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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家族企业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辨析

更新时间:2022-05-04 16:29:16
作者: 刘平青 (进入专栏)  

   在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家族企业得以复苏和勃发,其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形态日渐成熟,且发展形式丰富多样,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学者们不遗余力的调查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家族企业的认识,并在一些方面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完全掩盖人们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澄清这些分歧,有助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将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在对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性质作出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基因”内生性决定且由企业环境选择的组织形态的理论框架。

  

   一、家族企业在转轨期中国是权宜之计,还是适应性制度安排?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跨越社会发展阶段、跨越国界的企业组织,不仅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毫无例外地活跃着一批现代家族企业。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由于产生、成长于经济转轨这种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环境中,因而除了具有发达市场经济中一般家族企业的共性外,更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性。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家庭等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全国就好比一个巨型工厂,各种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国家计划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配置,家族企业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寡庸讳言,如果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果真有春天的话,那她在现代中国则是羞涩而脆弱的,而且姗姗来迟。有人说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早已行之有年,甚至可追溯几千年的历史,但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提出,公认的看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标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育,市场经济在中国已初见端倪。但我们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几代经济学家付出了巨大的甚至生命代价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的普及会因改革方向的确立一蹴而就。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既是推动者,但有时有些部门又因为部门利益而成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阻碍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许多权力部门搞市场经济的热情变成收费和罚款的热情。也就是说,在转轨过程中,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来自政府的许多权力部门。对许多权力部门而言,与其说它们在搞市场经济,还不如说它们在‘利用'市场经济。!"#由于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使得处于发育中的市场经济远未脱离计划体制的束缚。

   理论家的灵感来源于丰富的实践。家庭既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单元,又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天然场所。在中国即使在“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严打长途贩运”及其余波尤存的计划经济年代,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础形成的各种经济组织从未真正绝迹过。但这些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组织形态只能模拟生物界的“拟态”和“保护色”,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打出一记擦边球,以突破思想禁锢,从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边缘逐步显现出来。始于恢复家庭作为经济单元的农村改革,犹如一张供家族企业发育的特制温床。受利己主义的推动,加之由个人生活经历、知识素养、特质性判断力和价值观而构成了企业主(家)心智模式,使企业主(家)具有强烈的创业冲动和适应性创造力;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服从”观念,顺理成章的移植为企业主(家)权威;家庭内部利他主义的存在,使彼此间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从而形成密切合作的“公共知识”。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家族企业能低成本创业。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最早闯险滩的是个体家庭企业。当理论界在探讨商品经济姓“资”姓“社”时,温州家庭作坊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当理论界在讨论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时,广东家族企业早已发行了第一张股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试验色彩,政府本意是让它们扮演国有经济“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然而,家族企业具有市场主体的天然本能,以其适者生存的机制适应转轨经济环境,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稳了脚跟,并逐步取得了法律上的“牌照”。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向的确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家族企业成功的实践。

   由是观之,研究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丝毫不能脱离中国经济转轨这个最大的“特色”。离开其赖以存在的特殊环境而就家族企业论家族企业,将难以跳出笼统地进行利弊分析的窠臼。从经济转轨这一角度看,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不仅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且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

   改革开放之初,家族企业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也没有取得社会的认同,它们或游离在计划体制的边缘,或顶着一顶又红又专的国有企业帽子。当乡镇集体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时,一些家族企业又变成乡镇集体企业。随后政策调整,招商引资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不少家族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中外合资企业。时至今日,私营企业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昔日的一部分乡镇企业在转制中又变成了今日红火的私营企业。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便可以看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与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模式适合于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就采用什么模式。大致可以这样说,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适应性是特定环境下的不得以而为之,又可称谓“诱致适应型”,即不利于家族企业健康成长的企业环境诱导下的适应性。

   资本要素对优秀的企业家来讲永远是稀缺的。中国创业型家族企业主(家)出生和成长于“高积累、低消费”以及严禁私人资本存在的年代,其受资本的约束程度是不难想象的。由于经营能力难以观察,即便此时有可供选择的人才市场,企业主(家)面对不低的事前信息成本(招聘、培训费用),他们也只能望而却步,回头依靠彼此“熟悉”、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勤奋工作的家族成员,启用家族成员创业,几乎成为企业主(家)情理之中的事。然而,由于家族成员也存在信息机会成本(因在家族企业工作而失去的其他可能的最大收益),企业主(家)并不是一厢情愿地抓住家族成员不放。赚钱的技术性工作和低薪的繁重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是理性的企业主(家)选择家族成员或者雇佣家族外社会公众成员的一个判断性标准,于是雇佣公众成员的口子因分工的需要而得以打开。随着进入企业的公众成员增多,其中不乏优秀分子能在企业实干中脱颖而出。根据企业发展实际,企业主(家)有机调配契约型和身份型两类信息选择激励—约束机制。对优秀的社会公众成员,企业主(家)习惯于用身份型方式同化他,或通过联姻的方式使之成为家族成员,或以身份加契约双管齐下的方式使之成为准家族成员。通过上述方式,家族企业主(家)选择优秀的人力资本进入企业核心层,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一言九鼎”之功效。

