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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更新时间:2022-05-05 20:36:31
作者: 王学典  
近代史研究中影响广泛的“革命史范式”,正是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一主线,才能在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史演化中,穿过重重历史的迷雾,辨别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进而把握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学说被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视为研究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的不二法宝。

   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波折,日渐强化的“阶级斗争决定论”思想导致出现了历史性偏差,这也给学术界的阶级论范式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使阶级分析方法演变成极端的“泛阶级论”,败坏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声誉。正是出于对“阶级斗争理论”对哲学社会科学功能的狭隘理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把当代学术门类中的主要成员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同于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进而几乎将其全部否定,与其长期隔离。而我们闭关自守的这几十年,恰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教训何其惨痛!这是迄今为止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1976年10月,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最迫切的任务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与国际接轨,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以后来者的身份赶超世界现代化进程,是这一时期全国上下的奋斗目标。从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思想文化像潮水般涌入中国。八十年代那种此起彼伏的对西方理论的狂热,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引进,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次相比,无论从热度上还是从规模上讲,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整个八九十年代,我们几乎是饥不择食地引进西方理论,可以说,西方一二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历程,我们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就走了一遍。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接受学、士绅理论、年鉴学派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平正义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地方性知识、文化资本、知识考古学、新文化史、公共领域理论、解释学、符号学、福利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符号论和女性主义等西方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都在“拿来主义”的口号下,大规模引入国内。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学术大师,都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拥趸。那些年学术界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也多与西方学术大师有关,随口举出的就有詹明信热、福柯热、哈贝马斯热、布尔迪厄热,等等,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有人提出,西方社会科学作品在中国学术的主导影响,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醒目的特点。

   拿笔者的专业史学研究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交流日益增多,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史学思潮都在中国史学领域产生了波澜。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美国中国学,抑或是众说纷纭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社会史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年鉴学派主张碰撞的结果。九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登陆,也再次证明了当代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已经同频共振。全球史、环境史、医疗史、身体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等这些在西方兴盛一时的史学品种,在中国史学界均产生了热烈的回响。与西方史学一样,当代中国史学也经历了一个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的过程。区域社会史的繁荣,与美国中国学著名学者施坚雅与柯文的提倡和示范都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对西方史学论著的大规模翻译、学习与模仿,左右了中国大陆历史学40年的走向。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从孤立于世界学术大家庭之外到全面融入世界学术主潮,闭关自守状态的被打破,是近4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根本原因。这40年,是1949年后大陆哲学社会科学最为活跃、最为繁荣、最富生机的40年,学术创获也是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严格说来,这一辉煌局面的出现主要是拜“对外开放”之所赐。正是以西方为样本,我们才建立起完备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总之,正是通过大量西方理论的引进和使用,我们才真正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的一员。这是我们理解第二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所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与世界接轨在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极为明显、不容忽视的副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方学术大规模的引进,使得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下来思考,我们的学术生产已经无法脱离西方式的“操作系统”。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塑造“中国心智”的哲学社会科学成就,既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沿袭,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这一期间形成的“中国心智”,完全是一种“外向型心智”。研究表明,这期间影响“中国心智”的,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科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是他们形成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构成了中国学人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态势,当代中国学术可能永远只能是西方学术在东方的回响,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我们永远只能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

   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

   无论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和百年党史上,还是在七十年的共和国史和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党的十八大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伴随着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国家在思想文化上也进入了新时代。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并就弘扬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9月24日,总书记又在国际儒联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更明确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已经发生深刻的变迁,一个思想、理论和文化上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可以满怀豪情地宣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开启第三次大转型。

   在我看来,这次大转型可以概括为,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转型,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而言,这次大转型将表现为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批判传统到礼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它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建立与东方这片广袤大地的关系。

   第三次大转型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性使命。首先,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严重失衡的状况。正如前文所述,现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包括理论工具、基本预设、方法路径等,基本上是一种对西方学术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虽然这套体系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同样,这套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经验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不得不承认,这一脱节几乎是当前学术界所有重大问题、重大缺憾的根源。

   其次,它将使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当前愈演愈烈的“知识短缺”的尴尬。40多年来,中国以快速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经济奇迹十分惊人,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颠覆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结论。这些成就用西方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是无法解释的。无怪乎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韩博天惊呼:当下流传甚广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转型理论对解释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充其量只提供了一束微光,中国罕见的发展轨迹对政治变迁的传统理论和模型都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中国道路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概括与总结,在世界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我们必须承认,当前中国学术并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在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模型”方面,中国学术界还远远没有满足国家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期待。托马斯·库恩有言:“科学革命通过摆脱那些遭遇重大困难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进步。”当代中国的实践早已突破现有西方理论的边界,这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底层逻辑。

   再次,它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拓新的发展路径。第三次大转型决不能停留在喊喊口号,关键是怎么办。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新的关联,换句话说,第三次大转型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这座宝库。这是因为,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属性,传统蕴藏着我们的文化基因,传统奔腾不息地生发着我们的主体性,传统是连接中国式现代文明的脐带,因此,第三次大转型,必须扎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传统之上。只有扎根传统,才能克服第二次大转型过度西方化的偏弊,找到第三次大转型的支点。

   那么,现代学术如何与传统对接呢,在我看来,一条蕴藏着巨大生产力的途径是将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冶炼。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即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现代学术属性。如此,一则可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二则有利于构建基于中国传统和历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探索,如有学者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有学者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尝试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类似的课题还有许多,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原创是学术生产的灵魂,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枢轴。能否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没有原创性,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亦步亦趋;没有原创性,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有紧紧扭住原创性这个牛鼻子,我们才能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提炼出中国学派的特色和优势,当然,只有依靠原创性,我们才能赢得世界学术界的尊重,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才能在世界学术大格局中牢牢守住自己的阵地。

说到本土化,或许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担忧,以为本土化意味着对世界文化的隔绝,意味着学术上再一次闭关锁国。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毫无疑问,全球化也体现在学术文化上,而且这样一个势头不可阻挡。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学术在许多方面是胜过我们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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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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