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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 高春景:集体企业变迁:转轨经济视角的回顾

更新时间:2022-05-04 16:24:14
作者: 刘平青 (进入专栏)   高春景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即异军突起)到第二次创业(即全面改制)。从转轨经济视角看,乡镇集体企业是社区能人整合要素资源并以此发挥作用的“制度平台”,短缺市场条件下受社区政府外力与家族经营内力双重推动使乡镇集体企业异军突起,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中社区政府官员与家族企业家博弈促使企业全面改制。

   关键词:集体企业;异军突起;全面改制

   本文所指的集体企业即为乡镇集体企业。改革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推动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自身也发生着明显的制度变迁。

  

   一、集体企业萌动:社区能人整合要素资源并以此发挥作用的“制度平台”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照搬“苏联模式”,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乡社合并,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合一;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生产资料由高级社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高级社的土地、牲口、大件生产工具都归集体所有,仅允许少量的自留地,保留了自由市场,但关闭农村要素市场,隔绝城乡人口流动。国家成为所有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第一位控制者,其中一部分剩余由于不等价交换,通过价格剪刀差转移到国家手中。集体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这一过程中,虽在三年困难时期实行短期政策变通(包产到户和借地)和公社组织调整,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处于一种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的短缺状态,不仅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城市居民物质也极度匮乏;二是短缺市场条件下的国有经济主体活力缺乏、效率低下,根本无法包打天下,而人民公社办的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的前身)发育障碍重重,不足以形成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的格局。

   尽管从国家计划立场看来,社队企业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系统的异己物,从公社时代曾被反复批判过的f集体资本主义”指的就是这种突破国家计划控制,由集体来组织并占有剩余的经济活动。但是,工业产品市场利润空间的诱惑和高效率经济主体的缺位,为社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合乎情理的缘由。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政策的大调整(改革开放),这部分国家计划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农集体经济迎来了发育的青春期。在以往社队企业奠定的人才、物质、技术等方面的基础之上,乡镇企业凝聚到丰裕的农村资源,不出几年发展,便把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城市工业化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最重要的是,集体可以向个人家庭出售牌照,那些对国家政策心存疑虑的家庭资本活动得以顶上集体经济的红帽子,能使它躲避国家政治运动的急风暴雨。如此看来,与其说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原有制度庇护下一种已被人为取消的经济形式的复活。

   集体化农业的经济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在集体化农业危机四伏之时,以各种形式创办的非农集体企业,能奇迹般地从农村显现出来?一般认为,集体农业组织对其社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不完全,导致对社员努力的激励不足,经过一个“懒逐勤”的蔓延过程,使得集体农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个解释忽略了效率损失的另一方面。集体化农业决不只是农村社区内农户之间的权利合作关系,而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周其仁,1995)。“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交换获得了农业集体剩余,集体化农业对其管理者激励不足而导致了效率损失。与集体农业组织比较,乡镇企业的萌动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制度因素,即乡镇企业是在新旧体制相互交替的过程中由社区能人“制造”了一种“制度平台”,企业全部或部分剩余控制权由社区能人所掌握,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网按照市场要求配置资源要素。当然,乡镇企业作为—种“制度平台”,没有统一的既定模式,其组织形式由农村社区各种资源的整合途径决定。

   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实践看,由于社区能人组织资源的能力和途径不尽相同,特别是所凭借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又称潜网)的大小不同,乡镇企业表现为乡镇集体、村组集体、家庭联合、个体家庭等多种形式。乡镇企业发育良好的社区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大都会谈到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所谓“人和”,不能不是这些社区能人凭借各种途径,特别是“家族基因”(由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等有机构成)发挥作用。其中,一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较多地发挥了家族制度的亲缘血缘作用,形成了以家庭联合或个体家庭企业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即所谓的“温州模式”,而另一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则较多地依靠“政企不分”的作用,形成了以乡镇集体、村组集体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即所谓的“苏南模式”。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乡镇企业,在其“制度平台”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结成“命运共同体”,家庭或家族制度的作用总是客观的存在,从而构筑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的内涵。

  

   二、集体企业异军突起:短缺市场条件下社区政府外力与家族经营内力双重推动

  

   社区政府是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被指定为乡村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因而它既是个政治单位,又是一个经济实体。社区政府的成员同样是具有自利动机的“经济人”。借用公共选择学派的语言,社区政府的行为通过其官员的活动得以观察。“经济人”首先是来自于家庭的“生物人”,个人效用最大化可能拓展至“家庭效用最大化”。

