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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由巫到礼

更新时间:2022-05-04 16:22:09
作者: 李泽厚 (进入专栏)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由巫到礼》,这是个很难讲的题目,因为牵涉到上古史,材料不够,我自己研究得很不够,学术界好像也研究得不够。这是个非常重要,却被忽略掉的问题:所以的确值得讲一讲。特别是这个问题与中国整个文化、中国整个哲学的特征,很有关系,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中国文化、哲学有什么特征呢?当然有很多了。例如,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

   尽管我不同意这位学者的看法,但我认为他抓住了这一个要害。中国《诗经》里面有骂天、埋怨天的话,说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说的“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创造主这个概念,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认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的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很多学者都指出过,问题是它怎么来的?

   还有,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历史这么悠久,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绝对的、全知全能、主宰一切、远远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一种神,像犹太教的神,基督教的神,伊斯兰教的神。中国老百姓相信的关公、妈祖、观音菩萨,都是跟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质。关公本来是关云长,是个人,妈祖也是,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始终没有形成那种开天辟地的绝对神、至上神。犹太教在宋代就传入中国了,现在开封附近还能找到犹太人后裔,但犹太教没有了。

   基督教大家都知道,明代也传到中国,但至今在知识分子里面形成不了普遍信仰。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说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说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不像伊斯兰教每日五拜,天主教每饭谢恩,基督教七日去教堂听经祈祷,等等。所以墨子早就骂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讲中国是“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与对鬼神的态度一样,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相当模糊的、笼统的、不明确的。对中国人来说,另一个世界似乎并不比这个世界更重要、更真实,相反,另一个世界倒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明器,现在就烧纸房子、纸家具,让死人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生活。另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差别,另一个世界实际是为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服务的。中国人很讲实用,很讲功利,到庙里去烧香的,求福、求子,保平安、祛疾病,都是这个世界的要求,为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目的,很难说是真的为了拯救灵魂、洗清罪恶,等等。为什么?这些文化上面的特征,是怎么来的?安乐哲(Roger T. Ames)《孙子兵法》一书也指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两个世界,中国是一个世界,但没说这是怎么来的。

   拿哲学来说,西方从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Being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最重要的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还不能很好地翻译Being这个词。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说应该翻译成“是”,学术界始终有争议。为什么?对中国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最高本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Being)。相反,中国人是讲究Becoming,讲究生生不已,《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这个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重要的、本源的,所以讲change,不讲什么Being。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在柏拉图的对话里面,“美”不是一个美的姑娘,也不是一个美的盘子,它是美本身。What is beauty,什么“是”什么,中国人好像讲得比较少,而总是讲How to,How to do,干什么,怎么做。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仁”讲得很多,讲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定义,总是这样做算仁,那样做算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做,这也就是宋明理学讲得很多的“工夫即本体”,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在我看,就跟中国这个“巫”的传统大有关系。但为什么这么有关系,今天却被忽视掉了呢?包括学术界、学者们,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想原因之一,是一般提到巫,就想到民间的巫婆。witch,中世纪的西方也有嘛,中国讲是迷信嘛,那当然是很次要的了,所以不重视。在中国古代的记载里有巫祝卜史,也都不是很大的官,巫也就慢慢进入小传统、民间,后来与道教合流,变得不重要了。在贵州有一种傩文化,戴着面具,跳各种各样的舞蹈,现在都还有。这个现象在春秋,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跳傩的时候,孔子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东面的台阶上。孔子为什么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大门外面呢?是表示尊敬,表示对巫术舞蹈的敬意。孔子为什么要对它表示敬意呢?因为它来源久远,而且曾经地位非常之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本是大传统的重要核心。

   我在1998年出版的《论语今读》(3·24)里说:“与当时人们一样,孔子大概仍是相信上帝鬼神的,只是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即不用理性(理知、理解)去解说神的存在,而是将某种理解例如对宇宙的存在及其规律性(‘四时行焉’等)的领悟沉入情感中,造成某种心理的信仰情态。”傩本是通鬼神的巫术仪式,虽然已沦为小传统,孔子因为相信鬼神、上帝,即使有那种理性的情感信仰,又仍然穿着上朝的严肃服装对这种本占据核心地位的久远传统表示敬意。

   为什么说巫本是占据大传统的核心地位呢?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张光直教授,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中国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例如儒家一直讲得很多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他们都是大巫。《论语》里面讲“尧则天”,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很发达的,而古代的天文与巫术、与当时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论语》里讲舜无为而治,面朝南而不动,他在做什么呢,有学者说他在施法术。

