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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兆源: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基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更新时间:2022-05-05 13:27:21
作者: 陈兆源  

   提要:国家能力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预定目标而执行政策的能力。区别于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维度的研究路径,作者从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维度出发,认为新投资者的加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和更为丰富的政策操作空间,使其可以利用议程设置权力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实现自身偏好,从而提升本国国家能力。通过利用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并采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上述观点得到了验证。最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多元化对其国家能力产生正向边际效应的条件更苛刻,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较弱。中东和北非国家是例外,这可能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关。自然资源要素吸引了多元的外国投资者,但该地区部分“食利国家”并未将其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考察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新解释,并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陈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献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3期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一国国内政治。其中,与世界生产结构变革紧密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深度嵌入东道国政权、市场和社会,因而成为塑造东道国国内政治不容忽视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的相对稀缺更加突显了跨国资本的重要性。在经历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犹豫迟疑阶段后,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跨国资本打开市场。20世纪90年代,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度增速一度大幅高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其中的重要趋势是,跨国资本已不仅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流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20年全球投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体下滑,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58%,而发展中国家吸纳外资的流量则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在世界投资流量总额中占比达到66%的历史新高。不过相比于对经济效应和国际政治效应的分析,既有研究对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国内政治效应却着墨不多。外国直接投资对身处第三世界的东道国是否有以及有怎样的政治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国家能力建设无疑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极端重要甚至最为重要的课题,对政权合法性、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起到支柱性作用。西方学界认为同样如此的或许还有政体类型,但政体类型之所以受到关注,恐怕也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根据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经典定义,国家能力是国家行为体执行官方目标和政策的能力。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会对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不同影响的条件和机制如何,这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争论也一直延续,主要在两大学术争论中被涉及: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限制论和赋能论之间的争论。在既有讨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发掘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影响的条件性介入这些重要的学术争论,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是影响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一个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Euclidean spatial model),本文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多元化将有助于发展中东道国进行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讨论既有文献对国家能力起源的理论解释,并指出可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第三部分从外国投资来源国多元化的视角构建空间模型,阐述外资来源国多元化如何通过增加东道国政府的议价能力和议程设置权力,使其能够选择赢集中更符合其偏好的建议状态。第四部分通过构建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纵向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第五部分为总结。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其一,首次讨论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东道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情境下的国家能力来源提供了一个新解释。其二,阐述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与东道国国家能力的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机制。其三,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构建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通过采用更多发展中国家较长时段的计量模型呈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影响。

  

   二、对国家能力的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国家是近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在众多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家能力作为国家理论的组成部分,同样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在国家能力是一个关系型概念这点上,学者基本达成了一致,即国家能力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或者更一般意义上说,国家能力是相对于非国家行为体而言的。不过研究者对国家能力的具体组成各有侧重。例如,乔尔·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将国家能力划分为渗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类。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国家能力主要指中央政府能力,可概括为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和托尔斯滕·佩尔松(Torsten Persson)则将国家能力划分为财政能力、法律能力和集体能力。由于国家能力的内涵宽泛且各维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对国家能力诸维度的罗列都不可能穷尽且正交。围绕国家能力的来源这一主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五大主题延伸展开。

  

   一是历史传统。国家形成的悠久历史对后续的国家能力发展存在正向效应。有学者通过构建“国家古老指数(Index of State Antiquity)”发现,越早具备国家形态的地区国家能力也往往更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中国官僚制及行政能力的褒奖可视作对此的呼应。除此之外,不同的殖民地历史也被认为与国家能力发展密切相关。

  

