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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更新时间:2022-05-05 20:36:31
作者: 王学典  

  

   古今中外,学术的发展总是由时代所推动,时代是影响学术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就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桴鼓相应。

   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巨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规模、全方位、根本性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从党的十八大前后开始,正在经历着、进行着第三次巨大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这三次转型犹如学术史上席天卷地、此起彼伏的三波巨浪,构成了七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壮丽景观。

   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转型

   民国学术,即通常所说的从五四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的对抗史。大体说来,实验主义在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战以前居于正统地位、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则处于边缘状态和半地下状态。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大部分是实验主义的阵地,核心学术资源几乎全部被实验主义领袖胡适的门生故旧所掌控。

   1949年后,随着政权鼎革,学术界也乾坤倒转,革命的胜利者夺取了学术机构的管理权、学术期刊的经营权和学术话语的主导权。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向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共和国学术对民国学术的置换,即是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学术来取代以实验主义为思想背景的学术。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大小小与思想有关的运动,矛头最终指向的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1958年后,实验主义已被彻底打倒,在学术界声名狼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威。中国现代学术版图至此已被完全重绘。

   民国学术与共和国学术从表象上看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二者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两种由来已久的学术路数的分歧和对立。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第一,在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上,前者执守“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而后者则主张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藩篱,力倡学术向政治靠拢。第二,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上,前者强调“拿证据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后者则强调理论预设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其作为治学的首要环节,甚至认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废物”。第三,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前者认为一个字的古义的辨识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恒星有同等价值,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极端者则沉醉于对细枝末节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后者则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历史与文化思潮的大变动、大关节和大转折,倾心于宏大叙事的建构。第四,在普及与专精的关系上,前者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的路子,注重研究高深学术;后者强调知识学问向大众普及,为大众所接受,发挥思想改造和精神动员作用。这两种学术路数的现代较量发端于五四时期,前者一度占居上风。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术史,是民国学术溃不成军、共和国学术高歌猛进的历史。

   这一时期共和国学术的显著特点是阶级观点的盛行和学术与政治的一体联动。可以说,此时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直接从属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思想路线,并一度成为这一思想路线得心应手的工具。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一期间发挥着“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作用,既被用来揭示和强调“原始社会结束以来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又被用来作为现实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武器来使用。从“武训传批判”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胡适批判”到“胡风批判”,从“反右”到“文革”,一个接一个的“批判”,集中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功能。如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所反思的: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也往往采取调节矛盾的措施;文学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阶级性,不能讲人性;哲学上只能讲“对立与斗争”,不能讲“折衷与调和”。此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已淹没于弥漫一切的阶级斗争叙事之中。

   早期共和国学术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点和形态,导因于1949年之前形成的战时学术。就历史学来说,延安时期的史学研究基本上属于一种“战时史学”体系。延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也被纳入战时体制,带有鲜明的战时烙印。哲学同样如此。一言以蔽之,战时学术的特点是高度革命化。1949年后共和国学术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战争年代创立的革命传统。抗战时期延安学术的影响尚局限于一定的区域之内,1949年后则辐射到全国。

   当然,战时色彩毕竟只是此时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省思战时学术,向专业化、正规化发展。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学术研究在继续强调为当下的现实政治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学科化的使命,学科化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政策层面而言,“双百”方针的贯彻实行为学术自身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氛围和空间。1949年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已开始自觉清算战争年代那种从一时政治需要出发研究学术的种种做法。范文澜等学者保持着清醒的学术头脑,试图将新学术真正引入科学的轨道。比较典型的就是历史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主义是对历史学的基本纪律规范的强调,成为克服、抵制教条化、工具化的有力武器。1960年代又出现了历史主义对阶级观点的矫正和平衡,尽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翦伯赞强调历史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力图扭转当时存在的种种偏颇,推动历史学的健康平衡发展。1959年北京大学新设古典文献专业,旨在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正如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翦伯赞所说:“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显然,这一措置与现实政治距离较远,却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建设。另外,一些学者对“以任务带学科”、将学科建设纳入政治任务轨道的做法表示不满,尽力维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自律性。

   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离不开对包括民国学术在内的以往全部学术传统的吸收和继承。这就形成了民国学术与共和国学术之间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抽刀断水水更流”,民国学术仍残存在置身新时代的旧学人的研究中。譬如,郑鹤声发表在1951年《文史哲》创刊号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就主要运用考据方法,完全是旧传统的延续。同年第2期黄云眉发表《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一文,依然呼吁批判继承传统考据学遗产,再来一次“更新的考证高潮”。1956年邓广铭公开在课堂上提出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而没有提马克思主义。据称,1958年之前,考据学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有“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陈寅恪、陈垣)”的说法。

   即使是当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没有将民国学术一笔抹杀,而是表现出由衷的尊重和认可。例如,胡绳就对民国学界盛行的考证之学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史料的外形考订和内部考订“都是必要的,都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近代西方的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都着重地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的‘汉学家’们的工作,并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的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我们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翻译(译成现代普通话)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史料工作繁重,仰赖各种辅助性的专门知识(如古文字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版本学、印鉴学等等),需要一批专门的史料学家来承担。“史料学家是整个史学家队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绳还强调,“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互相对立的”。若以为“不懂得和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家所做的工作都是没有价值的,都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那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历史规律的认识,就可以任意地选用史料,任意地制定这种史料和那种史料的价值,而无须倾听一些史料学专家的意见,这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当然,胡绳并未如一些民国学者那样将考证之学奉为正宗。他对以往考证工作局限性的批评也非常严厉。但这至少可以折射出,由于追求专业化的需要,共和国学术并未与民国学术一刀两断。实际上,现在来看当时最具价值的学术成果,也大都是由旧学根底深厚的学者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考证方法融汇到共和国学术范式中完成的。可以说,早期的共和国学术,脱胎于“战时学术”但又出现了种种走出“战时学术”的努力,试图告别民国学术却又与民国学术血脉相连。共和国学术与民国学术之间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此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处于科学化与革命化的张力之中。但可惜的是,随着后来极端化思潮的泛滥,学术研究最终被极端政治所吞噬。1978年,共和国学术终于迎来新的黎明、新的起点和新的天地。

   从“以阶级论为纲”学术范式到“以现代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由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阶级斗争来缔造的。在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是推动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杠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开始就说:“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所作的系统论述,都凸显出作为理论工具的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强大的实践属性和巨大的阐释力,因而,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阶级分析方法当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支配性范式。关于此点,上文已有详论,此处不赘。

从学术范式转换的角度讲,阶级论范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以极大的同情改写了人类文明史,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使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不仅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得到解放,同时也在伦理主义的意义上得到解放。阶级论范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是二战以后席卷东西方的左翼文化及革命思潮的最醒目的理论旗帜,其历史价值绝不能抹杀,也不容否定。第二,它和现实紧紧结合,有力地配合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在几十年间,中国学术界以它为中心,建立起崭新的学术体系,全面重塑了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面貌。以史学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史学会就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南,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这套丛刊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共13部专著,3400多万字,为共和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代表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前辈学者,也是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上世纪五十年代,范文澜曾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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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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