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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布莱顿·布莱顿巴赫

更新时间:2007-02-27 00:41:52
作者: 北岛 (进入专栏)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座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已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忆录《—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简称《自白》)第一章的开头。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像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我最近在读《自自》。布莱顿在这本书靡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廷博。

   一九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Fado),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饭馆酒吧贵得吓人,门口有人参拉外国游客。由布莱顿挑头,带着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脱离了大队人马。布莱顿不愧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他和别人聊着天,使眼色让我们溜进小胡同,再尾随过来。他根据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在小巷深处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烟雾弥漫,挤得满满的。歌手是个小伙子,非要唱尽人间苦难不可。“法度”让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厉高亢,让人抓心挠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场了。余兴未尽,我们留下来喝酒。回旅馆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们三个哼起歌来,在暗夜倾诉各自的忧伤。不知怎地,不同国度的酸曲最后汇成《国际歌》。布莱顿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协调,好像我们一起排练了一辈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华的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扯起嗓子,高唱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么时候认识布莱顿的,我记不太清了。十几年前我们肯定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过。那时我刚出国,谁也记不住,人物与日子像扑克洗在一起。我们真正相识应该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零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莱顿突然闪现出来,像个黑桃K。他有一种受难者的威严。皮肤黑黑的,络腮胡子花白,绘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悯人,既热又冷,且带钩,女人得特别小心才是。他长得有点儿像神职人员,但绝不是那种普通的牧师,更不是红衣主教,对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楞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过来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自》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ason in Paradise),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一九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一九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Paradise)。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Durban)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时,听见扩音器在广播:“布莱顿巴赫先生,请尽快到十八号登机门,飞机就要起飞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布莱顿巴赫先生就在这儿,在登机前几分钟被捕。到了德班,在旅馆放下行李,我被领到一家意大利饭馆。布莱顿迎上来,和我紧紧拥抱,说:“伙计,欢迎到非洲来。”我们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见面,这回可终于到他家来做客了。

   布莱顿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如今他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来南非三个月,在大学教写作,协助组织非洲诗歌节。这时间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没有祖国,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中间地带”的人。今晚是他的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两个小时,刚好错过。作为画家的布莱顿和作为诗人的布莱顿是两面镜子,而布莱顿本人正从中隐形。

   我提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另一个布莱顿巴赫。他说,这个名字在南非极少,很可能是他的亲戚。最早的布莱顿巴赫家族来自德国,在非理性的迁徒途中,有荷兰人、黑人、马来人的血液汇人,血缘关系复杂得像块调色板。他祖父是雇农,到父亲这辈日子好过些,按中国的阶级划分大概算个上中农,自己动手挖渠、播种、采矿。布莱顿哥仨,还有个姐姐。大哥即他在机场被捕时正迎候南非总理的那位,是反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准将指挥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闻记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莱顿是个写诗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关系。“还行,只不过在一起从不谈政治。”他告诉我,在巴黎流亡时,大哥来出差,哥儿俩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这本书中,布莱顿的倾诉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检查员先生”,有时又管他叫“眼睛先生”、“我先生”,语调充满了调侃挖苦。依我看,“检查员先生”是个双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谋,又是他身处绝境的内心独自的惟一倾听者。布莱顿若是基督的话,“检查员先生”就是上帝。“啊,检察员先生,你认为我有罪吗?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他写道。

   秘密警察头子汉廷顿是个病态的家伙。有一次布莱顿被召到监狱门外,汉廷顿把他正读师范的侄女介绍给他。那个女孩于是他的诗歌迷,发誓要用泪水帮他脱离苦海。汉廷顿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带他参观花园。后面就是山,周围似乎无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还是陷阱,在逃跑时把他击毙?两个小女儿请他签名留言。午餐快结束时,电话铃响了。汉廷顿接电话回来,问他要不要用他的卫生间洗个澡,甚至可以用他的牙刷。不过请他原谅,他们该送他回去了。汉廷顿把他带回监狱办公室时,布莱顿的妻子莲坐在那儿。