   部分学者将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差异追溯到殖民者的不同统治方式。米格代尔认为殖民者依靠分散的当地精英进行统治会导致弱国家和社会控制的碎片化,而殖民者对全国性统治机构的支持则使社会控制得以集中化。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详细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国家权力的差异化影响,指出相较于间接统治,具有直接统治传统的殖民地往往拥有更强的国家能力。不过,一些讨论认为并不是殖民者的不同统治方式或制度遗产而是殖民地社会本身的差异性导致了国家建设的异质性。例如,对石油资源丰富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加蓬的比较历史分析发现,殖民时期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助于激发国家能力。这类文献多与历史制度主义颇为亲近,强调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和制度遗产对当今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二是精英冲突。从精英冲突的角度研究国家能力颇具生命力,其中的核心在于追问是精英冲突还是精英团结更有利于发展国家能力,或者更一般地,何种组合的精英冲突和精英团结是提升国家能力的最优值。对先发国家的研究多强调精英冲突(或竞争)的重要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则倾向于突出精英团结的意义。

  

   在分析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差异时,戴维·瓦尔德纳(David Waldner)将精英冲突的强度作为其核心解释变量,因为精英冲突的强度决定了国家吸纳平民阶层的时间点——是否发生在完成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型之前。当精英冲突强度高时,精英被迫建立以高水平转移支付为基础的跨阶级联盟,这种广泛的跨阶级联盟是形成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充分条件。当精英冲突强度低时,精英能够建立小范围的联盟,成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构建发展型国家的必要条件。统治精英的分裂过早地将大众吸纳进政治舞台,从而影响了国家自主性和一个理性的制度化的官僚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希勒尔·戴维·索伊费尔(Hillel David Soifer)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同样强调了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团结将有助于国家能力建设。丹·斯莱特(Dan Slater)在强调精英团结对国家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对精英集体行动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他对东南亚七国国家能力的研究可视作这支文献的延续。弗朗西斯科·加菲亚斯(Francisco Garfias)对墨西哥20世纪上半叶的次国家分析表明,精英竞争的平衡被打破并且优势由经济精英倒向政治精英时,国家能力将会提升。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政治精英一方面可以通过侵占经济精英来巩固自身权威,另一方面未来国家能力的预期收益使统治者更有可能增加对国家能力的投入。

  

   概括而言,精英冲突对国家能力的影响绝不是线性的,一定程度(既不过大也不过小)的精英竞争有利于国家建设。以精英间关系解释国家能力差异之所以受到青睐,大概因其在强调关键行为体的同时可以将诸多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制度遗产的影响纳入其中。

  

   三是政治制度。讨论一国国内政治制度对国家能力的影响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不是某种政治制度提升了国家能力,而是这些政治制度本身便是国家能力的象征和组成部分。故此处尽可能选取既有文献中相对国家能力具有一定区分度的国内政治制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分权制衡和竞争性选举。

  

   关于分权制衡,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巴里·温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的经典理论认为行政权(王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权制衡使得王室能够对议会和债权人做出可信承诺,从而大大增强了17世纪英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后发国家的部分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不过,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也存在争议。根据质性研究中的“有效引用(active citation)”标准,托马索·帕沃内(Tommaso Pavone)对诺斯和温格斯特的这篇文章进行了复制,发现该文过分依赖有限的二手资料支持其因果机制,并且从分析透明性来看相当模糊,存在选择资料的遗漏过错(sins of omission)。帕沃内认为,强调议会组成和利益的“组织偏好论”比“宪制约束论”更好地解释了英国财政能力的增长。但无论如何,在讨论国家能力时,分权制衡依然是学者和决策者需要严肃考虑的制度安排。

  

与分权制衡相比,竞争性选举更加强调国家制度安排中的政体类型。深受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中多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和极简定义。汉娜·贝克(Hanna Bäck)和阿克塞尔·哈德尼乌斯(Axel Hadenius)根据1984—2002年125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较早地对民主与国家行政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样本讨论,他们发现民主与行政绩效之间存在“J形曲线”的关系。斯莱特则通过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个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质性研究总结了竞争性选举促进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机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乔瓦尼·卡尔博内(Giovanni Carbone)和温琴佐·梅莫利(Vincenzo Memoli)梳理了民主促进国家能力建设的三类理论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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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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