   还有夏禹,大禹王治水,跟禹有关的有一种禹步,道藏里有,这是巫术的一种步伐,禹也是大巫。张光直考证禹的儿子启,中国第一个真正世袭的首领——夏启,《山海经》里说他舞《九代》,跳一种舞,这也是一种巫术。还有汤,商代的第一个皇帝——商汤,他的祷告是很有名的,当时天大旱,不下雨,商汤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发誓假如再不下雨,他就死掉,把自己献给神明。这是很著名的事情,果然下了大雨。巫师求雨在古代文献中很多,《周礼》里就讲率巫跳舞,率领群巫跳舞,做什么呢,求雨。因为下雨对农耕民族非常重要,天不下雨,农作物就活不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维系着整个群体能不能存活的问题。巫能沟通天人,请天下雨。

   文王,有人考证也是巫。周公替武王治病,也是实行巫术,这在《尚书》里有记载。周公的儿子也是巫,也有明确记载。所以巫的地位在当时非常之高,是大传统中很重要的角色,巫代表传达、发布和执行神的旨意,本身也就是神,远远不是民间小传统的那种巫婆神汉。

   因此,我这里讲的巫,不是讲这个字,不是讲巫祝卜史这种不重要的官,而是讲这种非常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大家知道,19世纪在法国、西班牙发现了原始洞穴里面的壁画,有牛啊,被射中啊,或者是画在很黑的地方,要打着火把才看得清楚。这当然不是为了欣赏,像今天把壁画当作艺术,当时就是用作巫术活动、巫术仪式,活动结束,最后留下的一些痕迹,这种活动在当时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几万年了。巫从那时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这个现象对这个群体,或者对人来说,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作用很不简单。通过这种活动、仪式,通过跳舞,把群体、把人组织起来。甲骨文里的巫字,与跳舞的舞字,就是一个字。巫就是舞,舞就是巫。跳舞不是一般的舞,不是为了文艺娱乐,而是具有很重大很神圣的、却又是对现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的意义,为了求雨、为了狩猎、为了丰收、为了打仗。我这里有一幅著名的仰韶时期的马家窑彩陶盆图,距今4500到5000年以前,纹饰的图样就是舞,群舞,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家手牵着手都在跳。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群体里面,起着团结、巩固、组织的作用。开始也许是乱跳,但后来很有讲究,怎么个跳法,如何动作,左右手怎么协调,前后进退,面部表情如何,用什么服饰,我们现在看非洲和太平洋群岛的原始部族,还穿戴着各种各样奇怪的面具、服饰在跳舞。

   通过这些活动使人的群体关系巩固起来,互相的分工也很清楚,谁跳什么,步骤如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在人的主观方面,则带有很大的激情、情绪、情感,所以跳舞可以跳得很迷狂。但里面又有理性的东西,有想象,有理解,有某种认识,有的时候是复现打猎的那种情景。那些技术和记忆,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动物所没有的人的心理形式即情理结构,在原始巫术活动中,培养发展出饱含理智因素(认识、理解、想象)的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构成后世讲求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总之,巫术舞蹈是最早的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远古的时候,是维系着整个群体生存、生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是在打猎、采集这些生产活动之外的精神活动。最初这种跳舞、仪式可能是人人参与,如马家窑那个彩陶盆所表现的(“家为巫史”),到后来就变成只能由王、君率领少数巫师来举行,也就是规范化、专职化了(“绝地天通”)。

   这样的活动有什么特点呢?很多人类学家,比如泰勒(Edward Tylor),弗雷泽(James Frazer),包括韦伯(Max Weber),都讲到宗教与巫术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巫术是强迫对象来为人服务。中国称之为呼风唤雨,通过人的活动,使各种东西为人所支配,而不是单方面的求拜。比如通过仪式,把箭射到画的牛身上,也许第二天就能猎到野牛了。这是通过人的活动去支配自然界。我记得1949年之前,大旱的时候还有求雨的仪式,乡民们把龙抬出来,叫作“晒龙王”。龙王主管降雨,旱热得不行,也把龙王抬出来晒晒,强迫龙王必须下雨:表面是求雨,实际上是通过人的某种活动(巫术)强迫“龙王”“天”下雨。

   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化人类学都强调巫术与宗教的这个重大区别,即在巫术中,人的活动的能动性非常突出、非常重要,巫术就是通过人的活动来产生某些所企望、所要求的结果,而并不是人被动地跪在那里向神、向天、向上帝祈祷。与此相联系的一点是,巫术里有神,但这个神是在活动中间、过程中间出现,跳着跳着就降神了。包括现在巫婆作法,也是念着念着好像神明就来了。神明是在过程中间出现,而不是一个什么固定的、很明晰的神明坐在那里等着人去求,神是在过程中来的。从而,什么神明来倒不重要,往往是很模糊的、多元的、不确定的,跳着跳着感觉就来了。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说,敬神的仪式比敬神本身还重要(见《古代中国思想的世界》),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礼不是仁,十分强调日常礼仪的神圣性,他的书名便是《孔子:即凡而圣》。巫、礼的神圣性都是在过程中、在活动中出现的。

巫术活动这种现象,所有民族都有,西方有,非洲、南美洲也有。但是只有中国很早就把它充分理性化地发展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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