   到德班的第三天中午,布莱顿夫妇请我到一家中国馆子吃午饭。

   五月的南非已进人冬天,但一点儿都不冷,像美国加州的夏天,阳光明媚。孩子们在海上玩帆板。中国餐馆紧挨着一个大饭店。布莱顿坐在那儿等我。他放下报纸,目光探寻着,似乎想知道我对南非的第一印象。我刚写了首待,是绘他的:“……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暗淡……风在阅读车辙/向蓝丝绸以外的疼痛/致敬。”他问起我中国的变化,我告诉他算卦的说我明年回去。他微笑地盯着我。他回赠一首诗绘我,提到算卦的和乡愁,诗中充满了温情。

   莲来了,她个头不高,言谈举止优雅。我们从未谋面,仅在电话里说过话。她是华裔越南人,不会中文。他们的婚姻当时在南非是违法的,由于没像中国那样查三代,布莱顿只能是白人,不准和有色人种结婚。

   布莱顿坐牢时,莲为他全世界奔走呼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布莱顿动荡生活的阴影在莲的脸上留下痕迹——淡淡的哀愁。莲看布莱顿时有一种怜爱和无奈,好像他是个惹是生非的大孩子。莲告诉我,按汉语她应姓“黄”,全名是黄莲。我一惊,没敢告诉她中文的含义。老板娘是上海人,风风火火。我点了醉鸡、清蒸鱼和家常豆腐,很地道。我和布莱顿喝着青岛啤酒聊天。我每次去巴黎,只要布莱顿在,我们总是去十三区的一家名叫“大家乐”的广东馆子。那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此刻好像坐在同一地方,只是窗外的景致变了。他盯着街心花园的孩子,笑出声来。

   审判开始了。布莱顿写道:“我能明白一息尚存的老鼠在被蛇吞吃时多么软弱无力——眼睁睁庆祝它自己的死亡。”镶木板的法庭,大概过去是个犹太教堂,令人压抑。审判日复一日,证人进进出出,父亲坐在听众席上,呆呆的。布莱顿被判处九年徒刑。

   汉廷顿把他带到办公室,好像对这一严厉的判决既恼火又震惊,而他的部下纷纷进来祝贺。有人甚至把布莱顿带到厕所,给他斟了一大杯白葡萄酒,似乎为了共同庆祝一个重要节日。最后汉廷顿把他带回牢房,戴着墨镜坐在对面。他提起他年轻时的幼稚,家境的贫寒,以及他如何从总统的保镖爬到了今天的位置。在讲述中,他脸色苍白,得到了某种类似性高潮的满足。在布莱顿坐牢期间,汉廷顿甚至把他狱中的诗稿拿去出版,但条件是布莱顿必须把诗集献给他。

   读布莱顿的书不是件轻松的事。他的词汇丰富,还搀杂了法语和南非语,像凶猛的河流;我像过窄的河床,泛滥成灾。有时又相反,我不再是所谓潜在的读者,性急地跳了出来,参与他的写作。我是一九七五年的布莱顿,被判了九年徒刑。

   其实,在踏上我的祖国的那一刻,我已经被跟上。不,甚至更早,在我持格拉斯卡先生的护照在罗马申请签证时,网已经张开了。我刮绰络腮胡子,改变发型,戴上宽边眼镜。在飞往南非的飞机上,我结识了空中小姐安娜,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过海关很顺利。头几天我东游西荡,消失在人群中。我先找到与政治无涉的老朋友,然后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被捕后汉廷顿告诉我,他们甚至在清洁工打扫旅馆房间以前,取走我喝过的每个酒瓶。

   安娜打电话到旅馆约我看戏。她的婚姻似乎很不幸,丈夫抛弃了她。她开车带我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景点去玩。她外出飞行时,我搬到她的单元去住。

   我来到开普敦,在平静的海角镇佐下,经常和地下组织的人见面。有一次,他们开车来接我,发现被一辆白色福特车跟上了。我们东绕西拐,到开普敦市中心,我跳车钻进商场地下室,脱掉风衣,戴上毛线帽,从另一个出口冲出去。下午,搭公关汽车溜回到旅馆,没开灯,我从窗口看见那辆白色福特车,有两个家伙在车里抽烟。风急雨骤,海浪拍打着水泥墩。我整夜在销毁文件。凌晨,我从旅馆的后院翻墙,搭上辆公共汽车。到了市中心的终点站,刚下车,那辆白色福特车出现在街口。我拔腿就跑,磕磕拌拌,沿着空荡荡的水果摊位。那场面多少有点儿像三流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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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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