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尤小立: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

——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2-05-05 21:54:03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也是在6月11日,距“五四”发生之日已经一个多月。据周谷城回忆,“五四”那天,并无大学教授亲身参与,惟一的例外是钱玄同。但钱也只是“陪着学生走”,并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按:周谷城的回忆,可参见《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二文[均收入《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许多关于钱的研究均采信周说,如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但此说似为孤证,暂时无法比照。而一般地看,钱并不是热心现实政治之人。)

   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学生运动,即便说明他们存在着思想分歧,这个分歧也是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而他们之间的渊源和联系也在表面上掩饰了内在的分歧。一般地看,老师辈与五四学生的确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前后衔接,私人关系上也是谊兼师友。现存的关于“五四”的回忆中,学生辈与老师辈在此问题上的言语几乎如出一辙。罗家伦晚年关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性质虽不相同,精神却是一贯”的说法,代表了学生辈的总体意见。[14]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政治色彩颇有微词,但他也承认“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在胡看来,“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命’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周作人更是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全归功于学生运动。他说:“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左翼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也赞成胡适的说法,他确信“学生运动是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成功,是不能否认的事。”

   然而,与此同时,老师辈与学生辈之间思想上和选择上的不一致也实际存在着。老师们没有直接参与“五四”示威,不过是具体的表现之一。从近代历史看,新文化派中像陈独秀,曾经是行动者,但行动屡不成功后,他转向了思想上的启蒙,而其他的成员多是学者出身,就本质上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他们虽然与学生辈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诉求,同样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但选择的方式绝对是知识分子式的,即希望通过教育、学术和舆论批评来影响社会。

   从现有资料中,看不出老师们对5月4日学生外出请愿示威有何预感。而“五四”的直接起因之一,据说是5月3日蔡元培召集学生领袖,告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其实,当时国内的报刊已相当发达,信息传播渠道也较想象中为便捷,学生们也完全可以同时从其它渠道获取有关消息。1919年9月出版的察公编《学界风潮纪》述及5月3日的情形,颇有现场感,他说:“五月三日,都中人士,自得青岛交涉恶耗,人心非常激昂,各政团纷纷开紧急会议,力谋救济。京商会通电各商会,请共争山东问题。而沪上复将于六日开大会,筹议对付方法。国民外交协会举代表谒徐,请电专使,如青岛问题失败,勿签字和约,亦图挽救云。大学生对山东问题极愤,拟有所表示。箭在弦上,其机固已跃跃欲动矣。”陈端志对“五四”前夕的情况描述虽然主要源自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但他的综合总结也多少勾勒出了彼时的舆论氛围,他写道:“五月一日《大陆报》《北京通讯》登出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三日又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传出和会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即以曹汝霖章祥陆宗舆等秘密订定的高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写的‘欣然承诺’四个字,以致中国代表为此四个字所箝制,美国亦以此四个字而爱莫能助云云。梁启超于四月二十四日欧洲拍回警告政府的电文,又偏载于各报,人心更为激昂。”此外,上海的《民国日报》,北京的《晨报》以及《每周评论》也是关注和报道巴黎和会外交问题的主要刊物。其中《晨报》也有学生参与,它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的报道,也较《民国日报》和《每周评论》为多。

   代表新文化派的《每周评论》于“五四”当天以及前一周的两期所评论的时事并不聚焦于巴黎和会。四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19号上引人瞩目的是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显然,在5月4日前,老师们于现实政治与思想之间,仍更关注后者。本期《国内大事评述》栏中《外交上的种种恶耗》一文,主要还是批评中国赴巴黎代表团中的权力“内耗”。其它文章也多是涉及内政的。五四当日出刊的第20号中,虽然有题为《山东问题》的述评以及陈独秀的随感录《两个国会都无用》,而后文中,特别提及“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但它与学生示威运动的发生,已没有关系。强调老师与学生运动关联的论者,另将此前陈独秀的《除三害》视作鼓吹学生行动的号角,因为陈独秀在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20] 然而,这篇文章发表于1919年1月,尽管其中提倡的“示威运动”与学生们后来的行为相当吻合,但在当时舆论繁多的情形下,它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很难说。现在从史料中看不到五四学生对此文的直接反应,罗章龙在回忆录中,也仅是提到陈独秀对“直接行动”的口头提倡。

   自从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政策,新派教授入主北大,提倡民主、科学和个性自由,北大的民主氛围煅造了学生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完全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让他们生出自傲之心。罗家伦就谈及《新潮》创刊时学生的“自命不凡”。他们办《新潮》是觉得可以比老师们的《新青年》办得更好,而《新潮》前三期发行上的成功,无疑助长了他们的自得。罗家伦甚至认为,在学生中,《新潮》的影响力要大于《新青年》。(按:罗家伦的原话是:“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参见其《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1950年12月31日《中央日报》。在另一篇口述中,罗说,当时学生“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文章”,遂想到办个《新潮》,“一定能与新青年抗衡”。参见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这样自得的学生是无须向老师汇报后再行动的。

