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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

——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2-05-05 21:54:03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他说:“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两个月后,李大钊又在《青年与农村》中感叹,俄国革命“总算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

   不难发现,李大钊的“新纪元”充溢着“世界大同”的理想。对线性进化论深信不疑的他将“人群进化的轨道”比作“一条线”,而这条线自然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李大钊在为《少年中国学会丛刊》写的跋语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民主“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的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过程”。另一位《每周评论》的重要作者王光祈也憧憬着“世界大同”,在《国际社会之改造》和《国际的革命》里,王光祈均抱有“世界大同”的决心和“国际革命”的意念。他对无政府主义倡导的“工读”情有独钟,并且已经开始为此而“直接行动”,筹建少年中国学社以及“工读互助团”。

   其实,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陈独秀也在欢呼,但他的激情与欢呼似乎比李、王要短暂得多。他随即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到国内政治上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所发表的《除三害》、《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以及社论《国防军问题》、《为什么要南北分立?》等,无一不是着眼于国内政治的。他所特别关注的国内的“南北分立”等现实政治问题与李大钊等人所憧憬的“世界大同”的“新纪元”正相对照。与李、王的政治浪漫主义相比,陈独秀更显出务实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风貌。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一涵倒更贴近一些。后者在《每周评论》第4号、第6号上发表的《什么叫“国民制宪”》、《真真费解的“国民大会”》也是有关国内政治现状的评论。

   然而,大同社会未必不是陈独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中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人民主权论之所以为近代知识人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士人的大同理想在形式上相契合。如果说以前英伦的宪政民主思想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共同组成了陈独秀的政治哲学,他对宪政、代议制、国家和法律一直取认同态度的话,1918年12月到1920年7月,一切都在随着国内外社会思潮的变化而急速地变化着。

   1918年12月以后,陈独秀所写的时事评论不仅是数量增加,内容上也呈日渐激进化的趋势。与李大钊的政治浪漫主义由于存有“互助”“爱人”,其思想相对而言更加理想化、理论化,从而消解了其中可能的内在紧张不同,陈独秀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思想存有明显的内在紧张。他在要求“除三害”、谴责“威大炮”、鼓吹“直接行动”、赞扬俄罗斯革命以及抨击法律的无用、议员的无能同时,也明确承认法律、国家的现实合理性。从1919年2月开始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直到4月20日才连载完毕。在此文中,陈独秀谈到国家与法律存在的必要性。他虽然也反对法律之下的罪恶,但仍强调“尊重法律的假面”的重要。至于代议制与政党的作用,他在此文的最近一节《宪法问题》中也明确表示肯定。他指出:“有一班人主张宪法应当由国民自己制定,不能委之国会。因为国会有政党作用,他们议定的宪法,是合于多数党的意思,不合于全国国民的意思。这话却似是而非:试问国民制议,是国民直接行动呢?还是用代表的方法呢?若是主张国民直接行动,我却十分赞成,这种办法若当真实行起来,恐怕他们要吓死。若是仍旧选举代表来组织一个制宪机关,却仍免不掉政党作用,和国会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分别?”

   如果把1919年1月19日发表的《除三害》中,“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看作是陈独秀“直接行动”的愿望的话,这个愿望在“五四”发生后便转换成了号召,他进而喊出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尽管陈独秀所谓“直接行动”式的“征服”在此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都并非指“暴力革命”,而主要指的是像“五四”学生这样用和平的方式示威游行,进行“社会制裁”,以达到影响政府政策,改革政府,甚至替代政府的目的。但是,“直接行动”本身即是“社会革命”的一种表现。有意思的是,李大钊虽然更加激情化、理想化,但在和平转换到民主政治的方式上,却比陈独秀更温和,这一点从李与胡适等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就可以看出来。

   由《每周评论》附录的北京《晨报》上《市民运动的研究》一文所列出的三点“市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正可从外在影响上解释为何陈独秀等转向直接民主。文章指出:“民众运动,本为弥缝多数政治不平而起的。发生的原因有三:(一)因为间接发表民意的代议政治不及直接行动的真实”。“(二)因为法律上承认多数政治,少数人和新上来的阶级的意见不能在政治机关内取胜”。“(三)因为政府不中用,或国家又弱又小,被强权迫压住了”。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他的关注点的变化,特别是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成了思想变化的关键。以前是思想启蒙,间接地参与政治,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思想基础,现在也是间接参与,但笔触直指现实政治,批评的是军阀、政客和北洋政府的政策,议论的也是南北分立等敏感的政治问题。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感的缩小让陈独秀受现实影响的机率大大增加。而他愈贴近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反过来对他的影响也愈显著。

