方面确定对回乡性服务者开展宣教和帮扶;另一方面按照Y 县与周边诸县性服务者跨省流动到广东、云南各地的聚居规律,让两省的地方妇联联手利用同乡关系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

  第六,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层体系长期存在,致使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同时滞后的还有中国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很多农民无力供子女上学,同时由于儒家传统的\"香火\"观念,以及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农村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因此女性在受教育的权利上处于弱势,早年辍学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官方学校系统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与艾滋病知识教育相当薄弱,也比较迟,这从前述的性服务者艾滋病易感因素就可见一斑。因此建议适当提前农村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知识教育,并编写适合这一年龄阶段心理特征的相应教材或读本。

  

  4 结语

  

  改革开放后,禁娼与驱娼存在的悖论使性服务者生存于权利控制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真空。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关注这一特殊人群的健康和相应的医疗保障是失语的。艾滋病的流行使性服务者备受重视,然而其双刃剑的性质,以及疾病与性服务者的角力成为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在目前的中国\",性产业\"虽然仍旧是非法的、地下的,但是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运行机制(潘绥铭,1999).如何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了解这一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健康、疾病、治疗与文化的联系成为人类学观察的焦点和应用的意义所在。对四川Y 县性服务者群体的描述显示,四川性服务者的组织和流动不仅追随着中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巨大潮流,而且有其秘密流动的特点;其中同宗、同乡、同学、同伴等组织特征,既有血缘、地缘,又有业缘的联系。这种非公娼制大背景下,地方自组织与流动方式为艾滋病防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人类学的贡献在于完成对地方性服务者组织和相应人群的文化观察,从而提供政策回应的知识基础;以及推动政府和相应机构完成艾滋病防治的有效策略设计和社会实践,并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与Y 县相似社区)进行推广。

  同时在从文化、社会和行为角度理解流行病复杂性的过程中,一些延伸性的问题又进入我们的思考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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