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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 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①

更新时间:2022-05-04 15:50:33
作者: 刘平青 (进入专栏)   姜长云  

   内容摘要:农民工培训是继农民工在城镇“准入问题”以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当前,农民工选择职业主要借助“关系网络”而较少从政府以及社会机构那里获得相关的信息,加之在企业为农民工提供培训不足以及适合于农民工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育滞后的情况下,农民工主观上渴求培训/旦他们在培训内容上显得有些迷茫,实际参与培训的动力并不足,特别是对于劳动强度大、报酬不高的技能培训兴趣淡漠在农民工缺乏培训动力的情况下,相应的培训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农民工培训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着力点在于让农民工在城市“进得来”、“留得下”、“住得久”。农民工“过客”心理的消除,必将带来他们潜在培训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关键词:农民工培训需求制度创新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培训是获取技术与技能最普遍和最主要的途径,已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实践所证实近年来,农民工培训问题已经引起社会较大的关注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10月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是由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第一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问题出台的权威性规划尽管对这一规划的实施效果,目前还无从评价,但中央政府首次将农民工培训提到战略高度,并纳入其工作范畴,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理论界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的研究并不多见农民工培训尚未成为农民工研究的重点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农民进入城市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流动特征以及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况等不同角度对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赵树凯,1995;宋林飞,1995;李强,1995,1999,2001;李培林,1997;陆学艺,2003〉学者们不遗余力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农民工模糊的认识②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认识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合理性之后,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有所改善,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城里人“油水分离”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换言之,继“准入问题”之后,农民工在城镇的“权益维护问题”凸显岀来,在制度性歧视面前,与农民工培训问题有关的“发展问题”研究难以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

   上述中央政府出台农民工培训规划,折射出另外的信号是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的紧迫性与艰难性。农民工培训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长期来看,广大的以务农为主的农民只有接受相应的技术与技能的培训,转变成现代工人,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村乃至中国的持续发展;从中国产品竞争力来看,在由大量没有或只有较少培训的农民工充当“现代产业工人”主体的生产领域,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将难以参与日益开放的世界市场的竞争;从整体上看,农民工作为个人存在着重新回到农村,成为以务农为生的农民,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全部回归农村因此,建立一套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培训机制势在必行。

   但是,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绝非易事。首先,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流动性、模糊性的庞大群体。人们称进城务工的农民为农民工,这是一个界于农民和工人(或市民)之间的概念从职业上说,他们已不再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从身份上看,他们的户口仍然留在农村,仍然是农民正因如此,目前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在行业与地域方面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技能现状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2002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9460万。从这个估算的数字看,农民工在人数上已经超过城镇有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如此大量的农民工,由谁来培训,培训内容是什么、培训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其次,农民工培训涉及的主体至少包括农民工、企业(及中介机构)与政府三个层面。其中,农民工大体可分为自主创业与就业两大群体,后者按就业部门又可分为正规就业准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等不同的类型③;企业包括农民工就业的企业以及农民工培训体系中的企业(及中介机构);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分为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和农民工流出地政府。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上述主体的参与意愿与能力缺一不可。这些因素决定了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近年来,不少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在农民工外出就业的规划、管理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各地面向农民工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发展之中。但总体而言,农民工仍是以“自谋出路”为主他们有什么样的培训需求?农民工现阶段的价值取向如何?这些问题,我们知之不多,而这些又是建立培训体系不可或缺的微观基

   (二)调查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特设计了一次实证调研。在对北京、浙江、湖北、安徽、广东等地进行走访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及研究小组于2004年7月〜10月,在北京市丰台以及浙江宁波奉化等地区作了问卷调查及跟踪研究问卷调查采取的是分层抽样法,共完成有效问卷483份。其中北京244份,宁波239份.之所以重点调查这两个区域有两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笔者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对上述两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在这些地方具有较好的“人脉基础”,这是开展实证研究不能缺少的;跟踪调查效果好,但要求研究者时间上能够保证,能够较长时间地观察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因此选取北京作为调查点有时间上的考虑,选取宁波作为调查点便于对比分析。客观方面:丰台是北京外来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外来流动人口大约有32万人,广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北京“浙江村”就在这里而宁波是浙江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辖区奉化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包括浙江籍与非浙江籍农民工④

