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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西方霸权阴影下的弱国旧事——英国图谋西藏“自治”与中印边界问题缘起”

更新时间:2022-05-05 14:59:15
作者: 孟庆龙  
在此次会谈中,虽然英国有意安排中国中央政府钦差大臣张荫棠和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汪曲从拉萨同乘一辆车,一起抵达了会议地点西姆拉,但根据西藏通商章程序文的描述,噶伦汪曲是“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在英印政府对待的礼遇上的差别更是显而易见。在1907—1908年于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谈判中,张荫棠得到了英印政府15响礼炮的待遇,而谈判筹办方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礼炮待遇甚至都未讨论过。对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称呼,无论书面还是口头,都是“张大臣”,而对西藏代表的称呼,只是称作噶伦。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参加会谈问题上的态度,先是不让参加,后来又让参加了呢?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是想向英国表明,中国在西藏是进出自由的。在1905年的会谈中,不让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出席,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英国人远离西藏。1908年与英国人谈判时,中国政府代表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参加,主要是因为自信能对付西藏,也是因为当时把英国人视为使俄国人远离中国领土的战略同盟者。[⑨]

   随着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得寸进尺,他们在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规格上也耍了花招。1913年9月13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在发给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一份电报中,建议给予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通常享有的“特殊外国游客”的同等待遇,均不给双方官方礼遇,意在表明西藏的独立性。而中国政府代表认为,西藏谈判代表的地位应当依然如1908年谈判时一样。西姆拉会议时,英国方面为了在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时既体现出表面的不平等、又要暗含实际上的近似平等,可谓是绞尽了脑汁,与此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政府采纳了C.A.贝尔的建议,决定给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礼遇明显升级,但执行时又躲躲闪闪,半遮半掩,不想“刺激”中国,生怕影响最后协议的达成。1913年9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夏扎·边觉夺吉抵达西姆拉时,在火车站受到穿工作服的英印政府外交部副部长B.J.葛兰西和身着制服的C.A.贝尔(时任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官,英方西姆拉会议西藏事务顾问)的迎接,意在显示接待规格的半官方色彩。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印度的时间要比西藏方面晚十天。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抵达西姆拉的同一天,陈贻范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才从新加坡起航,乘英印公司的轮船,于1913年10月3日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港口受到B.J.葛兰西和英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罗斯的迎接,欢迎仪式的规格与1905年会谈时给唐绍仪的一样。

   在到达西姆拉后的各种礼遇上,英国人也有意使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十分接近中国政府代表。在下榻地的级别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驻地(Okover)与西藏地方政府一行人的下榻处(Mythe)属同一级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中国政府代表分别在随行人员陪同下先后分别于1913年9月22日和10月7日正式前往拜会了英印政府外长麦克马洪。边觉夺吉和陈贻范分别在总督官邸受到了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的热情款待,只是会晤的时长、谈话内容稍有差异。9月30日,边觉夺吉与总督会晤了10分钟,对英国人为筹办西姆拉会议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10月8日,陈贻范与总督会晤了15分钟,总督就北京的总统大选结果向陈表示了祝贺,还回顾了他们此前在英国相识以及旅行时在温莎偶遇的情景。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的图谋和伎俩

   在西姆拉会议举行之前,英国的官员们曾提出过军事入侵西藏和经济制裁西藏等各种建议,麦克马洪心目中酝酿的强硬路线中,也包括“对西藏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提供金钱、武器以及为组织西藏军事力量(临时)提供英国军官。但西姆拉会议很快就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目标。1913年1月31日,朱尔典报告说,中国政府希望以他1912年8月17日的照会为基础,重新开始谈判。他请求英国政府拟一份新的协定草案,新协议的框架要确保回到1904年以前的状况,要有限制中国军队和防止中国军队干预西藏内治的条款。朱尔典不同意由英国人监控下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双边对话的建议,他认为英国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减少中国在西藏的影响,要加强对西藏事务的干预,为此,应认真、周密地考虑在印度举行一次初步会谈,讨论缔结英、中、藏三方协议,该协议要“确保反对中国侵蚀西藏的东部边界”,西藏地方政府可接受中国政府在拉萨派驻携有适当卫队的官员。他还建议,如果会谈失败,英国可撇开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直接谈判。[⑩]

