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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论启示

更新时间:2022-05-04 16:24:07
作者: 李剑鸣  

  


   提高研究水平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关键,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要切实去做,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同时也始终受到许多难题的困扰。我们经常谈到领域、资料、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限制,这确实触及了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要害。目前,研究条件正在逐步改善,我们如果想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就向欧美史学取法仍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举例来说,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国内学术界谈论这个话题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说的多,做的少,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对世界史研究人员而言,由于学科积累、理论准备、学术训练、研究能力和资料等方面的限制,一时难于尝试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即使不去专门做新文化史研究,也可以从它那里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虽然接触新文化史已有许多年,可是我们还是免不了要问,究竟什么是“新文化史”?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好回答的问题。首先,“文化”就是一个相当麻烦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新文化史不可能有一个清晰可辨的边界。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谈到,新文化史的最大特点是研究“作为符号世界”的文化;但他接着又说,把什么东西说成不是文化,反而比界定什么东西是文化更困难(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文化”的边界十分模糊,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文化”的泛化,就为文化史的扩张埋下了伏笔。法国学者罗杰?夏迪埃反对传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态史之类的划分,主张建立一种能够沟通和整合不同领域的“新文化史”(周兵:《罗杰?夏迪埃的新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但他也意识到,新文化史实际上是不可能包罗一切的(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 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从这两位新文化史大家的意见和态度可以看出,如何界定新文化史的确是一个难题。在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宽泛地看待新文化史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倾向,那些带有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史论著,关注小人物和小事件的微观史作品,以及关于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研究成果,往往都被纳入新文化史的范畴。有些著作就题材而言显然不属于文化史,但是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启发,通常也被看成是新文化史。例如,林?亨特关于法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按照题材来划分应当属于政治史,可是人们习惯于把她看成新文化史家。当然,在界定一个研究领域时,仅仅关注题材是有片面性的,理论和方法的特征似乎更加重要。

   可见,我们尽管很想划清新文化史的边界,但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也许正是由于新文化史的边界模糊,于是许多学者便不主张单纯把它当成一个领域或一个学派,而是看做一种研究范式。伯克在论及新文化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时,提到了把它扩大到更多领域的设想(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121页)。他所说的这种扩大,也就是把新文化史作为一种方法,用以拓展或改造其他领域的研究。不少本身不做文化史的学者,的确也注意到了新文化史的方法论意义。美国史学者艾伦?泰勒承认,当今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者必须考虑“文化转向”与他们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国际史的倡导者入江昭认为,文化史对国际史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研究者注意到性别、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和非政府人员的作用;美国内战史专家德鲁?福斯特宣称,“文化和意义的透镜过滤所有其他维度的经验,(因而)文化史是无法回避的”[《意见交流:关于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ThePracticeof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号)]。有一位研究墨西哥殖民地史的学者说得更为夸张:可以用文化史来对经济关系实行“殖民”,正如文化史对政治制度的“殖民”一样;这样做的根据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假设”(imperialistassumption),即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这位学者声称,文化无处不 在,因 而 新 文 化 史 是 一 种 研 究 路 径 (ap-proach),而不是一系列研究题目;“人们并非仅仅(主要)为卡路里而争论,或者为控制他人的卡路里而争论,而且也为意义而争论,何况获取卡路里的各种方式本身也产生意义”。他相信,“文化的研究路径(culturalapproach)具有丰富的潜力,迄今已经取得了成绩,在将来会拥有更大的前景”[埃里克?范?扬:《新文化史来到老墨西哥》(Eric Van Young,“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ComestoOldMexico”),《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9卷第2期(1999年5月号)]。