   如果说,以前陈独秀思想中对于政党政治的怀疑一直与认同政党合法性并存的话,“五四”学生运动对他的直接启发便是逐渐强化前者的同时消解着后者。应该说“五四”学生运动为“直接行动”或直接民主的方式以及“社会革命”提供了中国式的现实图景。而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直接刺激了陈独秀对宪政以及政党的反叛。6月8日他的《立宪政治与政党》似乎最终宣布它们“马上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相比之下,李大钊对“五四”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他似乎仍将思想理论置于现实政治之上。“五四”后《每周评论》发表的李大钊的比较重要的文章中,如《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阶级竞争与互助》等都不是直接针对“五四”的。而李大钊的这些随感更多时候是在面向世界。其中充满了“光明”、“黑暗”、“解放”和“互助”之类的词汇,而与这些词汇相联系的则是“世界”。比如他说:“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可见,现实关怀在李大钊仍是充满了世界主义精神和启蒙理想的。

   关注“社会革命”,必然进而关注到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以及同时发表的另一篇随感《吃饭问题》文章里,陈独秀都强调“吃饭要紧”。 同样的话语也在李大钊的文章《面包运动》里出现。 在现实的层面上看,陈、李的诉求是一致的,他们开始将眼光下移,关注到下层的“劳工”问题。李大钊在另一篇论及少年中国学会所倡导的“工读”运动的文章里将解放“劳工”,解决其吃饭问题直接与经济组织的改变相联系。 从陈独秀注意到“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覆”,  也可以看出,这种取向也与一战后遍及世界的关注“劳工”的思潮有关。但就理论层面言,陈独秀显然还没有像李大钊那样把“面包运动”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按:李大钊在早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里就把俄国革命当成索取“面包”的革命。原文收入《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5-59页。)

   史华慈发现,中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对陈独秀、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产生影响。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后的思想变化,一方面得自外来思想和国内外具体事件的共同作用,另一方面对民主实现和“社会革命”追索的迫切性也让他们不可能根据具体现实而只能根据固有的理念来构想一个新的理想中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所起的作用,并非是主动的,而很可能是由于现实中学生以及民众运动与直接民主相符而使卢梭理论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地强化。

   和陈独秀一样,卢梭人民民主观与密尔宪政民主观也是李大钊民主理论主要的思想资源。他和陈独秀都没有特别在乎两种民主观的根本分歧。这与他们以“为我所用”的方式应用西方的民主资源,而未从更深的层面研究民主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但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不同点正在于,陈独秀是想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他向往的全民或广泛民主的理想,而李大钊则是想借助“社会革命”来建构一个理想中的充满人道精神和互助道德的新社会。这时候的陈独秀与李大钊虽然没有像卢梭一样强调“公意”,但实际上对“公意”表面所呈现出的“众意”表现出认可,不然也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何将学生及民众运动视作实现人民民主的希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寄希望于“社会革命”以满足“社会公正”“社会平等”要求时,也抽空了“个人自由”这个民主的基础。而仅有抽象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缺少个人权利的前提或者缺少具体落实到个体身上的可能,“社会公正”、“社会平等”也是无法真正得到保证的。有学者指出:新文化派“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 尽管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存有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差异,但根本上看,他们都把非常态社会的突变式的情形当作了常态社会的普遍现象和规律。这也导致他们将自己实现民主的理想或对大同社会期望彻底托付给了“社会革命”。从此,他们将理想放置在另一个理想之上了。

  

   参考文献:

   [1] 胡适.我的歧路[A].胡适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3] 本志编辑部启事[J].新青年,1918,4(3).

   [4] 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J].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4).

   [5]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J].新青年,1918,4(1).

   [6]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A].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陶履恭(孟和).我们政治的生命[J].新青年,1918,5(6)

   [8] 寄生.去兵后之〈内乱外患问题〉[J].每周评论, 1919,(3).

   [9]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10]每周评论广告[J].新青年,1918,5(6).

   [11]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J].每周评论,1919,(17); 每周评论,1919,(19).

   [12]微拉·施瓦支(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13]胡适.纪念“五四”[A].胡适全集:第2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4]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J].台北:传记文学 1967,10(5).

   [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6]周作人.北平的事情[A].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7]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M].上海:现代书局,1934.

   [18]五四爱国运动: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9]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M].上海:生活书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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