   此时,英国外交部大体上已同意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谈判的政策方针,也同意朱尔典提出的中国派驻拉萨的官员可携为数300人的卫队的建议,但他们反对举行三方会谈,担心这样会使英国承担履行三方协议的责任。而朱尔典和贝尔都认为,英国不应避免卷入西藏事务,也不能“推辞英国在西藏应担的责任”。

   英国此时酝酿在西藏采取实际行动有其深层的动机。表面上的理由是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由英国安排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谈,以讨论中国政府在西藏驻军问题的请求,真正原因则是,英国想在拉萨设立代表机构,并利用藏人对汉人的不满情绪,怂恿和支持达赖寻求西藏独立或自治。英国人还担心,如果他们不予以支持,达赖就有可能寻求俄国人的帮助。英国更有人猜测:中国政府迟早有可能在包括扎西喇嘛在内的亲汉人势力的支持下再度有效控制拉萨。在印度总督哈丁的一再劝说下,英国外交部最后同意举行一次三方会议。

   此后举行的西姆拉会议,始终尽在英国人掌控之中。首先,会议举办地点的变更完全由英国决定。为了就近控制会议进程,同时便于操控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英国政府把会议地点原定为印度的大吉岭,但后来又改为西姆拉。西姆拉小镇位于印度首都德里北面,实际上是英印政府的夏季办公地。英国人认为在西姆拉比大吉岭更容易控制会议和封锁消息,因此在陈贻范抵达印度后,便把会议地点由大吉岭改为西姆拉。陈贻范在英印政府办公地参会和活动,自然身处不利环境。

   其次,在中国政府代表人选和头衔上施压,逼迫中国政府一让再让。中国政府在1913年3月时决定任命前清时期的驻藏大臣温宗尧为代表,但温宗尧因不同意把会议地点定在印度大吉岭而坚辞。后中国政府又准备改派具有与英国人谈判经验的张荫棠,遭到英国人的坚决反对。同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直接向袁世凯请求让陈贻范来当中国政府代表,袁世凯“允诺接受此建议”。朱尔典认为在英国留过学、曾长期在中国驻英公使馆供职的陈贻范能够很好地和英国人合作,听任他们的摆布。陈贻范于4月15日被任命为“西藏宣抚使”,但英国人认为宣抚使的头衔与承认为三方会议相悖,不能让中国政府的代表对藏人进行领土司法和行政管理上的控制,要求北京政府取消成命。在英国人的强硬要求和压力之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8月2日改任陈贻范为“西藏议约全权专员”。不久,中华民国政府任命具有反英倾向的胡汉民为副代表(同陈贻范享有同等权力),但因英国人认为胡汉民具有反英倾向而提出抗议,遂又撤销对胡汉民的任命,而改命王海平为执行正宣抚事西藏副抚使,为中国中央政府副代表,随陈贻范参加西姆拉会议。

   第三,在“知己知彼”方面,中国政府代表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在西姆拉会议开始前三个多月,英国就已派贝尔前往江孜,与西藏噶厦政府首席噶伦边觉夺吉见面,授意他怎样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代表纠缠。亦是说,在陈贻范到达西姆拉之前,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已开始联手做准备工作。陈贻范到达印度以后,其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无法正常进行会前准备工作。为防止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见到中央政府官员后想法受影响,英国不许陈贻范与边觉夺吉轻易接触,还派人以“陪同”、“招待”为名,严密控制与监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由此可见,陈贻范一开始就处于不“知彼”的被动境地。此外,陈贻范赴西姆拉之前,既未来得及准备谈判所需的背景材料,协议草案一个字没有,也无中央政府的任何具体指示,有点两眼一抹黑的味道。

