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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世界历史意识与古典教育

更新时间:2022-05-05 14:55:51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摘要: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我国学界和教育界也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任何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以悉心研读历代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之人写下的作品为前提。历史本身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须经过灵魂高贵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历史(叙事)才会成为对生活有益的东西;否则,面对永远混乱的人世,一个人永远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亲身经历过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学人抚今思昔,都会对我国学界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1978年的“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

   自184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一百多年来,国家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尽管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但“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临新的挑战,又迅速出现“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

   这会是最后一波“西学热”吗?很难说。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学热”都会对我国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质产生影响。与其想象我国学界还会在哪个学问领域开放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问意识,不如审视一下正在兴起的“世界史热”与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或者说审视我们正在形塑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毕竟,与其他学科的“西学热”相比,“世界史热”与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更为直接。

   1874年,时年30岁的尼采(1844—1900)作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写于1873年)。这本题为《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小册子一向被视为尼采关于史学的论著,其实,它的真正主题属于如今的教育学,因为其问题意识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形塑什么样的人文—政治教育。(参见莫利:《“非历史的希腊人”:神话、历史与古代之利用》,收入彼肖普编:《尼采与古代:尼采对古典传统的反应和回答》,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6页。)

   尼采写下这篇文章时,德语学界的“世界史专业”已经发展成熟,而且与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开设的三次“史学研究导论”课(1868—1872)直接相关。(参见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37、49—50页;以及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问题》,励洁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66页。)尼采对这位前辈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这个时代有权利(mit Recht)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historische Bildung),试着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贫乏,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den historischen Fieber),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1](中译本为李秋零译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引文凡有改动,依据《尼采全集》德文版第一卷,参考杨恒达等译《尼采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尽管这话在今天会让我们难堪,但我们要理解这一刺耳之言的含义却并不容易:尼采为何认为新兴的史学教育对国家的人文—政治教育会带来致命危害?

   一、“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含义

   渴求来自身体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热”明显出自国家身体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自然会成为我国学界的身体需要。

   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

   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才初见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健将施洛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1735—1809)在40多岁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受过教育的“有学养的女士”(gelehrte Dame),于1779年出版了《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少儿教师手册》(第一卷)。[2]该书算不上西欧学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语的为青少年编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两年后,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 V. Parizek,1748—1822)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给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由此可见,现代文教刚刚形成之时,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内容之一。[3]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国史的专家,同时也是德意志学界研究俄国史的开拓者。这意味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诞生之时就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内在关联。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425)在西方有“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的《原史》尽管在今天的实证史学家看来有些不靠谱的“八卦”,却因探究“希波战争”的成因和过程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部“世界史”。(比较考克斯:《希波战争: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的终结》,刘满芸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史”的含义首先并非指编年通史,而是探究人类不同政治体之间重大地缘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不用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纪事性探究也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并非每个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政治体都留下过这类“史书”。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眼下关切的问题不能说无关紧要。

   18世纪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国史,又研究他国史,难免会对“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史学家在欧洲并不少见,而在我国学界迄今屈指可数。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世界史”作为一门史学专业的形成与两件历史大事相关,而我们对这两件大事的反应都过于迟钝。

   首先,历时三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5世纪末至18世纪末)给欧洲学人带来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比较阿诺德:《地理大发现》,闻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龚缨晏:《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编:《1492:[现代]世界的开端》,赵俊、李明英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本特利:《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李大伟、陈冠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19世纪法国作家凡尔纳献身少儿教育(1828—1905),他的好些作品最初发表在《教育与消遣杂志》(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上。笔者上高小时读到过他的《海底两万里》,但直到接近退休年龄才知道,他还写过给孩子们看的三卷本《发现地球:伟大的旅行与伟大旅行家通史》(Découverte de la ter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rands voyages et des grands voyageurs,1870—1880),让法国人从小就知道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的两千多年间那些著名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事迹,凡尔纳也因此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曾觉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凡尔纳:《地理发现史:伟大的旅行与旅行家的故事》,戈信义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 凡尔纳著作的中译本与原著相隔一个多世纪之久,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第二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更为重要:在施洛策身处的18世纪后半期,争相崛起的几个欧洲强势王国之间的地缘厮杀已经越出欧洲地域,蔓延到新发现的大陆——不仅仅是美洲大陆,还有我国身处的东亚和内亚大陆。若要说施洛策的世界历史意识与他所属的政治体的地缘政治处境有内在关联,并非臆测。毕竟,对欧洲各国人来说,他们各自所属的政治单位一直处在激烈而且错综复杂的地缘冲突之中。严酷的生存处境让他们类似本能地懂得,“世界”从来不是和谐的“天下”,所谓Weltgeschchte[世界历史]不外乎各种政治体之间的地缘冲突史。在写于1929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论中,施米特开篇就说:

   我们身处的中欧生活在sous l’oeil des 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内心紧盯着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气,以及他们正教的善恶力量无可匹敌。[4](比较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土肥恒之:《摇摆在欧亚间的沙皇们: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

   认识自己的远近邻人的禀性,是希罗多德所开启的世界史认识的基本原则。施米特所说的“一个世纪以来”,正是施洛策的《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出版以来的150年。当施米特写下这篇短论时,我国读书人大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西方列强的进逼,日本人很快学会了模仿西方帝国主义,积极掌握西方人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手中的武器用来征服中国。(比较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熊达云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1925),马勇、张培均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

   二、《新史学》呼唤新的教育意识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为争夺对我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与俄国在我国土地上打了一场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战争。因为,这并非仅仅是日俄两国之间的战争,背后还有英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角力,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之间的战争。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德国支持俄国,即便当时德国与法国在欧洲仍处于敌对状态。

两个异国在我国土地上争夺地盘已经不是头一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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