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亲缘关系，“西方做历史社会学的，……都是历史政治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完全可以借鉴和共享历史社会学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性”的接纳、反思与应用，以及历史社会分析对“时间中的结构与机制”的研究取向与理论旨趣。“虽然历史政治学这个提法过去很少，但是已经有一些跟它类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径，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制度论……这些都是历史政治学的先驱和重要基础。……这些研究途径……都力图实现结构和行动者分析之间比较好的结合。”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其与历史学的联姻都旨在借鉴历史学的学科优势，特别是在经验材料和历史史料的归纳、整理与分析方面的历史学技艺，因而历史学的介入必然带来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对其经验-历史基础的回归。但不同于历史学的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理论建构本身的偏爱，正是这种偏爱将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导向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因果解释与机制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将从社会观念、社会行动到社会结果的普遍社会现象纳入研究视野，囊括从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到宏大叙事的研究取向，而特别重视结构研究、功能分析、变量之间相关性和因果机制研究的重要原因。从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形式完备性和规范程度来说，因果机制分析最容易产生和创造社会理论，也最符合“社会科学之为科学”的现代学科定位，因而最为当前中外学界特别是年轻学者和专注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者所青睐。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不以因果机制分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唯一合法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者看来有所缺陷、有所不足、需要进化的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差异所决定的不同政治学研究进路，依然是政治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对于重返经验-历史基础的政治学理论建构，我们更倾向于以“逻辑”分析来把握其从经验到理论的关键飞跃。

　　 概言之，对于包括历史政治学在内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来说，经验-历史是社会理论建构的起点，逻辑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这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带来一个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即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由黑格尔提出并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和修正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正是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处理经验-历史与逻辑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规定。事实上，无论是从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都可被视为历史政治学的宝贵资源或历史先声，因而澄清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命题的确切含义，有助于理解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进路。针对长期存在的对历史与逻辑关系的模糊认知和常见误解，诸多学者对此一命题的持续研究已经逐步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历史”“逻辑”与“统一”的具体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存在论首先强调作为感性活动的劳动即“实践”是建构人类世界的根基，而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规定的“历史条件”“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互关系”这些相近的用词，都将“历史”的确切含义指向“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尽管从不同著作文本来看“马克思的‘历史’一词有多种意义”。相比于历史，马克思没有太多使用“逻辑”一词，在他谈到“逻辑推论”“逻辑范畴”时，其中的逻辑是指推理形式；在另一些地方，他则明显用它来指称理论。尽管有用词上的细微差别，但无论是作为构建理论的逻辑方法，还是指代理论本身，都表明逻辑才是生成社会理论的关键环节。同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包括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视为一体，那么恩格斯关于逻辑与历史关系的经典论述，就值得我们再次重温并加以完整和准确的理解：“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对于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有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规定最为重要的启示在于：第一，揭示了历史的经验基础或者经验面向，历史被视为经验在时空中的延展，脱离其经验基础，历史将变得没有内容和意义；第二，逻辑从历史中获得，亦即从经验的时空延展中获得；第三，思想对历史的反映或者逻辑对历史的把握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而是经过修正的，在逻辑与历史（经验的时空延展）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决定与反映关系；第四，逻辑的呈现和建构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没有逻辑就没有理论。这些规定实际上决定了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历史政治学最终是一种变量之间的逻辑研究，其经验基础决定了其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其历史取向决定了其对时间与情境的敏感，对过程与进程研究、个案与比较研究以及（大历史中的）结构研究的偏好。在这种逻辑研究中，逻辑建构必须时时观照其经验基础，同时建构起来的逻辑又扮演着发现（被遮蔽的）经验以及归纳、整理经验的作用，由此历史政治学就与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三、理论建构与批判的自我呈现：历史政治学带来了何种改变

　　 前文的分析实际上展示了当下中国政治学界历史政治学兴起的两个重要推动力量：一是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界定的中国政治学承担的基本政治功能，或者说中国政治学人的基本政治责任；二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演进所导致的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自身形式化、程式化、科学化的内在需求。二者的结合共同推进了这一波意义与影响尚有待评估的历史政治学潮流：前者重内容、重历史、重主体性，即重（中国）政治学的社会功能之实现；后者重方法、重规范、重普遍性，即重政治学的现代学科属性之完成。二者虽有不同，但汇合于政治学理论建构过程之中。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最具家国情怀的老一辈政治学家、最具知识主体性意识的中坚政治学者，以及最具方法论和规范化意识的年轻政治学者，事实上共同投身于这一波历史政治学潮流之中。就此而言，笔者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前景、历史政治学可能波及的范围和可能达到的高度抱有审慎乐观态度。