   学生们的自得是一方面,他们思想上的“激进”是另一方面。从《新潮》所刊的文章中,就不难感受到他们的“激进”。傅斯年的《去兵》、《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社会——群众》以及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都是有锋芒的时事评论。而罗家伦同时在《晨报》上翻译连载的诸如《对于万国和平会的警告》、《协约国之危机》和《俄国革命史》,也不乏“激进”的意味。较之新潮社,学生中的另一团体——国民杂志社更着眼于现实政治。黄日葵1923年所说的北大学生中“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未免将二者以及胡陈的“分裂”看得过重。但国民杂志社较新潮社更为注重行动,确是事实。“五四”前一年的新华门示威后,学生感觉到团体的重要性,遂成立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的骨干也是学生救国会的成员,他们不仅是在强调和准备再次“行动”,在爱国问题上,也依然是情感成分多于理智的。谈及“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胡适和罗家伦、傅斯年等强调它的偶然性,也不无道理。但偶然性主要在“五四”的主角学生方面。老师辈方面虽也有偶然,如5月4日那天,胡适、李大钊均不在京城,京中的陈独秀也并不住在校内,但从5月7日陈独秀致胡适信中,也看不出他们有立即介入的意思。

   实际上,学生与老师的思想深层也存有差异。罗家伦事后在谈到新华门事件时,涉及了他们在思想立场上与老师的分歧。这就是在保存北大这样思想启蒙的基地与爱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像他这样的学生是注重后者的。(按:参见《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此文口述于1931年8月,因文中大胆臧否人物,所以时隔50多年才正式发表。)近代以降,中国所有的社会思潮都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核,新文化运动的老师与“五四”学生们也不例外。但老师们秉持的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即是希望通过世界主义来拯救民族本身。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也只有坚守世界主义的老师才会对过分地“情感爱国”产生明显的忧虑。陈独秀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就是在“五四”一个月后,全国上下一片“爱国”声浪中的与众不同的理性的声音,它内在的思想基础,即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学生们在接受老师们的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同时,也葆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成分显然多于老师辈,而且在“直接行动”中发现并发展了团体主义。

  

三、接受“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内激进成员共识下的思想差异


   新文化派在思想启蒙的诉求上,并无不同,但正如李大钊所言,他们本身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集合体。《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虽然主要是同人刊物,但它是开放的,包容异己观点的。鉴于以往的研究已经比较多地关注到新文化派内部激进成员(如陈独秀)与自由主义成员(如胡适)的思想分歧,本节着重解析“五四”后新文化派激进成员接受“社会革命”的原因以及接受方式和思想取向上的差异。

   一战所激发的新文化派的热情,主要是集中于政治方面。战前即在中国出现的“社会革命”倾向,战后被视作世界的新潮流。如果说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还有着己之所见的话,李大钊对“社会革命潮流”的热情肯定则真的带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不仅老师辈,学生辈也在肯定“社会革命”。如傅斯年就预言说:“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

   而“五四”一年后,罗家伦仍很看重“社会运动”的功效。“社会革命”之所以成为新文化派激进成员的共识,就在于它对单纯民族主义的超越。“社会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这样一国的行为,它与新文化派所秉持的世界主义是相通的。而此一世界的“新潮流”又仿佛被新生的苏俄将理论变为现实。“社会革命”内涵的“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理念,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民主诉求相契合,他们自然不会等闲视之。李大钊就明确说,俄国革命是“社会革命”,它不像法国革命是“爱国的精神”,它的精神是“爱人”,是“倾于世界主义”的。李大钊还从进化论的角度,将法国革命定位于十九世纪,而俄国革命则是二十世纪的革命。从新文化派对民初政治革命失败的认识看,“社会革命”显然也是对单纯“政治革命”的超越。在致日本黎明会的通信中,李大钊引用日人的话说,“今日已竟不是政治时代了。政治的全盛时代,是十九世纪。我以为政治不是人文的一切。”“刚是靠政治,绝得了真正的民主主义(Democracy)。非从今日社会的根柢,把妨害民主主义的东西,全数除去,到底不能得真正得民主主义。”“真正的民主主义,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上,我们第一应该把那妨害这种经济生活的东西根本除净。”

在近代中国,“社会革命”起初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和鼓吹。“五四”前,陈独秀对此并不热心,相比之下,李大钊、王光祈倒与之颇有渊源。在《战后之世界潮流》中,李大钊一方面为“社会革命”的潮流欢呼,一方面预言“社会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久而久之,必将袭入西欧,或者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观观光,或者渡过印度海[洋]、中国海访问日本。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它]的颜色。”李大钊的这种政治浪漫主义还表现在他对一战后世界形势将出现“新纪元”的判断上。在早些时候发表的《新纪元》里,李大钊将一战、俄国革命以及德奥革命之后的世界称为“新纪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21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