   中国政府代表团不仅准备工作与英国人相差甚远,而且对英方来说基本上是无密可保,而且还形成了英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联手对付陈贻范的局面。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一是同一个翻译共侍二主。1913年10月底,边觉夺吉表示对配给他的汉语译员对陈贻范所提意见和建议的翻译信不过,要求由受雇于英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罗斯的汉语译员来给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做翻译,罗斯很痛快地把自己的汉语翻译介绍给边觉夺吉。这样,英国人的翻译同时也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服务,如此,西藏方面对英国方面能有何密可保?更有甚者,这位翻译有时还在边觉夺吉“身体不适”时代表后者出席会议。二是中国政府代表与国内的通信联络全被英国人掌握。在会议过程中,因为会议地点距国内太远,中国政府代表在信息的及时传递上存在很多不便。陈贻范先与中国政府驻藏官员陆兴祺以函电互通消息,再由后者向北京请示报告,回电也要经过陆兴祺。这些函电均被英印政府所截获,“因此,在西姆拉会议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不仅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而且还弄清了英国人手里的牌究竟哪几张是对方所知道的”。所以,即使陈贻范能够准确地把消息呈送回国内,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指示,英国也能根据所获情报掌握中国政府的谈判方针、策略、想法等,并据此从容做出应对,制定相应策略。[11]鉴于以上原因,在会议过程中,陈贻范很难适时应变,尽显被动。

   第四,英国对中国政府代表实施拖延、疲劳战术。1913年10月13日—1914年 7月3日,西姆拉会议历时8个多月,先后在西姆拉开了5次,在德里开了3次。麦克马洪为达目的,对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大打疲劳战。对于英国人的疲劳战,中国代表团准备不足。为表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严谨以及对西藏的控制,中国政府代表抵达西姆拉后不久,便通知英国代表团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所带衣服有限,没有换季衣服,希望会后马上离开回国。麦克马洪的谈判策略则是:在会上自己少说话,让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去争论,待双方都筋疲力尽、灰心丧气,不得不做出妥协时,英国代表才站出来做“调解人”(实为仲裁人)。在1913年10月13日的第一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首先提出了按英国人授意精心炮制的六项要求:独立,赔款,废除1906年中英协定规定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权力,修正1893年及1908年的贸易条例,“归还”西藏所有的土地——远至打箭炉和包括青海在内的“西藏领土”,态度非常强硬。[12]陈贻范根据中央政府指示,对西藏代表的要求提出驳复。鉴于意见分歧太大,双方请求举行非正式会议,就此事进行谈判。此时,早已操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并侵略西藏的英国,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两方代表的仲裁人。麦克马洪成了中国两方代表参加的会议的主持人,名为“调停”,实际上密谋并干着有损中国主权的勾当,对中国政府代表施压和“折磨”。比如,中国政府代表很不愿意讨论边界问题,麦克马洪就威胁要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就边界问题进行双边会谈,逼使陈贻范同意讨论边界问题。在1914年4月的会议中麦克马洪再次提出“内藏”“外藏”及有关边界的建议时,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强硬抵制。为逼陈贻范就范,麦克马洪采取了两种伎俩。一是声称暂停与陈贻范的一切个人联系,除非中国政府改变态度;二是把陈贻范“囚禁”在英印政府外交部,强行进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封闭讨论,虽然因为陈贻范根本不提任何实质性问题使得这次长谈没取得什么结果,但却进一步加重了陈贻范身心的疲劳,其耐心也明显减弱。

英国倡议和一手操办西姆拉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把西藏与中国分裂开来。1913年10月28日,麦克马洪把有关西藏与中国其他省区的边界地图的副本送给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11月6日,麦克马洪又向中国两方提交了标明中国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分别提出的边界线的地图。10日,英国向英印政府送交了一份三方协议的草稿,并传给伦敦和英国驻北京公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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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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