   在北京调查的企业全部是服装企业,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北、四川、湖南、安徽、广东、江苏、广西、山东、江西、河南等省。在宁波市调查的企业分布在食品、木制品、气动元件、塑料服装等行业,农民工主要来自浙江、河南、陕西、湖北、安徽、四州、山东、江西、重庆、河北、贵州、山西等省。以下是两地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其一,农民工性别组成,北京“男性居多(67.6%)”;宁波“女性居多(57.3%)

   其二.农民工年龄结构.北京“以21岁〜30岁为主(53.7%).20岁以下(23.4%)和31岁~40岁(23.4%)的纺锤形分布”;宁波“以21岁〜30岁为主(48.5%),偏向年轻化(20岁以下占32.2%),且年龄范围大(31岁〜40岁占16.7%,41岁〜50岁占2.5%)

   其三,农民工婚姻状况与年龄结构相一致,北京“已婚占50.4%,未婚占49.6%”;宁波“已婚占41.8%、未婚占57.7%"

   其四,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无论是北京还是宁波都是以初中为主,但宁波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其中,北京“初中占70.9%,中专或高中及以上占9.8%,小学及以下占19.3%”;宁波“初中占48.1%,中专或高中及以上占31.8%,小学及以下占20.1%”。

   其五,农民工在外打工的年份,北京形成了“长、中、短均匀分布的结构”,其中,10年以上占13.5%、8-10年占25%、5~7年占25.4%、2~4年占28.3%、1年左右占7.8%;宁波以“短、中为主”,其中,1年左右占9.2%、2-4年占45.5%、5-7年占33.5%、8-10年占8.4%、10年以上占3.3%。

   其六,农民工每年在外打工的时间,北京以“候鸟式”为主,其中,每年工作3个月以内占2%、3〜6个月占24.2%、7-9个月占38.5%、10-12个月占35.2%;宁波以“常年式”为主,其中,每年工作10~12个月占76.2%,7~9个月占21.3%、3-6个月及以下仅占2.5%。

   综上所述,两地农民工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北京“男性居多、年龄以21〜30为主的纺锤形分布、已婚者过半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在外打工年份较长,现在每年以候鸟式工作为主”;宁波“女性居多、年龄以21〜30为主但偏年龄化、未婚为多数、在外打工年份不长,现在每年以常年式工作为主”。导致两地农民工特征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不能忽略,即在宁波务工的农民工中浙江籍居多。⑤

   需要指岀的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之大,分布行业与区域之广,本文的描述性分析的局限性在所难免较大样本量的规范性研究有待完成

  

   二、渴求与迷茫:农民工培训需求的特征分析

  

   (一)关系网络与农民工的职业选择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本来只许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获准能够从事非农业生产了,虽然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但农民的非农业生产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之下,例如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并没有改变,农民进城务工不容许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裹足不前,他们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自发地向二、三产业转移,于是就有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就大量出现了。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家庭或家族纽带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或家族纽带,以其丰富的内涵、多彩的形式和多元的弹性结构,表现出跨越时空的经济社会功能一定情况下,它可以结成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线,包括拟亲缘地缘关系在内的关系纽带,甚至编织成强大网络。大量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要素可以通过关系纽带交换或流动,这在一定环境中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保证资源的获得。农民工正是以这种关系纽带为依托,在亲友相携、同乡牵引下,相继离开家园到城市谋生创业家庭或家族纽带在农民工社会流动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流动决策的依据。由于不同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且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真正影响流出决策的信息是通过家庭或家族纽带传递的,纽带中人主要是家人亲戚、朋友、同乡等。这种渠道传递的信息一般比较具体,例如,在什么地区,大概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收入水平和工作生活条件如何等等其次是农民工牛存发展的基础.作为社会流动人员.农民工旅居他乡.寄人篱下.生活动荡不安。他们无时不感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与压力,甚至不时面临城市的“清理”⑥,唯有以家庭或家族纽带为依托,凝聚成团,集结成网,才能互助谋生以及维护自身利益 。

  

在表1中,回答“亲戚、熟人的介绍”中,北京的农民工占65.2%、宁波的农民工占43.9%,都排在第一位在宁波,居第二位的是“工厂到家乡招工”。调查得知,这种招工一般也通过老员工特别是企业管理者在家乡进行的。宁波华美木制品公司,是一家从事出口业务的木制品生产的外贸企业,担任企业副经理的是安徽人,在公司的几次招聘中,他回家乡将他的哥哥、嫂嫂及其它同村人30余位招进企业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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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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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经济研究 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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