   据有关经理人才市场发育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已经起步,但需很大改进”的占44%;认为“很不成熟”和“不清楚”的分别占7%、15.8%;而认为“比较成熟”和“已经成熟”的只占26.3%、6.4%。转轨时期不规范的经理人才市场存在着“奖短罚长”的负面效果,企业主(家)和社会人力资本各自存在短期机会主义倾向。从家族企业的发展实践来看,企业主(家)除重用家族成员外,也通过契约机制大量聘用社会人力资本,而社会人力资本频繁“跳槽”。“跳槽”的原因除待遇和受排挤等考虑外,还有两个方面不能忽视:一是由于市场规则不健全等因素,企业长期投资动力不足,社会人力资本在一个企业工作几年之后就会感觉到企业缺乏持续竞争力,“说不准哪天企业就垮了”,与其到时“树倒猢狲散”,不如现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二是转轨经济中企业进入成本比较低,人力资本“打工”目的很明确,边赚钱边积累经验,为自己日后创业打基础。分工导致的社会异化,使得企业主(家)和人力资本缺乏一种长期合作的意愿,人力资本信息市场的不健全,使双方更难以找到合作均衡点。有关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问及是否可以从市场上招到合格的经理人员时,答案中“也许可以”占到..44.1%,“招不到”和“不清楚”分别占7.1%、16.5%,而“可以”的回答只占32.4%。大多数回答是含糊的和否定的。

   如果说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个体的出现,主要源于家族企业主(家)内在的创业冲动,那么家族企业群体的崛起,则应归因于企业环境因素的助长和鼓励,特别是法律上对私营企业的认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从改革开放之前的“改造、利用到消灭”再到1983年初的“不要急于取缔”,1988年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1999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上的两次飞跃,大大促进了家族企业群体的成长壮大。

   准确地划分转轨时期家族企业群体所处行业及其规模大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大量案例分析可发现,家族企业中存在“两小、易于控制”的现象,即创业期企业规模小和发展期企业核心小,这样使得少数几个家族成员便可控制整个企业。从分工与企业所处行业来看,创业期小型家族企业多数分布在运输、贸易、服务业和简单加工制造等行业。这些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这些行业进入成本比较低,家庭自有资金外加向亲戚朋友借一点便可以凑够创业成本;其次,这些行业偏重于价格、时间、地点的判断技巧,只要决策迅速、对市场信息反应敏锐,家族企业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其三,家族成员甚至可以在不放弃主营业的情况下,利用闲散时间和家族中剩余劳动力开展经营,企业创业风险比较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企业进入的技术壁垒低,技术分工简单,甚至一两人学会操作便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育成长,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中也出现了如希望集团、万向集团、太太药业、康美药业等一批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的家族企业,并且这些家族企业大都遵守一种“分工原则”,即企业核心(包括技术的或管理的)都由家族成员所控制。即使明令“儿子不准当总裁”的吴炳新,也不会轻易将三株董事长职位许诺给外人。分析还发现,一些家族企业在经历创业期后,主要集中在医药、化学、食品等行业进行规模扩张,这大抵也同这些行业的核心技术相对集中,容易受家族成员控制相关,这也是家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宝之一。

   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作为“所有者到位”的企业,克服了“所有者缺位”造成的困惑。其“适者生存”的明显优势绝不亚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优势,现代市场经济竞争规律既非弱者生存,又非大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谁也不能否认,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是一种比较成功的适应性制度安排,即基本适应了转轨经济中的企业环境(包括产权、信息、融资、经理人才市场等)的制度安排。诚然,说它是一种适应性制度安排,甚至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适应性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笔者想要用家族企业取代非家族企业。完整的企业群体应当是既有家族企业又有非家族企业的形式多样的组织形式相辅相成。单一地强调或者否定其中的一部分,都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还应该看到,转轨期家族企业本身是一个异质的且规模、层次不同的复杂群体,传统家族企业所占比重大,现代家族企业比重小,一方面企业规章制度尚需规范完善,企业信用有必要提升,企业主(家)素质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部分家族企业的“活力”来源于“双轨制”,甚至是由“公”通过家庭或家族向“私”输血,必须有新的转制提升。

二、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否绝对排斥?无论是对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而言,还是对一切中国家族企业而言,未来何去何从,尤为令人关注。在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观点或做法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三高”,即模仿国有大中型企业,加快组建企业集团,急于公开上市,用现代企业制度对家族企业加以改造。这种做法对于极少数具备条件的家族企业而言,并非不可。问题在于,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企业发展模式,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较为成功的现代企业公司制度也不例外。家族企业同任何社会的经济组织一样,其成长、成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急于求成”的赶超思想,难以使家族企业做大做强,拔苗助长只会导致家族企业发育不良甚至出现企业“畸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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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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