   把新文化史看做一种方法,的确是一种很有眼光的做法。不过,在讨论新文化史的方法论意义之前,我们可能还要先考虑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到底是发展还是取代,是对立还是互补?另外,新文化史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什么特点,也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说到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关系,我们自然要有一点历史的眼光,要从形成和变化的角度看问题。新文化史的名目出现于1980年代末期,当它的学术身份确立以后,人们开始追溯它的形成历程,发现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史家在做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于是这些学者被奉为新文化史的先驱。可是,他们当初是不是有这样的学术自觉呢?彼得?伯克谈到,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丹尼尔?罗什、纳塔莉?戴维斯、林?亨特、卡洛?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文化史名家,当初都声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45~46页)。可以跟这一点相互印证的是,今天被说成是新文化史典范之作的论著,最初是寄身在社会史的躯体上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史的园圃中长成的学术奇葩。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刚问世时,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把它看做社会史著作,并没有给它贴上文化史的标签。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史的强势感到不满,反对把各种问题都归入社会的范畴。在他(她)们看来,社会史所自诩的强势,并不能掩盖它的那些致命的弱点,因为社会认同(身份)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述”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史在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时,确实带有反社会史的冲动。同时,社会史家对于新文化史的挑战也难以接受,两派学者之间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景德祥:《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不过,如果说新文化史的兴起意味着对社会史的反叛的话,那么受到冲击的并不是整个社会史,而只是社会史中的某些方面。不仅社会史有新旧之分,而且在新社会史内部也存在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有的社会史家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模式,有的则致力于描述和解释;有的关注社会结构,有的重视日常经验。伯克在讨论微观史学兴起时说,这种微观史学是“对某种类型的社会史的反拨”,这种社会史“以经济史为榜样,采用计量方法,着重描述总的趋势,对有关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认识”(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50页)。这种说法比较切合史学史的实际。再者,新文化史至今也没有取得新社会史当年的那种强势,当它渐成气候之际,本身的局限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一些文化史家不得不考虑“文化转向”之外的问题,重新取法于社会学和社会史,倡导把文化方式和社会方式结合起来[维多利亚?邦内尔、林?亨特编:《超出文化转向之外: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VictoriaE.Bonnell,andLynnHunt,eds.,BeyondtheCulturalTurn:NewDirectionsintheStudyofSocietyandCulture),伯克利1999年版,第ix、x、11页)。有些学者干脆把文化史和社会史合并,称做“社会文化史”。林?亨特也有类似的观察。她在21世纪初反思自己早年的研究时发现,在法国革命史领域,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凸显出来了,因此,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平衡[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LynnHunt,Politics,Culture,andClassintheFrenchRevolution),伯克利2004年版,第xii~xiii、xv页]。

   就学理而言,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也是异同互见的,这也反映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都关注社会中下层,关注日常生活,关注行为和习惯,都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滋养。但是,两者的不同或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新文化史家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认为文化与社会虽然相互关联,但也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社会实际的投影,不是反映或受制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反,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塑造作用。这与格尔兹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如出一辙的(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94页)。文化史家不再倚重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模式,而以叙述和阐释为主要方法。新文化史所关注的普通人,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以统计数字出现的群体。也就是说,它致力于恢复具体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体现了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在题材方面,它从“硬问题”转向了“软问题”,突破了19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题材概念。在新文化史家那里,并不是只有见诸文字的事件、制度和思想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些借助语言、图像、姿势和实物等符号表现的人的内在经验,如记忆、情绪、感知和梦境,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的题材。可以说,新文化史开辟了对过去世界的全面而立体的研究[汉努?萨尔米:《文化史、可能性和充分原则》(HannuSalmi,“CulturalHistory,thePossi-ble,andthePrincipleofPlenitude”),《历 史 与 理 论》(HistoryandTheory)第50期(2011年5月号)]。另外,新文化史或多或少带有后现代主义取向[耶尔恩?吕森:《历史:叙事—解释—定向》(J?rnRüsen,History:Narration–Interpretation–Orientation),纽约2005年版,第139页]。它呼应“去中心化”的主张,反对“宏大叙事”,否认历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不主张简单地使用“文化传统”的概念,也不做全景式写作,侧重具体而细微的研究。新文化史家经常使用“想象”、“发明”和“建构”一类的词汇,注重文化的建构与重构,也体现了“去自然化”的倾向。

   显然,新文化史明确反对“社会经验”的优先地位,不同意把文化视做“社会实际”的反映,就这一点而言,它的确是反社会史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新文化史视为新社会史的对立面。事实上,新文化史在孕育时受到过社会史的滋养,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也从社会史获得了许多的灵感。文化史家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把研究视角从精致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以及文化的社会塑造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史家则从文化史家对意义的关注得到启发,不再把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视为脱离人的内在经验的外在之物。经过改造和蜕变的社会史,仍然呈现兴旺的景象。可见,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有互补性,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新文化史是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结果,更不能说新文化史取代了新社会史。在目前的欧美史学中,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边界并不清晰,两者交叉重叠的地方很多。

同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理论的支持。如果说新社会史是历史学向社会学开放的产物,那么新文化史就是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宠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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