   1. 社区政府的推动是一种依托政权作用的外力

   改革开放初期,社区政府办乡镇企业,不仅风险小,而且是除国有之外的唯一合法的企业形式。那个年代,个人和家庭办企业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家族基因”也就缺少发育的环境和土壤。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中,市场只是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创办企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要素主要通过行政计划来配置。由于市场体制处于发育初期,社区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极大地降低了乡镇企业的市场风险和外部性。社区政府担保使乡镇企业能获得贷款申请,通过政府牵线搭桥,乡镇企业能引进所需的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如浙江东阳市委对横店集团来机关“挖墙脚”大开绿灯,使得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30多个机关干部一起加盟横店,其中包括副市长、组织部长、局长等。社区政府拥有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以及土地使用的审批等权力,为扶植企业发展,除给予本社区内乡镇企业可能的优惠政策外,社区政府分割封锁市场,甚至还采取以邻为壑的非市场竞争做法。另外,有些社区政府一开始对发展乡镇企业持观望态度,并未热衷于为天下之先,它们看到中央文件规定“不要急于取缔”,也就听之任之,“不说话、不调研、不表态”,而是更多的默认和间接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社区政府支持下的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制企业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结果。

   乡镇集体企业的资本形成主要依靠社队自有积累和银行信贷,因此其产权性质当然仍属集体的公有财产。但是,当把这种集体企业与人民公社作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两者事实上有很大不同。前者面向市场生产因而可以由社区获取剩余,后者的剩余则被国家独占;前者资产可以流动重组,后者被禁止买卖租佃;前者由社区官员及受其委托的社区精英控制,后者几乎完全受制于国家。这些区别是理解乡镇集体企业快速增长动力机制的关键,即社区政府官员力争控制更多的自有资源。如果说社区政府对乡镇集体企业的推动与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有差别,其差别产生的根源也多在于此。

   从乡镇官员效用函数来看,官员的效用至少包括政治业绩和经济收益两部分,而无论是政治业绩还是经济收益,都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官员一般都有积极性“插手”社区企业。集体经济在制度安排上消灭了个人控制剩余权机制,但它并不因此就能取消给予其监管者经济激励的需要。事实上,国家控制的公有经济不得不诉诸党政官僚等级制度,恰恰表明社会主义体制依然需要激励其经济管理干部(周其仁,1995)。例如,官位升迁预期是这一体制最主要的正激励,而提拔无望则构成负激励的主要手段。在此意义上,经济体制的“官本位化”可以看作是对产权制度的一种替代。如果某官员所辖范围内具有业绩优良的企业,不仅增加地方经济指数,辖区选民也从就业和福利中得到好处,该官员也将得到更大的正激励。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是社区经济的重要主体,而且成为改变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希望所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理所当然地纳入到社区政府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中,乡镇企业的增长作为一种重要政绩显示方式而存在。官员为获得最大化政治业绩的动机表现为社区政府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据笔者在江汉平原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企业办得好的乡镇官员多数得到了政治提拔,至今记忆犹新的“县改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等热潮,乡镇企业是这些“集体提拔”考核的重要指标。从社区政府官员的经济收益而言,社区内企业多且效益良好,官员经济收益通过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更容易实现,一个简单的例子,自己子女和亲属可以轻而易举得到工作安排。韩俊、谭秋成(1997)研究也指出,有的乡镇官员将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企业的主要岗位,乡镇集体企业成了家族式企业。

   2. 村组干部的支持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外力

   以往的研究较少将村组干部从社区官员中划分出来。在我们看来,除两者都是具有“家族基因”的“经济人”外,他们在身份上存在本质差异。乡镇官员是正式国家干部,而村组干部由非正式官僚担任。换言之,行政升迁机制对村组干部不起作用。在传统的激励机制之下,村组干部缺乏一种内在动力而乐于为村组集体企业请命。但村组干部在村组企业的早期创办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就甘于既得不到升迁激励,也得不到剩余权的控制地位?

   虽然村组干部无法为了增加对自己的激励而改变中央集体的“官本位”等级制,但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村组集体企业的控制权,他们利用这种“控制权”来分享剩余,并以实际剩余的获得量来平衡自己监管努力的实际供给量。这就构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即村组干部努力发展由村组而不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集体企业,从而创造更多的控制权。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只是这个阶层才具备在农村地区开办超越家庭规模经济组织的合法性,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最早的农村企业家主要从农村基层干部中生长出来。虽然村组集体企业财产权的最后归属并不清楚,但其剩余控制权总是掌握在村组干部手中。早期村组企业剩余主要用于支农开销、社区福利和企业积累,村组干部从中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归其个人所有的货币收入。但是,实际拥有村组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也就控制着村组内的非农就业机会,在一个农业社区里这将意味着不小的权力和较高的社区地位。换句话说,村组干部不能完全享用村组企业剩余,但却支配着剩余的利用。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货币和非货币的收益,并不来自国家的直接授予,而是来自于村组干部自立创办企业的本事。

   村组干部不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人”,由他们掌管的集体企业也就不可能按边际原理进行要素配置。尽管村组外可能存在更便宜、更优秀的劳动力,但集体企业仍以安排村组成员为主。而且,村组干部只控制集体企业的剩余分配,并不是完全占有,所以它们自己也没有尽职尽责挑选经营者的激励。这一切再加上没有可供村组干部选择的经营人才市场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结果就有可能把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排除在外,选择的是一些与村组干部有关系的亲朋好友。

   3. 家族经营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内力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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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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