　　 事实上，三年以来在明确的历史政治学旗帜下由多方学术力量共同参与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容忽视，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历史政治学在从概念提炼到议题设置上所取得的成绩。截至2021年8月14日，在中国知网以“历史政治学”为“篇名检索项”搜索以中文撰写的学术期刊及报纸等文字，可得到157篇文献。根据知网生成的年度发表分布，从2019年起，以“历史政治学”为篇题的文献数量快速上升；从这些文献的学科分布来看，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政治学（39.08%）、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7.24%）、中国共产党（4.60%）、史学理论（4.02%）；从这些文献的机构分布来看，发文量排在前四的机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从以上数据可以直观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及其学术组织活动对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如果对这157篇文献进一步分析，除去与本文所谓“历史政治学”相关性较低的文献及合并重复文献（如转载以及报纸和集刊先后发表等情况）后可得70余篇。细察这70余篇与“历史政治学”具有较强相关性的文献，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从历史政治学的渊源来说，比较政治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持续研究（70篇文献中约占11篇），与对中国政治学自身主体性的反思（大致每十年一波）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历史政治学的出场；第二，从方法论来说（可以在广义上归为历史政治学方法论讨论的论文约占27篇），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与中文社会科学界对历史社会学的引介，特别是对“社会科学转向历史”这一命题的讨论直接相关，直到历史政治学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其相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独特性；第三，历史与政治的结合——以历史视野研究政治学问题，或者以政治学眼光研究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约占25篇），并不以2019年历史政治学建构行动为起点，但是这种具有历史政治学性质的研究，在2019年之后明确表达出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野的自觉意识（直接以历史政治学为题名的论文或文章约占17篇）。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政治学拓展了政治学研究议题，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三个特征也初步印证了上文关于历史政治学缘起与方法的论述。

　　 应当说，三年以来中国政治学界所推动的历史政治学发展已经走过了初步界定和描述“何为历史政治学”的阶段，在这种初步界定和刻画中，历史政治学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对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从中国古代政治、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为核心的现代政治转型到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颇具雄心的整体设计，但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历史政治学路径在创新政治学概念、拓展政治学研究议题上的现实进展。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王向民，敏锐地将这种以历史政治学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纳入中国政治学百年历史的整体视野之中，指出这种“‘内在转向’意味着：中西之间，以中国为方位；古今之间，以现代为指向”，其判断的主要依据就在于近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取向和田野取向中生成的一系列“建制性概念”——从“文教国家”“大一统”“贤能政体”“治体论”“治理型国家”到“政党国家”（或党治国家）“国家能力”“政治社会”“祖赋人权”“家户制”“关系中的国家”等，这些概念已成为一种覆盖政治共同体建设之方方面面议题的概念谱系。随着历史政治学的参与者逐步将重心从对历史政治学本身的论述，转向以历史政治学为方法或视野对中国政治议题的具体研究，历史政治学显现出改变中国政治学旧议题研究方式或者拓展中国政治学研究新空间的功能。自2019年以来，政治学者对从血缘道德王国（徐勇，2019）、正统论（杨念群，2020）、大一统（周光辉，2021；任锋，2021）、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任锋，2021）、作为领导性治理者的士大夫（姚中秋，2021）、王安石变法（雷博，2021），到祖赋人权（徐勇，2018；杨海龙，朱城坤，2021）、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杨光斌，2019）、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汪仕凯，2020）、工会制度变迁（冯永光，2020）、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贺东航，2020，2021；赵成福，田杨，2021）等囊括古今的政治学议题进行了历史政治学分析，并对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杨光斌，2020）、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任锋，2020；秦际明，2020）路径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对新研究议题的拓展和对旧研究议题的改造，历史政治学分析所提炼而成的一系列具有本土性和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针对现实政治的解释能力和学术对话能力的“建制性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发展而来的学术命题，客观上推进了具有自主性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进程，历史政治学发展改变中国政治学研究现状和格局的态势初步显现。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以景跃进教授关于理论创新的四个层次，即概念—命题—中层理论—范式革命来衡量历史政治学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努力，则历史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促进作用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于第一、二层次，历史政治学进路中所产出的中层理论仍然较为匮乏；如果社会理论创新的终点是范式革命的话，那么历史政治学在未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当下而言，要回答历史政治学为政治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何种改变这个问题，我们在肯定历史政治学“通过历史视野的引入，从基础层面打开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自主空间，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宗旨及其成绩的同时，亦即肯定其学术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建构性一面的同时，必须指出历史政治学在提升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之批判性和提升历史政治学自身理论建构之批判性一面尚待进一步努力。也就是说，历史政治学需要将政治学理论创造的建构性与历史政治学理论“批判的自我呈现”结合起来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必须重申的是，这里所谓理论之批判性，并非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之批判性，而是指作为社会理论之本质属性的批判性，亦即作为一种“批判的自我呈现”的理论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