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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天地境界说——冯友兰

——《蒙培元全集·心灵超越与境界》第二十一章

更新时间:2022-05-04 15:10:57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把人看成是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中的人。他所谓社会,虽然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社会,但就实际内容而言,则是指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的社会组织,而不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当代新儒家之不同于传统儒家,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此。他虽然自称是“接着”程朱理学讲,但他决不是简单地继承理学,而是试图在儒学与近代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正是在这个时代意义上,冯友兰先生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人性?这是中外哲学家们长期争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冯先生指出,人性有两种意义,一种是逻辑学的,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一种是生物学的,即“生之谓性”。他所主张的是逻辑上的人性。他所谓逻辑上的人性,就是指人的社会性。在他看来,社会性是人性所涵蕴的,人性即包含社会性。“人的性涵蕴有社会,是社会底是人的性。”“人并且能觉解是社会底是人的性。”[9] 他所谓道德境界,就是人对他的社会性的觉解,这种觉解对于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方哲学比较重视个人,其中有一派认为,人生来都是个体的人、自由的人,但社会压迫人的个性和自由。主张从社会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中国的儒家哲学则与此相反,它强调人的群体性和整体性,认为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当然,这里所谓社会群体,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社会集团,而是古代农业社会中以家族为核心的群体。在这个问题上,冯先生维护了儒家学说,并批评西方有一派哲学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的说法是“不知性”,是“错误的”。但他决不是主张回到古代农业社会的家族群体,而是在近代社会的意义上谈论群体的。因此,他并没有否定人的个体性,如同他不否定人有功利境界一样。只是在他看来,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超越了功利境界。有了道德境界,就能够自觉地为社会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要他自觉到为社会而工作,同样能获得个人的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

  

   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也重视个体性,但道家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而反对个人功利;佛教哲学中的禅宗也讲“自在人”,但同样强调精神超越。主张个性自由者强调自我,主张精神自由者强调超越。儒家一贯重视社会群体性和整体性,但也强调自我超越。冯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他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把社会性归结为道德性,因而有道德境界之说,这是符合儒家一贯精神的,同时又具有近代意义。

  

   但是,人既有自然性的一面,又有社会性的一面。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方面,社会要尊重个人;另方面,个人要服从社会。究竟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现代新儒家包括冯友兰先生还没有提出更明确的解决方法。

  

   三、天地境界与宗教问题

  

   在四种境界中,最值得重视也最富有哲学意义的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不仅是四境界中的最高境界,而且是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的最后完成。只有进到天地境界,才算真正实现了最高理想,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由于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因此他又称之为“圣人境界”。

  

   天地境界,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同天”境界或“天人合一”境界。这里所谓天,就是“大全”。“大全”作为冯先生哲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指的是宇宙全体,也是具相中之共相。他所说的宇宙,不是自然科学所说的宇宙。这里所说的宇宙,是一个纯粹哲学的概念,虽然有时间空间的意义,但它是一个最高的抽象,宇宙就是永恒的存在。“大全”是无限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也是永恒的,无所谓开始,亦无所谓终止。“大全”与另一个重要概念“道体”有相似之处,但“道体”是从流行说,表现为运动和变化,“大全”则是从存在说,它是永远存在的,它就是永恒。

  

   每一个自在体系的哲学家都有一个最高的概念,如同康德有“物自体”、黑格尔有“绝对精神”、存在主义有“存在”、道家有“道”、儒家有“太极”一样,冯友兰哲学也有最高概念,这就是“大全”。“大全”也就是最高存在。

  

   在冯先生看来,“大全”不仅高于自然,而且高于社会,同时却又包含了自然和社会。人本来是“大全”的一部分,但是人不仅能觉解其中“大全”的一部分,而且能“自同于大全”,与之没有区别,这时他就进入了天地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他自己就是“大全”,“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的分别,对于他已不存在。就人的形体而言,他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的心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在精神上却超越了有限的自我,进入了“浑然与物同体”、“与物无对”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也是一种精神的“创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天地境界具有超社会、超道德的意义。哲学形上学是研究人的,人固然是社会的人,因而有道德境界;但人不但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宇宙的人。作为宇宙的人,他应该有而且能够有更高的境界。天地境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天地境界是就人和宇宙的关系说的。”“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天地境界是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这个更高的观点是什么呢?……叫‘大全’。”[10]“大全”就是宇宙,也就是无限和永恒,追求并实现无限和永恒,这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这种超越性,可以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具有美学意义,是一种超伦理的审美境界;另方面,它具有宗教意义,是一种超社会的宗教精神。其实,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的,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就美学意义而言,“同天”境界也就是“乐天”境界,它不仅是一种理解和认识,而且是一种体验和快乐,是一种最高的精神愉快。这也就是人与自然合一、主观与客观合一的审美体验。儒家特别是理学家,都把“圣人之乐”、“孔颜之乐”看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乐”也是一种最高的审美体验。人们把儒家哲学说成是美学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作为新儒家的冯友兰,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只是理学家并没有把天地境界与道德境界区分开来,没有把美的体验和善的直觉区分开来,而是在真、善、美的朴素的合一中求得一种整体境界,而且以道德境界为核心。冯友兰则作了区分。他把人与自然合一、主观与客观合一的直觉体验看成是超越道德境界的审美境界,即天地境界,因而作出了重要发展。“同天”境界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但却是可以体验的,这种体验就是“乐天”。

