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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寅:中日关系的历史分期与转折

更新时间:2022-05-04 16:17:03
作者: 武寅  

  

   内容提要 近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东汉到南北朝是第一个阶段,其特征是尊崇与怀柔;从隋朝到明朝初年是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赶超与因循;从明朝初年到日本明治维新是第三个阶段,其特征是挑战与转折;从“对等条约”的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第四个阶段,其特征是侵略与削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第五个阶段,其特征是对峙与再转折。这过程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在第三个阶段,第二次转折发生在第五个阶段。当前,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是第二次转折前特有的现象,也是双方势均力敌态势被打破、新格局形成之前的必然过程。

   东汉以来,延续了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由量到质的渐变过程。根据不同时期中日交往的不同特点,中日关系可以划分成五个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衔接和过渡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出现了两次大的转折。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每个历史阶段的形成、演变以及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探索历史性大转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一

   中日两国建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7年,即东汉光武帝当政时期。那时日本还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部落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日本列岛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部落国家。公元57年,列岛南边一个叫奴国的部落国家派使者携带礼物,渡海来朝见中国皇帝。光武帝赐给他一方金印,这是中国史书上记载最早的中日间“官方”交往。[1]

   除了奴国之外,一些有条件的部落国家也都不畏风浪,派使来中国通交。三世纪初,日本列岛上最大的部落国家——邪马台国,为了借助东邻强国的力量,于238年6月派使来到中国。邪马台国凭借其相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兼并了三十多个小国,但国内形势并不稳定。其最高统治者女王卑弥呼,是一个同时掌管着祭祀大权的女祭司。对倭女王派来的使者,魏明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他诏封女王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封其正使为率善中郎将、副使为率善校尉,赐以银印青绶。[2]这是历史上中日两国建立册封关系的开始,魏帝的册封诏书则成为最珍贵的见证史料。诏书中罗列了大量回赠物品,其中除了各种丝织品、珍珠、金、刀、铅丹等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铜镜百枚”[3]。来自中国的铜镜不仅成了以后日本贵族显示身份和权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了天皇制诞生后,代表天皇最高统治权的“三种神器”之一。

   得到了中国皇帝册封的邪马台国,以强大的中国为靠山,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内对外的威慑力。不仅如此,回赠物品的高技术含量和远高于所献礼品的昂贵价值,每一次都给邪马台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正是这种以朝贡名义进行的不等价交换给倭国带来的实惠,以及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技术和物质的需求,使倭国对与中国的交往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列岛后,其最高统治者“大王”很快就向中国派出了使者。在频繁的与中国交往中,不少杰出的使者和词句华丽的国书都源自“归化汉人”,即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故土,来到日本列岛的中国人。从4世纪末到5世纪末,有大量汉人为躲避内乱而进入日本列岛。他们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技术,而且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在与倭人的长期生活中,以及代表倭国与中国的交往中,他们都起着特有的积极作用。

   大和政权的先后五代大王“赞、珍、济、兴、武”,他们多次派出包括归化汉人在内的使节前往中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甚至主动请求赐予自己所希望的封号。第一代大王“赞”,于413年、421年、425年、430年遣使来中国朝献,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第二代大王“珍”,于438年遣使来华,表示愿意像前王一样,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册封关系。他要求南朝宋文帝授予他如下封号:“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宋文帝只给了他同前王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对于他觊觎朝鲜半岛的企图则未加理睬。第三代大王“济”,于443年、451年、460年三次派使来通交请封。第二次来时,他得到了前王想要而未得到的全部封号。到了第四代大王“兴”时,有关朝鲜半岛的封号又统统被中国皇帝拿掉,得到的封号只剩下一个“安东将军倭国王”第五代大王“武”,于478年遣使上表,请求的封号比第三代倭王济还要多,把朝鲜半岛的六国增加到七国。宋顺帝只是去掉了百济,其余的竟都答应授予。[4]五王时代之后,直到中国的隋唐时代,百余年间,两国的官方交往中断了。

   这一时期,由于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巨大,因而中日交往多是日方频频遣使,主动上门,向中国提出种种请求,希望借助中国的强大实力,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而中国则以其东亚国际秩序的核心地位和综合实力的绝对优势,对周边各国采取招抚和册封的政策。

   这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根据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尊崇与怀柔”。

   600年,在南北朝以后中断了百余年的两国官方交往重又恢复。这一年,倭国向隋帝国派出了首批遣隋使。之后,又于607年派出了第二批遣隋使。这一时期向中国派出使节的目的已经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其最明显的区别是,对中华文明的被动吸收与接受,开始转向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模仿。

   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派往中国的使节都经过了精心挑选。担任正使的往往是与王族有亲属关系的地方贵族,担任翻译的是归化汉人的后裔。使节团到达隋帝国都城后,向中国官吏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来学习的。随团的数十名僧人,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来学习佛法。此后,倭国朝廷派来的每一个使节团,都含有相当比例的留学人员。他们根据各自的学习任务,分散到各个领域,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以及宗教哲学等。他们的学习时间都很长,有的竟长达二三十年。在隋朝存在的短短30年里,倭国朝廷竟先后四次派出了使节团和留学生,其学习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从倭国使节递交的国书中也可以看出,与前一阶段请封时的谦恭态度相比,倭国的态度和立场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第二次遣隋使的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5]一种要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心情跃然纸上。前一阶段对中国的尊崇、请封、借力的仰视心态,开始转变为谋求与中国对等、不甘居下风、渴望超越的行为。