  

   就宗教意义而言,“同天”境界也就是“事天”境界,就是说,它具有宗教实践的某种意义。他主张,对宇宙万物要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持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同情”和“态度”,可说是具有宗教情感的成分。实际上,他所说的“乐天”,更接近于宗教情感,是合美学与宗教而为一的审美体验,是一种精神享受,并不是通常所谓美感体验。

  

   我们说,冯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具有宗教意义,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宗教。他明确论述了宗教与哲学的区别,指出天地境界不同于宗教境界的地方在于,宗教是建立在信仰之上,天地境界则是建立在知解之上,宗教以上帝为宇宙主宰,天地境界的人则自觉其“我”就是宇宙的主宰。正因为这种境界建立在最深刻的知解之上,即建立在理性主义精神之上,所以它又不是宗教崇拜和信仰,而是人的自觉。由于他能自觉到“我”就是宇宙大全,因而能作宇宙万物的主宰,从这里可看出精神“创造”这一主体思想。

  

   但是他又认为,宗教和哲学具有共同的目的和任务,需要解决同样的问题。“神话和宗教,其目的和作用,都在于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知道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从其中可以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也正是哲学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哲学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先对于自然有一种更深一层的理解,持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11] 天地境界是一种超越,也是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这种超越的实质就是达到无限和永恒,这种“安身立命之地”就在于与宇宙同在,与“大全”同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宗教精神。只是这种超越必须建立在理性“知解”或“理解”之上,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信仰。

  

   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中外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同的哲学家,对此各有不同的回答。中国儒家哲学虽然不能被归结为宗教,但是确实具有宗教的功能,起过宗教的作用。在新儒家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则有不同的态度。梁漱溟是反对宗教的,认为儒家不需要宗教。但继承和发展了熊十力思想的牟宗三,则提出“既道德既宗教”的道德形上学,明确主张哲学最后必须与宗教相通。冯友兰作为新儒家中最具理性主义特色的代表人物,并未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与宗教相通,但是在他的关于天地境界的学说中,确实表现了超社会、超道德的宗教精神,这是他的境界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天地境界具有宗教意义而又不完全等同于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要在现实人生中实现超越,而不是求得来生或彼岸的永恒。照冯先生所说,天地境界中的人,一方面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社会,因而不同于一般的人,但另方面却又在现实中生活,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也要尽道德义务,而道德义务就在平常日用之中。只是由于这些事对于他具有一种“全新”的意义,因而能得到最高的精神享受。这就是他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对于同样一件事,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做起来,由于“觉解深”、“眼界大”,便另是一种意义,另是一种气象。这种意义和气象,当然需要学养功夫,但又不是有意为之。所有这些说法,确实体现了儒家哲学的精神,但又不同于传统儒家。这不仅因为,他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化、条理化的分析,因而更具有理性精神;而且因为,他在建立这一体系的时候,还负有一种历史的使命,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旧邦新命”。所谓“旧邦”,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近代化和现代化。他所说的天地境界,则是现代社会的人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即“觉解深”、“眼界大”,能自觉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

  

   四、存在与认识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存在和认识的关系问题。

  

照冯友兰先生说,人的境界“是一个关于认识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12]。天地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永远是认识的问题,不是存在的问题。存在只能在时间空间中存在。在新理学体系中,只有“实际”和实际的事物是存在的,而“真际”则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由抽象方法分析出来的,因此属于认识的问题。但是,他又认为,“‘真际’就存在于‘实际’之中,不在其外,不在其先,也不在其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真际’就是‘实际’,也可以说‘实际’就是‘真际’。”[13] 他认为“大全永远是存在底”。因为“大全”作为“无外”的宇宙全体,就是大化流行的“道体”,在流行中存在,并且永远存在。它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也是“真际”和“实际”的统一。既然天地境界就是“自同于大全”,这就不仅是一种觉解和认识,而且达到了一种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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