   当惯了天朝上国、一直视倭国为东夷下国的中国皇帝,看到这样的国书当然极不高兴,他命令鸿胪卿:“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6]第二年,倭国又遣使递上国书,国书中仍然以平起平坐的口吻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7]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往后,倭人开始称自己的大王为“天皇”。这一次,隋炀帝虽然不屑于看国书,但是对已经百余年未来朝见的倭国能够在自己临朝时主动前来朝见,还是表示满意,他特意派官员与回国的倭使同行,并对倭国进行回访。

   倭国朝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惊又喜,没有想到隋帝国会派使节回访,这使倭国统治者更加踌躇满志。为了展示对隋交往的诚意,他们专门择地,建造新馆,隆重接待隋帝国使节。隋使到达时,有官员专程去九州迎接;隋使前往新馆时,更有多名高级官员乘彩船30艘陪伴同行;上陆后,一路上数百人的仪仗队敲锣打鼓,热烈欢迎;隋使前往倭国都城时,又有高级官员率领的、由75匹五彩装饰的马匹组成的欢迎队伍前来迎接;最后,执政圣德太子以下文武百官,皆锦衣玉冠、穿戴一新,列队相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直到隋使呈上中国皇帝的诏书时,他们方才感到严酷的现实带来的一种失落感。因为隋帝并未以君主之礼对倭国平等相待,而是仍然以“皇帝问倭王” [8]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看待倭国,并且对其能够“远修朝贡”[9]表示赞许。这样的国书让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想要平等的愿望终归是愿望。因此,当隋亡唐兴后,倭国不但继续派遣使节和留学生,而且在得知唐比隋盛的信息后,学习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隋唐时代是日本集中精力学习和赶超中国的时代。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疆域进一步扩大,农业发展迅速,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人口增长迅速,到8世纪中叶,已接近5300万人,超过隋朝最盛时期。[10]手工业生产已成规模,不但形成了作坊,而且产生了行会组织。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繁华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这些都市已出现了邸店、典当、汇兑、存储等发达的商业活动。国际贸易空前活跃,从东北亚到南洋、印度、波斯、大食,远近各国商船聚集中国大型国际商港。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最多时达到十几万人。[11]

   唐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法制严密,机构完备,官制规范。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地球子午线测量、雕版印刷术等重大科技成就均为唐代首创、世界领先。唐朝开创了官修正史的先河,由朝廷设专职史官,负责撰修前朝的历史。

   从630年开始,到9世纪末唐朝灭亡为止,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8次,不仅在次数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而且在人数上也非以往可比。7世纪初,还是延续遣隋使的规模,派船一艘,人员一百人左右。以后逐渐扩大到两艘船,每艘一百二十人左右。8世纪以后增加到4艘大船,每艘150人。9世纪时船更大,人也更多,最多的一次,人数超过650人。[12]

   与遣隋使一样,为确保学习效果,遣唐使及随团留学生的挑选也十分严格。留学生要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知书达理,多才多艺,汉学造诣深厚,既能为本国增光,又能回国后学以致用,当选的多为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隋末派到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唐初回到日本。他作为归化汉人,对汉文化的精髓和日本的需求都有很深的理解。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化改新的政治顾问,是改革措施的主要制定者之一。654年,他因积劳成疾,在唐病逝,死在了遣唐使的岗位上。

   再如阿倍仲麻吕,19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717年随遣唐使团到达长安。10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规定的学业,他取中国名“晁衡”,并考取了进士,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第一人。他诗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赏识,还与著名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三次遣唐使到来时,他已在唐为官近20年,他上书玄宗请求回国。玄宗爱才,不准其归。当他在唐为官36年,已经55岁时,他再次上表请归。玄宗不忍再挽留,准其回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将其官职升为从三品。晁衡启程回国时,众多友人都来送行。在归途中,他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又从安南辗转回到长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770年,死于长安,享年73岁。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

   每一次遣唐使来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根据不完全统计,遣唐使团多次遭遇海难。如653年的第二次遣唐使团,途中遇风暴,船体破碎,一百多人中只有5人生还。733年的遣唐使团由4艘船组成,回国途中遭遇风暴,第四船被击沉,未能回归,第二船漂流到南海,副使辗转又返回了长安,第三船漂到了林邑国(今越南南部,顺化),人员或淹死或被土人所杀。804年的遣唐使团,第二船在赴唐时遇难。838年的使团,第三船在入唐时遇难,有140人未能够赴唐,等等。尽管如此,遣唐使团仍不畏惊涛骇浪,路途遥远,他们怀着执着的信念和使命,一批又一批渡海来到中国,认真考察,刻苦学习,融会贯通,把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检验这一时期日本学习和赶超的实际效果。

一个是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改革。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唐朝为样板,建立日本式的律令制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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